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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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

2015-03-16 10:34
作者:余杰
譯者: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2-25T08:00:00Z
官方網址:http://www.avanguard.com.tw/

余杰1973年生於中國四川成都。於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冊,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一代青年學子。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2010年10月,被中共當局非法軟禁數月,於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出走中國,獲美國政府政治庇護。在華盛頓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宗教信仰自由與公民社會等議題的研究。


余杰:以自由台灣為精神原鄉的知識分子

沈清楷/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星期五」發起人

藉由好友李雪莉介紹,讓我有幸在2013年1月在台北慕哲咖啡館所舉辦的「哲學星期五」,認識了中國作家余杰。經過這一、兩年閱讀他的文章,以及間歇性地接觸與相處,我所認識的余杰,是個文字犀利,卻溫潤典雅的人,看起來充滿反差,但人、文一致的是,充滿關懷與「不妥協的正直」。

余杰這本新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除了可以閱讀到這幾年他在台灣的見聞與反思外,余杰更將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藉由台灣公民社會朝向多元、開放、自由的道路上,反觀現今中國崛起的精神危機。余杰在本書中,點出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思維本來就和馬列思想扞格不入,而這個思想的錯亂,催生了另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為了鞏固「大一統」以及「反分裂」思想,運用歷史屈辱來正當化仇恨;透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去填補意識形態空缺。在情感高於理性、整體重於個人,以愛國主義為包裝,朝向霸權式民族主義、更戕害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路上邁進。

面對中國的危機、中國未來的國家想像,余杰在本書中回顧了梁啟超─陳炯明被遺忘的「聯省自治」所蘊含的美國聯邦主義思想後,「聯省自治」也變成一種他反思各種「獨立思想」的參考座標;同時也因為愛爾蘭哲學家柏克(1729—1779)的「自由」觀,使得余杰對於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脫離一種鄉愁式的中國天下觀,拋棄了虛構的「大一統」,回到尊重人權的自由價值。因此,我們看不到余杰使用「血濃於水」的膚淺修辭,去模糊台灣與中國的主權問題;也看不到他屈從於中國官方政治威脅,而盲目地支持「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書中,余杰清晰地拋棄中國大一統思想,進而支持台灣獨立。不過,當余杰支持台獨時,並非以「民族主義」的視角進行論述,而是以「自由」闡發他的價值判斷,並援引支持人權價值的「自由主義」思想。面對自由主義思想日盛的中國,對他而言,除了有真、假自由主義之分,更進一步認為:「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一面試煉中國『公知』(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照妖鏡』。」也就是對「自由」的信仰,讓余杰也可以大聲說出疆獨、藏獨、港獨、川獨等脫離大一統中國的「分離主義」說法。他明確地指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當超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之束縛,就當為台獨正名,為分裂鼓掌。因為,分裂而自由的中國是美好的、統一而獨裁的中國是邪惡的。」筆者淺見,他的文字所帶來的啟發,不只是中國如何治理,或是勇敢地對統、獨議題表態,而是更深一層地帶我們返回到國家的目的,當我們捍衛一個虛無飄渺、神聖化的大一統國家時,它卻不再保護人民的自由、安全與幸福,甚至犧牲個人時,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其正當性、存在的必要?而反觀自身,在台灣島內近幾十年來,不斷上升的台灣獨立的國家意識,我們是否也可從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斷地自我提醒:我們所追求的什麼樣的獨立國家?是一個封閉而保守的國家,還是開放並充滿對人關懷的國家?

何謂知識分子?

這本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還應和著一種公民不服從的時代脈動,我們也可以從2014年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風起雲湧的新公民運動(太陽花、佔中……)的脈絡來思考,他整理了我們少見的中國觀點,所謂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是如何片面及不對稱地評價台灣太陽花運動;他爬梳著台灣兩地知識分子各自從《零八憲章》和《自由人宣言》倡議著時政的改革,以「獨立」與「自由」作為價值座標,讓我們在面對混亂的局勢,看見真、假知識分子。

在台灣,我們似乎只看到中國經濟的大國崛起,或是因為中國對台威脅,而不小心地將「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等同起來,輕忽了在中國還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中國崩壞的危機,正默默地為國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不幸的是,這種「默默」不是他們刻意的低調,而是一種政權的壓制。如同早期台灣的民主前輩,在國民黨戒嚴以及威權統治下,為了言論自由、民主價值,他們必須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那些勇於和當權者對抗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他們活在由腐敗所支撐起的經濟繁榮,同時面對言論控管甚嚴、缺乏人權觀念、不重視司法程序正義的中國,一旦當權者羅織罪名,隨時可以濫權羈押、刑求,動輒被無限上綱打上叛國之名而身陷牢獄,這時,還勇於站出而針砭時政之士,可見其巍巍風骨。

遠離了白色恐怖的台灣,也沒有身處在充滿言論限制的中國,現在很多台灣人很難感受到余杰所說的:台灣最可貴的是「自由」。也因為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啟發,「自由在哪裡,祖國在哪裡」,台灣遂成為余杰「精神的原鄉」,他認為,因為在這裡,人人可以自由地談話,不用顧慮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檢查。筆者淺見,作為台灣人或許受到了鼓舞,但毋須為台灣可以作為余杰的「精神原鄉」而自滿,因為如果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精神,而自由並非自然形成,是透過許多人努力爭取與捍衛才有的成果,威權獨裁幽靈隨時會在我們沒有警覺之際,讓自由變成幻覺,使奴役成為噩夢。

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不斷提及知識分子之重要性與虛假性的辯證,從西方的柏克、聶魯達、哈威爾與東方的梁啟超、林獻堂、劉曉波等等反抗不義政權正面例子,到龍應台對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的嚴厲批判,卻對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輕輕帶過,對中國六四的噤聲,自甘成為「中共的統戰花瓶」(余杰語)的負面例子。

呼應余杰的看法,個人淺見,「公共知識分子」或許是一個自我期許的目標,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很可能是商業炒作下的身分,也因為這些明星的光環過於炫目,以致於遮蔽心中應有的清明,而將知識分子的頭銜讓位給「沒有態度就想要有高度」、充滿世故卻投機的人:不僅對公共事務自我閹割,因為對權力之惡的恐懼,反過來虛假地自我標榜中立、客觀;在自我蒙蔽中自我癱瘓,同時帶有品德地教訓他人,進而癱瘓他人,用更有技巧的虛假,充滿傲慢且自戀地活著。余杰說道:「傲慢是為了掩飾內在的虛弱與恐懼。」

在這個知識日益普及、資訊爆炸的時代,正常的公民社會,公共事務的知識不再是門檻,因此,人人都可以就其所長,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在公民社會我們所欠缺的,可能不是知識分子的光環,而是一種正直的勇氣。反而要回歸一種素樸的態度:拋棄知識分子光環的無謂枷鎖,以一個「識字分子」自由地踐行公民身分,為了美好,想像且批判。

閱讀余杰這本新書時,從其他的中國友人得知,「香港佔中」前後,中國在習近平「中國夢」帶領下,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之名,抓了許多有良知以及無辜的中國人,他們被羈押、刑求,羅織罪名,生死不知,人權悲劇不斷上演中。余杰的文字在這個動盪的時局,是一種對台灣人的提醒,提醒我們需要珍惜自身的自由,提醒我們,稍有不慎,隨時會回到獨裁戒嚴之中。再加上中國持續「以經逼政」的策略,兩岸權貴資本密室談判,讓台灣陷入「跨海政商集團」的把持中,台灣自主性正一步步地被蠶食……。

余杰的這本書,並非要告訴我們中國政權有多麼的腐敗、人性有多麼的懦弱,而是鼓舞著我們,面對腐敗、面對權力的傲慢,在強烈的現實感的犬儒心態包圍下,不要放棄警覺與反抗,為民主自由的深化而努力,即使身處黑暗,也要繼續發光。最後,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感謝余杰「支持」台灣獨立,但是,不論有多少人願意支持,台灣獨立最終需要台灣人自己去「主張」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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