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自由主義的皮,國家主義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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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皮,國家主義的骨

讀韓戍《儲安平傳》

2017-04-14 12:12
儲安平一生的命運,充滿強烈的辯證性。那是一個依違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國共鬥爭風暴下選邊押注的不歸路。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儲安平一生的命運,充滿強烈的辯證性。那是一個依違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國共鬥爭風暴下選邊押注的不歸路。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僅僅憑藉這一句話,即便在反右運動前夕的大鳴大放中沒有說出讓毛澤東龍顏大怒的「黨天下」言論,後人也足以將儲安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先驅者和未卜先知的預言家。

一個悲劇的「觀察家」,一本熱門的《觀察》雜誌

然而,人們卻忘記了一個明明可見的事實:儘管儲安平在國共內戰之前,就已經準確地區分出同樣源自蘇俄列寧傳統的國民黨是威權主義、而共產黨是極權主義,在1949年政權更迭之時,他卻選擇留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那麽,儲安平為什麼寧願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自由的國度呢?這個「新中國」對他究竟有什麽吸引力呢?他為什麼欣欣然地接受新政權賜予的全國政協委員、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光明日報》總編輯等「不大也不小」的職位,直到在暴風驟雨般的「反右運動」中被毛澤東點名視為「向黨倡狂進攻」的「敵人」、然後淪為萬劫不復之「賤民」?

這些疑問,在文革的腥風血雨中「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儲安平,不可能親自作出回答。但回答這些問題,有助於解釋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為何徹底失敗。韓戍在《儲安平傳》嘗試代儲安平作出回答:作為儲安平傳記作者的韓戍,竭澤而漁地收集了關於儲安平的各種史料,索隱發微,耙梳出傳主若干不為人知的早年行狀以及在其事業頂峰期——也就是主編《觀察》雜誌期間——思想變動的脈絡。當然,也包括儲安平與中國知識界不同派系之間的複雜關係,比如胡適與儲安平始終關係疏遠。

儲安平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是1946至1949年《觀察》雜誌成為知識界航標燈的那幾年。有了《觀察》,儲安平才找到人生絢爛的舞台,「雜誌的約稿、審稿、編輯、出版,儲安平全部親力親為。諸如調度款項、核對賬目、人事管理、購買紙張、設計封面、招徠廣告、校閱大樣以及一切對外事宜,儲安平更要親自過問、處理。」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如同井泉般噴湧而出。

他是民族主義者,更甚於自由主義者

除了那些出於記載歷史真相的責任感而給希特勒、史達林等公認的邪惡人物寫傳記的作家之外,很少有人願意爲本人不喜歡的人物寫傳記。韓戍寫儲安平,當然推崇儲安平的精神氣節、道德人格、價值關懷和擔當精神——在刀刀見血的「反右運動」中,許多平時道貌岸然的高級知識分子,上演了一齣齣互相告密、彼此揭發、夫妻反目、父子陌路的醜劇。而儲安平是少有的「質本潔來還潔去」者,雖然他不得不自我檢討,但始終拒絕拉其他人下水、不以攻擊他人爲自己尋求出路。

但是,韓戍也作出了不同於以往學界對儲安平的「自由知識分子」之定位,他更傾向於將儲安平視為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在五四以後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潮流中,儲安平未能對這一思潮有所甄別和反思。韓戍認為,儲安平的悲劇命運,「並非因堅守自由主義,而恰是對自由的堅持不足,才成為國家祭台的犧牲品」。這一論斷,乃是本書的「文眼」所在,讓讀者從儲安平的個人悲劇審視和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被民族主義俘獲的普遍命運,繼而找出如何抗拒民族主義毒素的方法。

 

儲安平向來被視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源泉之一。韓戍卻認為,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並未超過歐美中學公民課本的水準,在儲安平的思想結構中,民族主義的成分高於自由主義。或者説,對儲安平而言,自由主義只是工具和手段,民族主義才是理想和目標——這樣的一條道路,從晚清時候嚴復致力於「尋求富強」就開始了。五四張揚的「民主」與「科學」,在那代知識分子心中不過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到了1930年代,讓德國和義大利一夜之間脫胎換骨的法西斯主義,成為從蔣介石到蔣廷黻、儲安平都願意「拿來」為我所用的靈丹妙藥。從儲安平對1936年德國奧運會的熱情歌頌,以及對希特勒和納粹黨復興德國的「豐功偉業」的艶羨中,可以看出儲安平的心靈已被狂熱的民族主義所征服。

儲安平為何歌頌納粹奧運會?

1936年,儲安平以記者的身分,隨中國代表團到德國報導柏林奧運會。在二戰全面爆發之前,中德關係頗為親密,蔣介石聘用德國顧問幫他打內戰,其嫡系部隊的訓練和武器都來自德國。到柏林的中國代表團中,沒有一個能摘金奪銀的運動員,卻陣容龐大、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國民政府希望以此向希特勒示好,換取希特勒在軍事上對中國的支持,誰說體育跟政治無關呢?

儲安平一到柏林,所見之場景讓他心曠神怡。他激動地寫道:「歡呼震天,國旗飄揚,這種熱烈的情緒和親愛的空氣,真是令人感動得要掉下淚來。」他的報導彷彿是照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文稿:「在這一個會裡,在這一個世界運動會裡,我們沒有國家的鴻溝,沒有種族的歧視。這一個大會最大的精神是『和平』和『友誼』,和平裡包括秩序,友誼裡包括道德。」對此,韓戍在傳記中嚴肅地指出:「儲安平的判斷是『致命的外行』。」

其實,觀察和評論柏林奧運會,並不存在「內行」和「外行」之區別。那場奧運會不單單是體育的競技,更是納粹的集體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展示。儲安平所看重的,居然是德國民眾崇拜領袖,熱愛國家,處處體現出一種所謂的「日爾曼精神」。儲安平對當下德國的讚美,可以看作是對未來中國的期望,如韓戍所論:「儲安平歌頌納粹德國,實際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德國在短短二十年內由弱變強,儲安平自然聯想到中國的命運。……中國要擺脫近代以來積貧積弱、屢遭列強欺辱的命運,是不是應該效仿德國,需要出現一個希特勒式強有力的領袖?」這個領袖,一度是蔣介石;而當儲安平對蔣介石失望之後,又將希望投射到毛澤東身上。這是他日後選擇留在「新中國」的重要原因。

蔣介石以下多士,都是法西斯的粉絲

這種向希特勒和納粹黨「取經」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朝野是相當普遍的思潮。蔣介石在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訓誡中,屢屢強調要向德國學習。蔣介石與希特勒多次互贈禮物,以表達傾慕之情。中國的報刊大肆鼓吹法西斯主義,呼籲蔣介石成為「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知識界更是認為:「日爾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實爲醫治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等社會痼疾的良方。」由此,蔣廷黻、錢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毫不困難地從自由主義轉向支持個人獨裁,擁護威權政府。儲安平一向標榜特立獨行,卻未能避免此一思潮的侵蝕。

在民族主義激情蕩漾之下的儲安平,忽略了納粹的種族歧視和破壞民主的政策。奧運前夕,納粹頒佈兩項新法規:一條是廢除《入籍法》,開除魏瑪共和國時期入籍的猶太人的國籍,並沒收其財產。另一項法規是《黨禁法》,禁止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的活動。被迫流亡海外的德國作家海因里希·曼痛斥柏林奧運會:「一個建立在強制勞動和奴役大眾基礎上的政權,一個積極備戰而只靠宣傳謊言而存在的政權,怎麼能尊重體育運動和運動員呢?請各位相信我的話,那些去柏林的運動員只能成為那個以世界之主自居的獨夫民賊的角鬥士、階下囚和笑料。」很不幸的是,雖然不是前去參賽的運動員,到柏林朝聖的儲安平亦淪為海因里希·曼所説的「獨夫民賊的角鬥士、階下囚和笑料」。

一個離開故國,一個飛蛾撲火,儲安平與真正代表自由、民主、人權精神的海因里希·曼擦肩而過。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如同根基淺薄的風中蘆葦,隨風而倒,自由並沒有成為他的最高信仰,如韓戍所論:「只要可以使中國浴火重生,即使政治上的自由暫時受到壓抑,亦非不可容忍。即使個別弱小民族受到排斥,似乎也無關民族解放的宏旨。從儲安平的奧運採訪錄上,絲毫看不到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影子,此時他思考的落腳點只是國家民族的命運。」民族主義的魔咒緊緊套在儲安平頭上,一直到他在「反右運動」沉入社會最底層,看到中國社會的真相,他才奮力掙脫,可惜那時他連可以記錄下思想變遷的紙和筆都被剝奪了。

胡適為何不喜歡儲安平?

從《新青年》到《獨立評論》、《新月》等民國的政論雜誌都是「同仁」刊物,而《觀察》堪稱儲安平一個人產下的「寧馨兒」——沒有儲安平,就沒有《觀察》。《觀察》將學界和輿論界最出色的作者一網打盡,將這些熠熠生輝的珠子串連起來的,正是儲安平這個此前並不顯山露水的人物。韓戍指出:「《觀察》雖然是全國知識分子的公共論壇,卻也是儲安平一個人的雜誌。年僅三十七歲的儲安平就像一個舵手,決定著刊物的立場、風格和思想傾向。」一時之間,儲安平成為「天下誰人不識君」的名人,不同政治立場的政界要人和知識分子,都訂閱同一本《觀察》。

儲安平也操刀上陣,親自撰寫政論文章。學者謝泳評論説:「儲安平的《觀察》政論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他不僅奮筆疾書,還低眉順首地向名家組稿,多次向仰慕的胡適約稿。但胡適只為《觀察》寫了九個字:「要那麼收穫,先那麼栽。」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學者程巢父評論説:「胡適用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別人相信這句話的道理……從這九個字來看,再考慮到儲安平的時政觀點及《觀察》的編輯風格和內容,我以為胡適對《觀察》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

胡適與儲安平的分歧,至少有三個方面: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對學潮的態度以及對美國的看法。首先,胡適與儲安平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不同。胡適認為,雖然國民黨政治腐敗,卻在逐步妥協,有讓渡出部分政權給大家分享的姿態。知識分子應當有足夠的耐心允許政府改進。胡適對國民黨有尖銳批判,也有「同情的理解」。儲安平則認為,必須更嚴厲地批判國民黨政府,在《觀察》被正式查禁之前,他撰文指出:「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儲安平對國民黨已完全失望乃至絕望。

校園赤化:1930年代以後學潮變質的真相

其次,胡適與儲安平對學潮的態度不同。胡適多年在大學任教,對校園政治生態有深切洞察,早已發現學潮並非如參與者炫燿的那麽「大公無私」。1920年代中期以後以「愛國」和「抗日」爲旗號的學潮,大都被共產黨利用爲政治鬥爭的工具,養成一代人乖張、戾虐的破壞性性格,大學的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亦受嚴重傷害。反之,儲安平對學潮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一味讚美學生的愛國熱情,從未深究學潮背後的黑幕。儲安平在慷慨激昂地發表言論時,沒有想過「多少熱血青年可能會因為閱讀了《觀察》的檄文,而投入到瓦解這個政府的行列?」

這本傳記引用一個發人深省的個案:1947年,大學生林牧讀了《觀察》的文章,專程到上海投奔儲安平,儲安平卻説:「現在像你這樣的進步青年很多,我愛莫能助。」次年,林牧轉而投奔延安,後來成為胡耀邦的秘書。林牧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折磨,最後以異議人士的身分走到生命的終點。晚年對左傾思想痛定思痛的林牧,若是回顧青年時代引導其走向左傾之路的《觀察》雜誌上的文章,一定會有與青年時代截然不同的評價。

第三,胡適與儲安平對美國的看法不同。一言以蔽之,胡適親美,儲安平反美。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是當年最清醒、最有遠見的外交家,在訪問中國後寫了一份《訪華報告》,揭露蘇聯的對華陰謀和在東北肆意危害中國的所作所為,並為美國設計出一個合理而可行的援華方案。儲安平因其民族主義情緒與極端痛恨國民黨政府,在〈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一文質問:「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而胡適對蒲氏訪華報告的評價卻客觀、允當、高明得多:「我覺得蒲立德的〈訪華觀感〉寫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對中國最近廿年來歷史的演變看得十分清楚,批評得很公道。」

總而言之,在胡適看來,《觀察》看似中立、客觀、理性,實際上其立場卻是「中間偏左」,幫助共產黨打擊國民黨,讓中國失去漸進改良的機會,而陷入革命的殺戮之中。

自由主義能對抗民族主義和功利主義嗎?

儲安平不屬於「紅得發紫」的延安知識分子群體,但他深受民族主義、富國強兵理想的誘惑,仍將砝碼壓在中共身上。儲安平主持《觀察》筆政期間,在社論中指出,即使被視為共產極權的國家蘇聯,至少在維護民族尊嚴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那麽,共產黨若是能領導積貧積弱的中國重振雄風、報仇雪恥,未嘗不可依附之。在這個意義上,「儲安平的自由觀不以個人為終極價值,而是認為自由的目的是促進國家的進步。這種功利主義的自由觀決定這樣的意識:自由並非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國家的進步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由便是可以取捨的某種價值」。這是儲安平思想中的致命弱點。

其實,這不僅是儲安平一個人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全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需要跨過的一道「鐵門檻」。英國學者愛德蒙·佛塞特(Edmund Fawcett)在《自由主義》一書指出,在自由主義者的功利主義上,存在著與此相關的難題:在不惜葬送公民尊重的情況下,可強行取得多大的社會進步?在為多數人著想的情況下,可把一些人的利益犧牲到何種程度?1945年後,自由主義更直接面臨一種無法接受的傷害,即國家、市場、社會的集體力量能以進步之名加諸於個人身上的傷害。自由主義能夠戰勝這些挑戰和質疑嗎?

從春風得意,到非人生活

在儲安平這裡失敗了。中共政權剛剛建立時,一度准許儲安平將被國民黨查禁的《觀察》復刊,以此顯示共產黨治下的言論自由狀況優於國民黨。但是,時代背景已發生巨變,《觀察》再也沒有當初洛陽紙貴的效應,儲安平不得不接受「在集體主義的時代由私人來主持刊物已不合適」的情勢,乖乖將這本雜誌獻給政府,任由政府將其改名爲《新觀察》——既然「中國」變成了「新中國」,《觀察》又怎能不變成《新觀察》呢?

1950年代初,雖然失去心愛的《觀察》雜誌,儲安平仍以「黨外幹部」的身分「春風得意」。據馮英子回憶:1953年秋,儲安平「穿了制服,有如玉樹臨風,一表人材,人也微微發胖了」。儲安平在新聞出版總署下屬的新華書店擔任副總經理,意外地躲過多次政治運動。然而,最大的一次風暴他未能躲過:在《光明日報》總編輯任上,他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黨天下」言論,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氛圍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這句話戳到毛澤東的痛處,毛下令收網,儲安平頓時成為刀俎上的魚肉。

被劃為不可摘帽的右派,直接導致儲安平第二次婚姻破裂,他與子女之間的感情亦相當淡漠,故而成為門可羅雀的孤家寡人。1960年,本著「廢物利用」的原則,儲安平被發配到在北京郊外的政協勞動基地,他在那裡放羊,弄飼料,掃羊圈,還要起來查夜。據儲安平的兒子儲望華回憶:「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黴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此時此刻,虛假的天堂完全呈現出黑暗地獄的真相。

儲安平至多可以算是「半截子的自由主義者」。而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是到了台灣的《自由中國》時代才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他就是殷海光。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從海耶克那裡直接傳承而來,殷海光清除了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毒素,擺脫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誘惑,孤獨而堅韌地走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殷海光在國民黨的高壓下鬱鬱而終,其命運比起在共產黨的摧殘下不知所終的儲安平來差強人意。而海峽兩岸更大的差異是,如今的台灣已經結出自由之花,中國卻仍然深陷在專制暴政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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