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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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2017-11-21 10:30
作者:大谷渡
譯者:陳凱雯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22
官方網址: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台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本書寫下這個歷史斷層的人如何生活,
他們的情感曾因何而觸動。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氛圍。

兩種面孔——大谷渡自序

台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隨著台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台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台北。

在台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台南。這一趟花了4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2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台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4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台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台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台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台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台南與台中。

台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台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台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台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台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台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台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台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台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走在台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台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台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台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台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台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台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台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台北與台南,我告知友人台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台灣發生了重創台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台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台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台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台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台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4月再訪。同年2月,她的第11本書《新台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台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台灣訪問。當時,陳列在台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4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台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台灣留學生,點燃了台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台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台南,接著往台中、台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台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台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台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9人中有4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台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台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台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70或80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3、4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台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台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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