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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祖父杜聰明對我的影響

 2017-11-10 16:50
媽媽杜林麗珠、杜武祥、杜武青、杜武亮、祖父杜聰明、祖母林雙隨1963年在山地門。圖/杜武亮提供
簡介:

杜武亮的一生和高雄醫學大學(以前的高雄醫學院),有密切的關係。出生在台北,那時祖父杜聰明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因為父親杜祖智是長男,照台灣的傳統,和他父親一起住,所以杜武亮從出生就和祖父一起住,住在台大醫學院院長宿舍。一歲那年,杜聰明因為南台灣沒有最高學府,而且台灣的醫生不夠,決定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1954年杜聰明帶領一批台大的教授和醫師,南下在高雄創辦了台灣的第一所私立醫學院。

我的一生和高雄醫學大學(以前的高雄醫學院),有密切的關係。我出生在台北,那時祖父杜聰明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因為我父親是長男,照台灣的傳統,和他父親一起住,所以我從出生就和祖父一起住,住在台大醫學院院長宿舍。我一歲那年,杜聰明因為南台灣沒有最高學府,而且台灣的醫生不夠,決定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1954年杜聰明帶領一批台大的教授和醫師,南下在高雄創辦了台灣的第一所私立醫學院。我和祖父搬進前金區自強二路83號的院長宿舍,成為在高雄長大的孩子。

我的哥哥武青、弟弟武祥、我,都唸附近的大同國民學校。祖父在社會上設立不少獎學金,在家裡也有給他孫子的獎學金。每學期如果是全班第一名,他會給我們新台幣一百元,在當年那是很大的數目。我認為祖父對我們三兄弟的影響很大,我們在大同國民學校,年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後來我們三個都在學術界工作。

我和哥哥武青因成績優秀,保送到高雄市立二中 (現在的前金國中)。我們那時的一些同學,現在都成了社會的泰斗,譬如陳永興做了立法委員、民報董事長,為轉型正義賣力,陳志鴻做了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陳翰容是義守大學醫學院院長。

我初中時,高雄醫學院起了很大的風波。據我所知,問題的癥結在於董事長陳啟川,把學校的錢1200萬台幣放在個人帳戶,院長杜聰明要他拿出來,他拿不出來,反而要把院長解聘。高醫的董事會和教授分成陳派和杜派,互相攻擊。我父親杜祖智那時在高醫任教,也受到攻擊。我父親對我說,他在高醫是為了幫助我祖父,可是因為高醫的糾紛,他決定離開,去美國留學。他先去了賓州大學,後來去了阿拉巴馬大學做博士後。在我13歲那年,媽媽帶著我們三兄弟去阿拉巴馬州,從此離開了台灣。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台灣醫界本土教育之父,杜聰明博士(右圖),杜聰明長子杜祖智的次子,杜武亮博士(左圖)。圖/杜武亮提供。

我父親接著去了加拿大的阿爾伯塔省,在那裡的大學做「博士後」,然後再唸第二個博士學位,修藥理學的理學博士。我在加拿大的艾德蒙頓唸初中和高中,因為離開台灣不久,英文不是很好,最容易的科目是數學,漸漸的興趣偏向數學。高二時全國數學比賽,我得加拿大第二名,我那時開始想終身研究數 學。現在回想起來,我不覺得我有數學的天才,我在這方面有些成就,只是因為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初中離開台灣,是我一生的關鍵,改變了我的將來。我如果留在台灣,很可能學醫,因為台灣的環境壓力很大。在美國、加拿大,比較注重個人興趣,沒有學醫的壓力。另外一點不同的是,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注重考試,一些科目如公民和地理,我覺得很枯燥。美國的教育,重視啟發了解,讀書輕鬆多了。

在台灣祖父的名氣很大,我可能因此受到不同的待遇,被老師特別疼愛也說不定。在美國這不是一個因素,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表現,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

我祖父雖然富裕,他在世時,並沒有什麼財產給我父親。我中學、大學唸書的時候,我父親做博士後或研究生,收入不多,不能支持家境,一方面靠我母親在醫院的廚房打工。還好我們三兄弟都得到McGill 大學的獎學金,順利上大學。大學的暑假時,我們也都去打工賺錢。後來我轉學到普林斯頓大學,武祥轉學到哈佛大學,也都是靠學校的獎學金。這一段經驗,使我對低收入階層的人特別同情。我現在有些財產,也在一些大學設立獎學金,特別補助清寒學生。去世後,大部分的財產也想捐給大學做獎學金。

我的祖母林雙隨是霧峰林家的小姐,姑丈林衡道是板橋林家的公子,外人很難想像,台灣五大家族的後代,需要獎學金才能上學。但是事實上,我父親20年左右沒有什麼錢,我們過著很節儉的生活。這一段生活給我很寶貴的人生經驗。


杜聰明博士的墨寶。圖/杜武亮提供

有人好奇,說我家是特殊家庭, 想知道我長大的過程。其實霧峰林家在19世紀的顯赫,我是長大以後才知道的。我和祖父一起住, 無形中接受他的價值觀,從小就尊重學術,不太重視物質享受。我祖父給我兩幅他的書法,「淡薄明志」「寧靜致遠」,成為我的座右銘。我還記得祖父用台語唸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用國語唸比較,好像平仄押韻都比較對,好聽得多。 祖父給我一本「唐詩三百首」,培養我對古詩的興趣。我家是書香門第,我小學看了很多改編給兒童看的世界文學名著。不過西遊記、 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都是看原本。

我在大學時,主修純數學。最初在加拿大的McGill ,後來我對McGill的程度不滿意,轉學到普林斯頓。普林斯頓真是集天下菁英, 我交了很多傑出的朋友。我在哈佛念研究院,也是這樣,我的同學大多成了傑出的數學家。

我大三時,祖父來普林斯頓看我,他說:「武亮看起來很孤單。」說得一針見血,我那時的確很孤單。

我大學畢業後,一度意志動搖,對自己有沒有才能成為數學家產生疑問。我申請醫學院,也被錄取了,可是後來還是回到了哈佛的數學研究所。

在哈佛對我影響最大的是Raoul Bott教授,我很喜歡他的課,他開什麼課,我都去修。他為人風趣,對數學有獨特的看法,一切都很自然。我上他的課,總覺得什麼觀念都一目了然,非常清楚。後來他要我跟他合寫一本書,成為Differential Forms in Algebraic Topology。

我雖然特別欽佩Raoul Bott教授,但是我沒有請他做指導教授,因為我那時一心一意想學代數幾何,所以我跟Phillip Griffiths教授寫博士論文。我一度從事代數幾何的研究,不過20年來,還是回到了Raoul Bott做的代數拓撲和幾何。這兩位都是數學的一代宗師,我能拜他們為師,是非常幸運的事。

研究院畢業後,我又一次意志動搖,曾去考法學院。二十幾歲時,有很多感情上的問題,一方面自我認識不夠,另一方面要適應外來環境,覺得很困苦。我曾經去看精神科的心理醫師,不過最後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把我帶過了幾次人生的危機。


1982年8月杜武亮、杜聰明、杜聰明二媳婦杜鄭寵兒於台大醫院918號病房。圖/杜武亮提供

1982年祖父90歲時,我第一次回到台灣,才知道因為我們三兄弟都沒有學醫,沒人繼承衣缽,他覺得失望。不過他說我既然已做了選擇,就要在自己的專門另創高峰。

我在密西根任教後,就很專心正業,沒有再想做其他的事情了。後來我去霍金斯大學三年,然後轉到塔芙茨大學,在這裡已經30年了。

我因為高中在加拿大唸,高中時開始學法文。開始工作後去法國幾次開會,非常嚮往法國文化。後來我在巴黎買房子,每年都去住一段時間。現在我覺得我有三個國家,台灣、美國和法國。

我在海外50年,深深地感受到台灣要受國際的肯定,在各方面要有傑出的表現。可惜出國後的第二代,都成了美國人,跟台灣沒有認同,對台灣沒有什麼感情。台灣在國外,只能靠著出國的第一代。我的一個意願是,在自己的領域上,能為台灣爭光。

杜武亮 2017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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