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精神病手記: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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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手記: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

2018-02-13 09:05
作者:林昭生
譯者: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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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很難導讀的書,特別是這來自於病患的日記式陳述,得以讓他人一窺精神疾病患者生活在情緒與社會邊緣的各種痛楚,反覆自殘的三年,鉅細靡遺,而且時時不忍卒睹的自我陳述。

三年多,與精神醫療、心理治療的接觸,從來不是愉快順遂的過程,而是忐忑不安的旅程。

這本書是一個自我傷害者寫的,但並無法解釋自我傷害作為一個行為,它的原因與解答。很久以前,它是在表達一些生命中的痛苦,但後來,我越來越感受不到行為的意義,行為只剩行為,像是上癮一樣,無法停止。

那年五月,我抱著手上不斷滲血的傷口,蹣跚地走進醫學大樓。我期待能有醫師為我縫傷口,但得到的答案是本日沒有外科門診,於是我坐著等候家醫。那時候的我對於自己的狀況是不能說的,連傷口也無法給人看,因為傷口在我身上終究是個傷口,同時也是條心裡的傷,如我的痛無法給人閱覽。

但一切從那個時候開始轉動起來,從一個創傷開始。

一拿下繃帶醫生驚呼一聲就開始追問我是怎麼弄的,見我不回應,就搬出鄭捷和世道如此不能不注意。於是我有了三個選擇:自己弄的、別人弄的或是意外,理所當然的選擇了意外,然後理所當然的醫生不相信。這齣鬧劇何時能結束呢?我要說得如何動聽他才願意為我包紮呢?

佛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所為,是將精神官能性的悲劇,轉變成平凡生活的煩惱。他可能認為,精神內在衝突的悲劇性影響,如果經過長期治療,可以成為一般性的生活困擾,將是治療完成之日。我卻想到,如果這麼困難的治療,不只是來自於疾病或診斷的問題,不只是「病人」的精神內在悲劇,而是做為一個「人」的苦惱呢?(楊添圍〈同理之艱難,為人之艱難〉)

導讀 同理之艱難,為人之艱難

這是一本很難導讀的書,特別是這來自於病患的日記式陳述,得以讓他人一窺精神疾病患者生活在情緒與社會邊緣的各種痛楚,反覆自殘的三年,鉅細靡遺,而且時時不忍卒睹的自我陳述。

三年多,與精神醫療、心理治療的接觸,從來不是愉快順遂的過程,而是忐忑不安的旅程。

身為病人,自然獲得了好多病名與診斷,從憂鬱症、躁鬱症,到邊緣性人格。數度住院,也常常認識到精神醫療為了挽救生命,避免傷害,嚴峻而無情的一面。從身體約束、到隔離,遭受留置在保護室,剝奪病人的自主性,這些都是其他內外科醫療裡,鮮少的遭遇。做為病人,同時自己是研讀相關專業、從事相關工作,更加容易感受到現今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無心或有意的疏漏與不足。

作者除了是病人之外,也是心理衛生工作者,也是社會運動、同志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也了解「精神疾病汙名化」、「標籤化」的脈絡,也清楚社會批判學者傅科論述中,頻頻出現的「精神疾病醫療化」的批判觀點;當然,更清楚「精神疾病與社會控制」的權力關係。讓人好奇,是否是這樣的生命經驗,讓作者對於一些治療取向與手法,會比一般人更為自主、更有意識地、更具批判性地去面對?比如,作者毫不掩飾對於「認知行為治療」、「情緒管理」的負面評價,也每每對於治療中同理的失敗感到挫折無奈。

不禁想到,知名存在主義取向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Irvin Yalom)的一本著作:《每天得以接近一點》(Every day gets a little closer),治療師與個案終究會逐漸走向彼此了解、接近的路程。又如坊間關於心理治療、描述治療關係的書籍,不是都描寫個案與治療者終究會走向關係穩定,終究呈現正向治療效果的情形嗎?

但是,人生終究不可能總是喜劇,或是完美快樂的句點。有些治療確實不是這樣,至少短期內,三、五年內,還不能看到明顯的治療效果。這是坊間介紹治療理論,或是以治療者出發的書籍裡不容易看到的描述。遑論強調速食、效能比的文化,更無法理解此治療情境。

佛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所為,是將精神官能性的悲劇,轉變成平凡生活的煩惱。他可能認為,精神內在衝突的悲劇性影響,如果經過長期治療,可以成為一般性的生活困擾,將是治療完成之日。我卻想到,如果這麼困難的治療,不只是來自於疾病或診斷的問題,不只是「病人」的精神內在悲劇,而是做為一個「人」的苦惱呢?

是否因為疾病所擾,所以更加敏感地度過生活裡的每一時刻,更加艱辛地度過每一天?因此,必須更敏感地去經驗生活,經驗自己比他人更加不順遂的生命?更因此,對於習以為常的事物,約定俗成的觀念,則無法馴服從眾、不加思索地接受。

不得不承認,在整個日記中,最讓人不安焦慮的,是作者持續傷害自己與服藥過量的行為。這絕對是在整個精神治療與心理治療關係中,最容易形成張力與挑戰雙方關係的主題之一。治療者也是體系的一環,面對個案或病人自我傷害,必須讓信賴關係退讓,進行通報,然後就會出現後續的關懷訪視體系;當自我傷害明顯而嚴重時,也可能產生強制治療的議題,這明顯的就是所謂「國家暴力」或「醫療威權」。這樣的介入,對於被關懷者、被治療者,一定感受到「自主性」遭受侵襲,是否可能感受到治療的「善意」呢?

但是,過往以社會控制或醫療威權的觀點來看強制治療與強制通報,卻容易忽視另一個視角。強制性介入舒緩了個案或病人家屬、主要關係人的壓力,讓這些人們得以喘息。

而如在美國Tarasoff案件裡,法院所言:危及公眾安全之處,就是保密特權結束之所。同時,現代治療情境更有其他案例所累積而成,種種對於治療者的約束與法則:傷人或自我傷害行為,治療者必須根據自身專業,盡其義務,預防危險性再度發生。這些約束並非全然來自於國家的主動介入,更不是醫療機構的請求,反而諸多來源是個案關係人對於治療單位的訴訟結果,病人權益團體對於國家的要求。

最後,還是希望幫所有涉及助人工作的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工作者說幾句話,在此同時,又必須思索不要讓病人、被協助者感受到,充滿黑話與專業術語,為了治療的善意,出於專業考量的陳年老調。

同理之艱難,也是助人、治療者之艱難。
身為被治療者、身為病人之艱難,或是生而為人的艱難。
那麼,要如何開始呢?
坦白說,很難有答案。
或許,或許,重新去認識一個個體。
以傾聽,傾聽個案或病人的內在經驗來重新開始吧。

楊添圍 於象山,二○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作者簡介 | 林昭生
心理相關研究所就讀中,也曾從事心理相關工作。
躁鬱症患者,自殘歷史十年。
但除卻這些標籤之外,只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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