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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勉勵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學弟妹

 2015-05-18 12:02
勉勵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學弟妹,給歷史系同學一些建議......。(圖片:CC0 Public Domain)
勉勵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學弟妹,給歷史系同學一些建議......。(圖片:CC0 Public Domain)

我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第四屆系友,1976年畢業迄今將近四十年。5月20日有幸獲得歷史系系友會邀請,返校在其「職涯講座」演講。我先報告自己的「職業生涯」,然後對同學提出一些建議,勉勵同學當個知識份子。

我如果真有「職業生涯」的話,那麼我的「職業」就是實踐我對於國家社會的使命感;我的「生涯」坎坷不平,但是永遠持續往前邁進。我的使命感原本平均分佈在政治與學術上,後來完全集中在學術上,頂多偶爾發表幾篇政論。

一.我的職業生涯報告

如果有人問同學:「當台灣處於最黑暗的戒嚴時期,歷史系學長有沒有人奮不顧身投入民主運動?」你們可以很驕傲回答:「有,那就是蔡百銓!」我符合孟子所稱「大丈夫」的三個要件。他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窮(原文為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

我畢業後,1977年就讀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同時投入黨外運動,挑戰戒嚴體制。調查局幹員到學校找我,教育部下令把我開除學籍。威武不能屈,這段短暫經歷大為提升我的生命層次,使我成為民主鬥士(democratic fighter),與曼德拉同樣身份,令我深感自豪。如非我們打破戒嚴,今天同學可能享有言論自由嗎?可能談論本土關懷、成立台灣文學系所嗎?

1982年我退伍時,只要寫一封自白書(悔過書),透過老師轉交王昇將軍,我就可以到台大歷史系任教、到外交部任職。兩份專職工作、兩份薪水。但是富貴不能淫,我不寫。

很不幸,公元2000年政權移轉,我卻遭到民進黨某派系流氓頭目鬥爭[1] 我把整個青春歲月奉獻給黨外/民進黨,這種鬥爭等於把我長期累積的資產全部砸毀。我只好重建自己的生命,逐漸集中心力於學術研究上。翻譯與寫書整體衡量乃是虧本工作,但是我甘之如飴,貧窮不能移。

翻譯與著作

胡適曾說:「與其在課堂上誤人子弟,不如翻譯一本世界名著貢獻大」。在學術研究方面,我翻譯一大堆學術著作,大大小小總共四十多本出版,開闢或增強國內忽視的一些研究領域,例如非洲史與中東史、太平洋史等,拉丁美洲史教科書則因故而不克出版。甚麼地方空白,我就前往那個地方耕耘。我習慣修潤授課講義,擴大成書出版。

所羅門王曾經說過一句話,於吾心頗有戚戚焉。他說:「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舊約聖經傳道書12:12)而最令我感到安慰的,莫過於常在不同場合,受到陌生讀者讚美。曾有一位年輕講師更對我說:「蔡老師,我是閱讀你翻譯的書長大的。」

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11:35)。我曾在國外購賣一大堆英文書籍,卻沒有機會開授相關科目好好善加利用。就在四月間,我把這些書籍與其他資料614冊/件,捐給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我放棄不切實際的授課幻想,清心寡慾,反而活得更為洽意。

二.驅策力:學術好奇心、外交使命感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兼具兩個要素:好奇心、使命感。具有好奇心,才會激發一窺究竟的念頭;懷有使命感,才能持之以恆。

學術好奇心

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歷史文化。學校未開授相關科目,反而令我深感好奇。一般世界史教科書大都基於歐洲中心史觀(Euro-centrism),把第三世界當作等待歐洲列強征服的落後對象。但是我高中時有幸拜讀威爾斯(H. G. Wells)《世界史綱》(Outline of World History)。該書平等重視世界各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把第三世界文化與歐洲文化一視同仁。這埋下我日後研究第三世界的伏筆。

外交使命感

使命感來自我對於台灣外交困境的沮喪。1967年高一時我就曾以自選題目,參加救國團徵文比賽第二名。當時許多非洲國家陸續與我國斷交,我撰文抨擊我國敵來我走外交政策。退伍後,我靠著翻譯學術著作,研究世界各地區與國家,希望來日得有機會與各國逐一恢復邦交。埋首翻譯與研究二十年上下,日以繼夜,累壞身體。驀然回首,才警覺我國想要突破外交圍堵實非易事,但是我畢竟留下一些翻譯的學術書籍。

高中時代是我思想狂飆期。除了關懷外交與閱讀威爾斯《世界史綱》而對全球歷史產生興趣之外,我也同時關懷憲法與教育。[2]高中時代關懷的這些領域,影響我直到如今。

我的生命平凡無奇,但是如前所述,卻符合孟子「大丈夫」三個要件。如今我仍然埋首寫書,安貧樂道。孟子說「貧賤不能移」,但是貧窮不是貧賤。在台灣人追求福祿壽的人生觀裡,貧就是賤。但是我追求理想而不追求名利,十分高貴而絕非低賤。耶穌卅三歲死在十字架上,從台灣福祿壽人生觀衡量,貧賤短命凶死。但是根據美國皮屋研究中心估計,2010年全球有31%人口是基督徒。[3]     

三. 台灣學、全球學

台灣人對於外國歷史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似乎沒有多大研究興趣。早在1921年蔣渭水發表《臨床講義》,就已診斷台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腦兒」。他未解釋這種描述意為何指。推敲其意,應該兼具兩層意涵:台灣對於世界文化沒啥貢獻,也沒啥研究。將近一百年後,台灣似乎仍然如此。

去年八月王振寰教授感嘆「我們對於不同歷史和文明的漠視,造成了短視近利,缺乏寬廣和長遠的視野。表現在現今的危機就是,我們的教育對西洋文化之外的其他地區的文明,缺乏相關的人才培育規畫。」其實我們對於西方文化又研究出甚麼名堂?

我想起四十年前就讀成大歷史系時,曾經請教系主任,為甚麼系裡沒開授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印度史、太平洋史等科目?如今在國內各大學歷史系,這個問題仍然普遍存在。2008年中部某大學歷史系招募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老師,但是條件必須擁有博士學位,至今仍然等沒人。請問位甚麼一定要博士學位?

更可悲的是,正當國際社會邁入「全球化」不歸路時,台灣人卻自艾自憐而陷入「本土化」泥沼。本土化與全球化宛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雙翼齊振,才能鵬程萬里。但是台灣卻忽視全球化。日前鄭正煜(教育台灣化聯盟社社長)病逝,蔡英文承諾推動「教育台灣化、台灣學教育」。但是誰來推動「教育全球化、全球學教育」?片面強調本土化,台灣恐將淪於村落化(parochialization),與全球化趨勢背道而馳。[4]

台灣不研究全球,如何走入國際社會?比如說,台灣不好好研究伊斯蘭文化,如何擴大穆斯林市場與商機?何況台灣研究必須配合全球研究,否則必將陷入瓶頸。舉例說明。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他們來自菲律賓,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又來自哪裡?如果不配合拉丁美洲史研究,這個問題找不到答案。研究台灣史豈可劃地自限、孤芳自賞?相對的,研究拉丁美洲史者如果心中沒有台灣史,也不會警覺這個插曲。

研究歷史應有宏觀視野,否則容易出差錯。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杜正勝主動寫信向我推銷同心圓史觀(台灣史、亞洲史、世界史)。我回函建議以中國史取代亞洲史,因為西亞史與南亞史、東南亞史、東亞史各自發展,合為一冊亞洲史並無意義。

杜正勝接受我的意見,卻說是中部某大學周教授提議的。接著他把中國史縮短為中國古代史,只想寫到元朝末年。我在蘋果日報發表「中國史不可以腰斬」,指出唐山過台灣始於明朝,中國史豈可寫到元朝末年而不談這段渡海故事。他總算從善如流。[5]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唯有擴大國際視野與胸襟,才可能成為海洋國家。海洋國家特色是海納百川、故成其大,冒險犯難、積極進取,以四海為家。海島國家特色是孤芳自賞、自艾自憐,自我催眠、自得其樂,追求小確幸。

四.為甚麼研究歷史?

就讀歷史系可以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有助於就業。但是大學旨在研究理論,不是職業訓練所。除了就業之外,應該還有更高的精神層次。為甚麼要讀歷史?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境界層次太高,但是既然來到歷史系,總要好好提升自己。

國內大學成立歷史系目的何在?成大歷史系網站說明:學士班教學除了歷史研究之外,還要「培養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強調在地關懷,因為過去的教育確實是去台灣化。「在地關懷」或可擴大為「在地及全球關懷」。我們不但要關懷本土,也應該擴大胸襟,關懷全球與全人類。何況既然追求「全球視野」,就應該「全球關懷」。

國內大學成立文學院目的何在?成大文學院網站只說明設有幾個系所與研究中心,看不到成立文學院的宗旨。再問成功大學的創校宗旨是甚麼?成功大學的精神是甚麼?我只知道成大校訓是「窮理致知」。成大前身是工學院,「窮理致知」適合作為理工學院校訓,人文學院應有不盡相同的境界。《大學》標榜的意境可供我們參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顛撲不破的崇高理想。

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否則任何學問必然都是沒有生氣的。舉例言之。我研究法國史,法國史干台灣何事?但是我平時關心台灣政治,從法國史獲得一些。例如我翻譯《變調的馬賽曲》,體認法國大革命太激烈反而帶來反效果。我翻譯《法國史》,從法國五次共和制憲經驗得到靈感,提出台灣制定第二共和憲法的主張。我了解戴高樂制定第五共和憲法的歷史背景,因而反對雙首長制憲法。[6] 如果我不關心國內政治,研究外國史絕對不會從外國經驗獲得歷史教訓。

做學問必須具有批判性,才能帶動社會進步。1988年英國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指出:教育應該鼓勵學子「質疑與檢驗普遍沿襲的智慧,提出不受歡迎的見解,或者顛覆既有理論的革命性想法。」在台灣,這卻是禁忌。我正在整理《廟簷下的沉思:台灣民俗宗教的傳承與前瞻》,此書就具有溫和批判性與前瞻性。

此外,外國歷史研究必須本土化,提出台灣觀點,才能增富人類歷史研究。如果一昧橫向移植、食洋不化,台灣學術必然淪為外國殖民地。我翻譯《大洋洲史》與《太平洋文化史》引入外國觀點,拙著《南島民族與國家:台灣篇‧太平洋篇》就從台灣角度出發。我正在整理《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針對台灣缺乏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學生撰寫。台灣基督徒不到總人口5%。

五.給歷史系同學一些建議

1. 加強通識教育

教育部規定通識教育只要八個學分,同學可以多選些通識科目充實自己。美國有的大學前兩年不分系,只讀通識科目。有的大學大一就分系,但是在120個畢業學分中,78個學分要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把基礎知識底盤擴大。胡適說:「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金字塔地基博大,才能高聳入雲。

為了避免研究古代歷史而食古不化,歷史系學生應該多選修現代社會學科,接受現代思潮洗禮,例如政治學與社會學、經濟學、人權研究等,以彌補人文學科的局限。例如有人就以環境惡化解釋古文明消失的原因,而我研究人權就從人權角度批判民俗宗教。我也建議同學選修一些藝術與美學方面的科目,提高自己藝術品味,豐富自己的生活。例如選修歌劇或芭蕾舞賞析,可能一輩子都會是業餘愛好者。

知識領域狹隘,絕對不可能成為大師。而大師渾然天成,外人無從培養起,同學必須自我期許、自我鞭策。今天台灣的大學擁有很多大樓與博士,就是缺乏大師。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

2. 一定要選修哲學概論(或理則學)

有些台灣人缺乏思考方法訓練,大腦一團醬糊。思路清晰,才可能探討問題。[7]

3. 參加校內社團或校外非政府組織

關心國際現勢與國內政治與社會議題,同時要有自己的判斷力。除非具有特殊因緣與從政興趣,最好不要加入政黨,不要浪費生命陪政客玩。可以參加學校社團或是校外從事專業議題的非官方組織,例如爭取婦女權利、從事環境保護的團體。可以參加基督教英文查經班;如有興趣,不妨到台南神學院或佛學院選修一門課。

4. 自勉成為知識份子

在學校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只能算是個學者(scholar, academician)。進一步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才有資格稱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基本知識與獨立人格、開放心靈,對於國家社會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士。同學除了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外,也應該自勉成為知識份子。




[1] 參見拙文2013-08-08 台灣守護周刊「遇鬼撞邪記:追思一位新潮流流氓」

[2] 參見拙著《台灣之戀: 卻顧所來徑》末篇

[3]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指出,2010年基督教在全球有廿二億信徒,佔全球69億人口31%,伊斯蘭教則排第二,有16億信徒,佔全球人口23%。

[4] 民報2014/12/16蔡百銓「從台灣學,談全球學」

[5] 參見拙文《台灣之戀: 卻顧所來徑》「4.18杜正勝同心圓史觀之形成」

[6] 參見自由時報2015/2/9蔡百銓「雙首長制?藍綠共治?」

[7] 參考拙著《台灣之戀》「4.4高中應該開授哲學課」。大腦一團醬糊,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爭端。參考拙文:風傳媒2015/5/「創造性模糊:一個中國,四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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