新聞標題【民報】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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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

2018-01-11 15:25
從1977年開始,教28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圖/創用CC授權)
從1977年開始,教28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圖/創用CC授權)

這年頭,很多人都在哭窮。北大新聞學院兼職副教授周憶平(即著名的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阿憶),在博客上公佈了在北大的工資單,他的月工資為4,786元。阿憶抱怨說,這點工資少得可憐。

其實,這份收入遠遠高於其他大學中同級別的教師收入。北大畢竟是政府重點扶植的「最高學府」,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門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經費。而剛剛成立不久的新聞學院,教師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準。阿憶也承認,有些「開源」能力比較弱的系科的正教授,也拿不到此數目的工資。

阿憶在北大僅僅是兼職,每週也就兩個課時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飛來飛去,穿梭於各地電視臺的演播室裡。阿憶究竟花多少的時間在北大的教學工作上,只有他的學生知道。這年頭,即便是大學裡那些全職的教師,也沒有多少人真正掏心掏肝地對待學生,更何況只是兼職的阿憶呢?這年頭,也沒有多少學生對他們的教授肅然起敬,教授們爭先恐後地往錢眼裡鑽,或爭博士點、或拿專案、或到校外兼課,「傳道、授業、解惑」的天職早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照我看來,阿憶在北大的工資並不低。但阿憶卻對工資深表不滿,因為他有一個迥然不同的參照系。在素有「黃金行業」之稱的電視界,過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對這點收入根本不屑一顧。據阿憶說,他在電視台任職,月收入至少可以達到8萬元以上,他在北京購買的豪宅亦價值數百萬,開的是豪華的別克轎車。北大的這點工資,連養車都不夠,哪裡能讓他維持如此高標準的生活方式呢?

阿憶的哭窮,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鳴。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蛻變成這個時代最無恥的人。在這些名動天下的教授當中,有歌頌皇權鄙視民主的海歸博士,有受寵若驚出席北韓使館招待會的金家王朝粉絲,有宣稱官僚越腐敗,則經濟越有活力的經濟學家,有論證鄉規民約比現代法治更好的法學家。北大已經由「常為新的、與黑暗勢力作戰」的「中國的良心」,淪為官與商的幫兇、幫忙與幫閒。北大像吸血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耗費著巨額的民脂民膏,卻不曾想過應當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為深陷于苦難中的同胞做點什麼、說點什麼。昔日,我曾經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今天,我卻為此而感到深深的恥辱。

就在「北大教授哭窮」成為網民和媒體爭議話題的時候,我卻看到另外一則關於一位小學教師的新聞。

劉念友,重慶市開縣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學教師。開縣是全國聞名的貧困縣,北斗村是開縣郭家鎮北斗地區最偏遠、最貧窮的山區,北斗村小學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兩個多小時。在當地老師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背了時都莫到北斗去。」劉念友卻主動申請到這個「鳥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個學校就他一名教職工,要教一個三年級的所有學科,17名山裡娃。

這份工作未必比阿憶在北大的工作簡單。開學第一天,劉念友的心就被孩子們深深震撼了。「本以為開學這天,娃兒再窮也要穿得光光鮮鮮的,可他們一個個都像叫花兒。幾乎所有孩子都穿著極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幾截,有的能明顯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數沒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帶20塊錢來交學費。」劉念友當即從口袋裡摸出僅有的200多元,幫幾個學生交清學費。當天放學後,他又匆匆趕回家,從家裡僅存的300多元中拿出150元,為幾個貧困生買文具、買衣服。「總不能眼看自己的學生因為沒錢而輟學吧!」

劉念友在北斗村小學全職工作的年收入,還比不上阿憶先生在北大兼職工作的月收入。誰更窮呢?阿憶教授在網路上高調哭窮,劉念友卻如春雨潤物默默無聲。有人說,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之間,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學識不同,精英與大眾,也許就應該有這樣大的差異。北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甯不就說過——如果北大教授個個都有了別墅和豪華轎車,中國就實現了現代化嗎?至於劉念友們的命運,那些高傲的教授們,是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在一對兒女的眼中,劉念友是一個狠心的爸爸。兩個孩子先後考上大學,父親並未給他們準備充足的學費。兩個孩子在學校裡連吃飽飯的錢都沒有,只好在學校的食堂裡打工,才換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 但是,在劉念友教書的班上,在他的學生們眼中,劉老師卻是一位「很有錢」的老師。劉老師經常幫助那些家中十分貧窮、繳納不起學費的孩子,甚至連很多孩子的生活費以及生病了買藥的錢,都是由劉老師支付的。從1977年開始,教28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久而久之,學校裡的同事和家人們發現,劉念友在週末和寒暑假經常「人間蒸發」,沒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裡去了。一次偶然的機會,北斗村中心校校長發現,劉念友的耳朵背後全是黑色的煤汙。經過一番盤問,他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劉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礦下井挖煤,靠挖煤換來的錢資助班上的學生。

後來,一位記者跟隨劉念友下井,他這樣描寫劉念友一天的挖煤生涯:「清晨7時,開縣郭家鎮麒龍煤礦主井。天還沒亮,48歲的劉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著電瓶、頂著礦燈,行進在狹長的主井甬道中。頭頂不斷淌下的水滴很快將衣服淋濕,空氣也越來越差,鼓風機巨大的轟鳴聲在井下迴響。20多分鐘後,他們來到距洞口1,500米處的東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間矮,要彎著身子才能活動,地上堆滿先前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濕悶熱的空氣中彌漫著濃重的原煤氣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礦燈照射下,劉念友迅速地躺在地上,嫻熟地用鑿子,鑿著頭頂上方的煤層。煤塊鬆動,煤渣掉在淨是汗水的臉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鑿。20分鐘左右,他就地休息兩分鐘,繼續。」


一次偶然的機會,北斗村中心校校長發現,劉念友的耳朵背後全是黑色的煤汙。經過一番盤問,他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劉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礦下井挖煤,靠挖煤換來的錢資助班上的學生。(圖/創用CC授權)

這樣的高強度勞動,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能夠承受的。我建議阿憶教授去親身體驗體驗,他就知道僅僅靠嘴皮子吃飯,實在是太容易了。劉念友卻這樣幹了一年又一年。與劉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農民工,都很佩服劉老師的吃苦精神,同時他們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個老師,是個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為什麼還要來井下受這份罪,掙這點錢用命來換的錢呢?」然而,正是靠著這筆用生命換來的錢,劉老師才讓所有的學生都完成了所謂的「義務教育」。

劉念友從來沒有哭窮,即便他大聲哭窮,也不會像名人阿憶教授那樣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劉念友一邊在暗無天日、危險重重的井下挖煤,一邊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說,知識能夠改變命運;阿憶教授卻在心安理得地哭窮,因為他傲慢地認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該只有這麼少的工資,儘管北大副教授的職務,只是他的一份兼職,他在電視台的那些肥缺並沒有統統辭去。

富人總是感到不足和不滿,窮人卻自己動手改變現狀。劉念友便是魯迅所稱讚的「埋頭苦幹的人」和「拚命硬幹的人」。我不知道阿憶在面對劉念友的時候會怎樣。想來,這位有巧舌如簧的電視人,在公眾面前會虛情假意地讚賞劉念友一番,然後又在背後說,這個時代怎麼會有這麼傻的人!

阿憶說出了許多北大教授的心聲,他們只是希望能夠分配到更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經不再為弱勢群體而呐喊,他們只為私利而呼籲。北大不幸地變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一群自私的老師,將一群全國最聰明的學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這些年來,北大不斷伸手向社會「要」,卻從來沒有想過如何以文化和科學的創造,以及對公平和正義的捍衛來回饋社會。

北大教授阿憶和小學教師劉念友,一個人高居金字塔的頂端,一個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不是像周憶平這樣學識淵博、口吐蓮花、食有魚出有車的高級知識份子;而是像劉念友這樣默默無聞、春蠶吐絲、擔起黑暗閘門的普通公民。

(責任編輯:Elino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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