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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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

2018-10-07 10:30
作者:孫衛國
譯者: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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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637年,歷經南漢山城盟約之後,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國,雙方關係被視為「典型的朝貢關係」。但秉承「尊華攘夷」儒家觀念的朝鮮,在明、清朝代更迭中表現得非常強烈,只認同明朝為中華,把清朝視作夷狄,且自稱「小中華」。這種思想的交鋒如何影響朝鮮對清朝的態度?以及,朝鮮又如何在「北學派」興起後,逐步改變對清朝的看法?

本書是作者十餘年來清代中朝關係史研究的薈萃之作。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八章,將政治史、思想史與外交史結合起來,選取一些關鍵性專題,如「小中華」思想、箕子崇拜、關王廟、「復讎雪恥」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時性地揭示了朝鮮對清觀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下編六章,以朝鮮燕行使洪大容、「北學派」人士 、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壽、金允植等與清人交往的情況,歷時性地考察朝鮮對清觀的嬗變。在思想觀念上,儘管朝鮮長期堅守「尊明」理念;隨著現實的變化,朝鮮漸漸將「貶清」變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對抗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正是典型的體現。

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摘錄)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天聰十年(1636)初,後金諸貝勒勸皇太極稱帝,趁弔祭朝鮮王妃喪之際,派出以英俄爾岱、馬福塔為首的一個龐大代表團,前往朝鮮,希望朝鮮共同勸進,遭到朝鮮群臣激烈反對,竟有斬使傳聞。三月下旬英俄爾岱等狼狽逃回盛京。四月,皇太極在盛京稱帝,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宣示大清王朝建立。當時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參賀班,但他們始終不拜。回還之時,被要求帶回清朝國書,途中二人擅自開拆國書,「其書稱大清皇帝,稱我國曰爾國云云」,引起他們恐慌。這是朝鮮首次在外交文書中被要求稱「大清皇帝」,朝鮮君臣極其不滿,以為:「稱清一節,所關非細。以義理、利害,反復思惟,則金是稱汗時號,清是僭號後號。」因為自天聰元年(1626),建立兄弟之國關係後,兩國一直是平等的關係。現皇太極改國號「大清」稱帝,乃是僭越,朝鮮自然不允。諸多不順應清朝要求,終於招致清大兵臨境。1637年元月,國王仁祖被迫在南漢山城,與皇太極簽訂城下之盟,無條件臣服清朝,從而朝鮮王朝變成了清朝藩國。

在隨後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外交文書中,朝鮮自然得稱「大清」,但在私下以及他們內部公文與史書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少用「大清」一詞,往往稱「胡」、「夷」、「虜」,最多稱「清國」、「清」,幾乎從不用「中國」稱清朝,以示他們對清朝心態上的不臣。這種局面持續了百餘來年,在正祖年間(1776-1800年在位)開始,出現緩解,對清朝之稱謂上,方有所變化。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因為相當長時期內,朝鮮王朝君臣心目中的「中國」乃指代明朝。朝鮮立國之時,就稱明朝為中國。如太祖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鮮被迫「升稷山縣為郡。以縣人火者崔淵選入中國,奉使而來請之也」。當年文學李恬出使明朝被杖責,受到朝鮮憲司彈劾,其言:「惟我殿下即位以來,奉使天朝者,皆蒙至恩。今恬奉使入朝,進見應對之際,有所違失,至被歐杖,取笑中國。自是中國,不許朝聘,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於是將其罷職。這裡的「中國」皆指明朝。而當明朝被推翻以後,朝鮮君臣依然用「中國」指代明朝。仁祖二十二年(1644),權斗昌試圖政變被逮捕,權斗昌受刑後供稱:「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朝廷,外攘夷虜,大志如斯而已。」以「中國」稱明朝,而稱清為「清國」,朝鮮王朝君臣之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為何稱明朝「中國」,而不用「中國」稱清朝呢?而在朝鮮人看來,「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誠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探討「中國」,應該從「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去進行,而三者最終歸結到認同上面。筆者以為探討朝鮮之中國觀,也至少應從這三個層面入手:歷史淵源、思想文化與現實政治。

哉⋯⋯吾夫子有九夷之思,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

申維翰是朝鮮肅宗與英祖期間的著名文士。肅宗四十五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制述官兼典翰,出使日本。後拜承文院副正字,官至奉常寺僉正。申維翰試圖回答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一開始指出朝鮮人所謂的中國,乃不著邊際的。

首先,在於朝鮮所奉行之儒家禮義、儒家文化與儒家學說,文化上與中國相通,向中國學習。《六經》、《四書》乃儒家經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朝鮮認真學習儒家學說,他認為朝鮮乃得儒家學術之真諦,行儒家之禮義。當時朝鮮有人論道:「夫所謂中國者,何也?禮義而已矣。禮義明,則戎狄可以為中國;禮義不明,則中國可以為戎狄。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固在於禮義之明與不明也。」儒家禮義,成為判定「中國」、「夷狄」之標準,成為當時朝鮮人普遍認同的看法。而朝鮮歷來奉行儒家禮義,這也是朝鮮儒林所津津樂道的。如言:「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稱之以小中華。」「朝鮮實是知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正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故而被稱為「小中華」。而朝鮮所行之儒家禮義,可與中國相提並論、平起平坐。「我朝禮樂,侔擬中華。」「吾東方以海外小邦,比擬中國者,特以禮義所存耳。」「我國在外服,號為小中華。蓋有古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列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這正是朝鮮儒士們反覆宣講者。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衣冠制度、禮樂文明,皆係中華之風,「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在朝鮮半島三千里江山上,儒風醇厚,中華之風盛行。這正是朝鮮所認同中國之依據。

明朝以程朱理學立國,而在他們看來,明朝正是儒家之大宗、禮義文明之淵藪,是他們效仿之榜樣,故而對明朝始終服膺,多方效仿。「吾東于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慕效。」「我國號稱小中華,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因此,歷經與明朝交往二百多年之後,朝鮮乃「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成了大明中國的繼承者。

或許有人會問,清朝也是以程朱理學治國,遵循儒家禮義,為何清朝不能被稱為「中國」呢?但朝鮮人並不這樣看。因為朝鮮人堅信,清人因起於建州女真,生來就是夷狄,即便入主了中原,依然還是「夷狄」,「華夷之分,若乾坤定而貴賤位」。所以,「雖以元、清之入主中國,混一區宇者,不可與正統。律以邪正則邪而已,律以偏正則偏而已,下正字不得。蓋其處於人與禽獸之間,不可擬倫于秦晉隋唐也。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可與之以中國之禮⋯⋯至若元、清兩虜,盜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驅堯舜三代之民於腥膻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故而清朝不能以「中國」稱之。

其次,從歷史上看,「箕聖之東封肇焉」,乃是箕子所開創的歷史傳統;「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則是指明太祖對朝鮮之恩寵,主要乃是指明太祖之賜國號「朝鮮」。把遠古的箕子朝鮮和前朝的明太祖之恩,結合一起,顯示朝鮮正統之來源。箕子乃是朝鮮「小中華」的開創者,也是歷代朝鮮儒士所反覆強調的。「箕封自是小中華,天下均稱一體家。」「詩書小中華,功德後朝鮮。」朝鮮王朝一開國,就把箕子作為朝鮮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對象,賦予其極高地位。因而箕子受到廣泛尊崇。朝鮮初期的重臣鄭道傳,稱頌朱元璋賜國號之事道:

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衍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教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

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為朝鮮,所謂「其來遠矣」,即與箕子有關,朝鮮諸臣馬上與箕子聯繫起來。鄭道傳是李成桂的開國功臣,朝鮮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親手制訂,對於朱元璋賜號朝鮮,他立即將李氏朝鮮與箕子朝鮮相提並論,並以箕子朝鮮作為李氏朝鮮效仿的目標,深以為榮。「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將李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為〈洪範〉之學、八條之教,皆將行於今日。因此,從最開始朝鮮君臣就以箕子朝鮮作為比附的對象,隨後為歷代國王所遵循。世宗國王即言:「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並推崇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乃「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英祖亦以為「東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賴箕子之教」。箕子在朝鮮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稱頌。箕子被塑造成小中華的始祖,成為朝鮮宣稱其為小中華最有力的證據。

最後,政治層面上,也就是其所處的現實層面,其所言「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意指在申維翰所處的時代,清朝並非中國,「中國為夷狄,天下不復知有皇朝者久矣。」原來的中國明朝已經不存,只剩下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了。「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彼人之尊敬我,以有華制也。」所以朝鮮建大報壇,獨存中華正統支脈,獨掌「春秋之柄」。「天命靡常,皇社既屋,帝統墜地,獨大報一壇,乃皇春一脈之所寄也。」孔子曾「有九夷之思」,朝鮮雖號東夷,但孔子有「欲居」之意,「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意在當今之天下,唯有東國之朝鮮乃中華之所繫,即便孔子再世,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小中華」之地。

申維翰所論的三個方面,乃是從這三方面來解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言下之意,作為「中國」的明朝已不存,清朝是夷狄,既然朝鮮與「中國」文化上相通,歷史上相融,現實中存有「中國」之脈,那朝鮮豈不是當下之「中國」了!儘管言辭間包含了這樣的深意,但是朝鮮人很少直接說朝鮮就是中國,而是從文化認同層面上講,朝鮮乃「小中華」,因為相當長的時間內,朝鮮人認為「中國」是指代明朝的,而「中華」作為一個更為寬泛的文化與思想概念,並非特指某個實體王朝,因而可以借用。明末清初之際,朝鮮儒林紛紛討論華夷觀,大力宣講朝鮮乃「小中華」,宋時烈的論斷最為有力,他與孝宗之「幄對說話」,甚至提出「北伐」之論,所以韓國學者認為宋時烈完善了朝鮮「小中華」思想的論述。這種「小中華」思想的論斷,乃是從文化認同層面去考慮的。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葛兆光所提出的,對於「中國」的論述,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上,最終將歸結為認同。

朝鮮王朝對清朝缺乏文化認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憂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朝鮮君臣堅信清朝的江山不久,明朝遲早會「中興恢復」,因為「胡無百年之運」,在他們看來似乎是一條歷史通則。如何應對清朝崩潰之日所帶來的危機,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朝鮮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因而,在肅宗與英祖近百年間,朝鮮君臣始終有一種危機感,清朝立國已近百年,朝鮮人堅信「胡無百年之運」,覺得清朝遲早會崩塌,返回其遼東故地,會給朝鮮帶來不可預料的破壞,因而朝鮮君臣時刻提醒自己,應該警惕,避免將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這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總是懸在朝鮮頭頂上,擔心其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故而,他們只有將反清旗幟時時高舉,不可能認同清朝為「中國」,既有歷史之根源,更重要的是現實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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