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林鐘雄經濟專欄】 感謝.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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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鐘雄經濟專欄】 感謝.林老師

 2014-12-25 19:30
林鐘雄老師。(資料照)
林鐘雄老師。(資料照)

我一直記得林老師在聽了我的論文計畫之後問到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在當初是用國際金本位制,來解釋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但我的論文主要的是處理二戰之後的英國對歐洲共同體的政策,這要如何應用?第二及第三個問題分別是:博蘭尼的理論有什麼問題?又怎麼用到台灣的脈絡?

那時候,1995年的春夏之際,我是個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非常幸運地因為黃錦堂與莊錦農兩位老師的輾轉介紹,及當時經濟系張素梅主任,也就是莊師母的中介,得到林老師的同意指導論文。幸運,是因為那時候老師已是玉山銀行的董事長,又在央行擔任理事,非常地忙;再者,我唸的是政治所國際關係組,雖然早決定了要做的題目,但還找不到指導教授。而雖然看過老師寫的文章,也知道老師在貨幣領域裡的專業,但完全沒想過能跨系找到老師來指導論文。這三個問題是第一次找老師時,他問的問題。而其實,別說後兩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也是模模糊糊的,得在兩年後寫完論文,才能回答。至於後兩個問題,卻是花了將近廿年的時間,才稍微有些眉目。這裡的文字,雖說多少有點相關,但重點倒也不在於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而是在回首與林老師之間不多,但偶爾想起的一些平易又深具啟發的互動裡,記錄一些從林老師那裡看到的,作為一個台灣社會之知識份子的心情。

「不急,還會變的!

現在我自己在指導學生論文時,總是會想到這句話。第一次跟林老師見面,是在他在玉山銀行的董事長辦公室裡。我記得前一個晚上我熬夜,為了準備第二天早上跟他報告我的論文內容,並請他簽「指導同意書」。一進了辦公室坐定之後,林老師隨即笑容可掬地跟我要了同意書簽名。

「不用我先講講我的論文嗎?!」我問,心裡想著,這可是我花了一個晚上準備的。接著他就回答說:「不急,還會變的!」。兩年多後,我論文完成了。在入伍服役之前,又去找了一次老師。我跟他說出國唸博士的計畫,問到他要唸什麼。他跟我說,不用想太多,未來怎樣,變化很大,就好好地唸就好了,重要的是:「勇氣」。

很自然的一句話,很簡單的一個詞,但慢慢的,讓我偶然間想到老師時,會想著他小小的身軀,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我還記得林老師推薦了我看一本書,《不確定的年代》,也記得他在跟我說了「勇氣」之後,就用他自己當例子,說他之前也沒想到會來玉山當董事長,所以也沒有什麼準備好了沒的問題,就是一通電話來了,然後就接了。

我想,他會說的,不只是「世事難料」,更重要的是種人的品質:面對難料的世事,我們不害怕,接受它的變化,並且有勇氣。

「理論的意義是方便我們理解世界

我之所以會去讀John Hicks的《經濟史理論》,是林老師推薦的。林老師公忙,但讓我很驚奇的是,在與老師討論論文進度時,他總是會從辦公室裡找出什麼相關的書、文章給我,而且其中還常常有剛出版不久的期刊論文。跟著老師討論研究久了,知道老師的學問,是奠基在對於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世界的觀察。我還記得有次林老師提到在行政院國合會擔任專員時,因為要寫篇文章,去問了他的老師的意見。確實的句子我記不太清楚,但內容大概是說要林老師用具體的資料與數據來寫論文,因為在公部門裡有資料不用,對不起這個位子。「對不起」這三個字,我還記得,不只是因為話有點重,也因為會提到這件事,是因為我們在討論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際,而在那一剎那我覺得老師是想在理論與具體資料之間做比較,並強調後者的重要性。

但那只是我以為的,或者說是我覺得我的想法得到了老師的認同,但在不久之後,老師就跟我說了這句話:「理論的意義是方便我們理解世界…」,並拿了Hicks的書給我。從進到大學唸國際關係開始,就不斷地聽到許多的理論。或許是因為沒有什麼政治的實務及隨之而來對政治的感受,也可能是台灣就沒有什麼國際關係,理論對我來說總是生硬疏離的概念,並因此而懷疑起理論的意義。當然,也有可能是原本我就對具體的生活較有興趣,並也因此在之後慢慢地走到社會學、人類學的領域。總之,在碩士班期間,就是對抽象的理論充滿著懷疑,甚至是敵意。於是,在聽到了老師說到具體資料的時候,就以為老師也跟我一樣,於是跟著就大肆批評了學院裡的教學。但老師的這句話,卻是一直深深烙在我心裡。理論沒有要解釋所有的事,但它總是方便我們理解現象。問題不在理論,在怎麼理解理論、使用理論。

「要不要將『台灣』冠上……

理論是生成於社會,並回應著社會。博蘭尼的理論生成於西方,並試圖回應廿世紀的一戰與二戰。跟著林老師對理論的說法,博蘭尼提供的理論也是個理解世界的視野,其中指出了西方社會在現代情境裡的基本緊張—自律性市場與社會保護—再用它來解釋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戰爭的發生,當然還有其它可能的方式,博蘭尼的理論只是其中之一,或者說是一個特別強調整體性,及國際金融制度的角度,而它作為某一特定的視野,對西方社會的理解也像其它的視野一樣,終究會有顧此失彼的問題。

不過,有問題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問題是什麼?是不是那麼致命,或無法解決。博蘭尼的理論當然會有問題,而且可能對林老師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在非西方社會裡的應用會有什麼問題,又怎麼應用在台灣社會裡?是的,其實公允一些地說,博蘭尼在他的《鉅變》一書裡,並沒有必要回答這些問題,這不是他在寫作時關心的,但這是林老師關心的。我還記得在論文口試那天,兩位指導教授與另外兩位外校的口試委員,很快地在我口試之後不久,就給了成績。當我再走進考場時,林老師跟我說,他們正在討論要成立一個基金會或智庫的,為台灣社會做點事。

「要不要將『台灣』冠上去。」我記得老師說到了這句話,他還提到在那時候,成立各種全國性的社團,要以「中華民國」為名,不能是「台灣」。這單位應該就是之後的「台灣智庫」,成立於2001年,距離他們當初提到成立基金會的場景,不單單是過了好幾年了,也出現了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上台,可以大大方方地用「台灣」的名字。

「雖然有,而非因為有……

老師在2001年十月底生病,2006年五月下旬過世。其實,這段時間我人在國外,而出了國之後,也一直沒跟老師連絡,回到台灣也沒有機會了。應該是2008年夏天,我請林老師的公子帶我去跟老師上香,並帶了一支我很喜歡的威士忌,我想老師也會開心的。在往山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跟老師說什麼,其實,就只是簡單地說感謝。

可能很多人會將老師定位成是自由主義者。其實,這得要多談一些什麼是自由主義。老師不是那種用抽象模型講市場與交易的人,這不單單因為他寫經濟史、經濟思想,更重要的是老師身上有人味,對人的關懷、對土地的熱情。人與土地,也就是博蘭尼提到的,在現代社會中被市場化了的「虛構商品」,另外還有一個虛構的商品,也就是貨幣。老師在金融圈裡工作,也教貨幣銀行,但他就不是那些輕易地談「看不見的手」,謳歌市場,而忽略人的存在的老師。並且,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林老師不是那種素樸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記得老師跟我提過,他跟國內某位自稱左派經濟學家之間的不同—因為在這樣的角度底下,人被階級或結構所決定了。

人總是有希望的,而且這裡所說的希望,並不是虛構與幻想,或是浪漫與自欺。老師跟我談勇氣、講具體的事,並且那麼熱情地為這土地做點事,而不是搬弄概念、玩數學,然後誇談西方理論的學者。感謝老師給我力量。博蘭尼在寫給他的朋友,一位被視為匈牙利民族重生希望的象徵詩人Endre Ady的追悼演說中,將他的觀點與當時的社會主義黨人之間的觀點,做了簡單的比較—在文章的最後,我也用這一段話來紀念林老師:

真理是這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地心引力,鳥兒還是往上飛翔。同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物質利益,社會仍然攀向體現更高遠理想的階段。

劉名峰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碩士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索邦分校國際關係外交組高等研究文憑
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碩士論文題目:貨幣經濟之社會緊張下的英國及其歐洲共同體政策(由林鐘雄與莊錦農兩位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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