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誰有權決定哪一本是“反動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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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權決定哪一本是“反動書籍”?

2015-11-11 10:40
每一本批判中共統治的禁書,都是一隻“不死鳥”。(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每一本批判中共統治的禁書,都是一隻“不死鳥”。(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七十年代末,所謂的“改革開放”,首先就是對世界敞開大門,讓西方先進文明進入中國。習近平雖然表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拒絕外國資金,卻要排斥外國文化。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宣佈,全國“掃黃打非”工作計畫啟動專項行動“清源二零一五”,清理和打擊“港臺反動有害資訊、境外有害文化”。網信辦副主任任賢良強調,“掃黃打非”事關國家網路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一場“持久戰”,必須堅決、堅定、堅持不懈地打下去。據一份政府檔顯示,“清源”行動,是要深化查堵反制港臺反動出版活動,採取高壓態勢,重點打擊封堵查繳,“堅決把住入境關,查繳攻擊黨的領導、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反動出版物及資訊;堅決查繳炒作群體性事件、製造對立情緒、破壞社會穩定的出版物及資訊”。所謂“有害”資訊,是對共產黨的統治“有害”;對民眾來說,卻是讓心靈自由的“有益”資訊。

早在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前夕,中共就開始實施更嚴格的邊境管控,是為「南山計畫」。所有來自香港的旅行者必須接受更嚴格的行李檢查,更多利用X射線掃描旅客行李,並命令導遊對想在香港購買政治類雜誌和中國領導人傳記的遊客加以提醒。

在習近平眼中,港臺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進入中國的“二傳手”,加強管控從港臺輸入的“反動書籍”就成了維穩的重點。一份傳播範圍廣泛的政府通知指出:「香港已成為政治性有害出版活動的主要策源地。」這些出版物「歪曲中國革命史、黨的歷史、新中國歷史和改革開放,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國遊客越來越害怕將香港的出版物帶回中國——若在檔案中留下不良記錄,下一次會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掃黃打非”是一個中共宣傳部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使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所謂“掃黃打非”,“掃黃”是虛晃一槍,“打非”才是荷槍實彈。

以“掃黃”而言,最喜歡色情影像和讀物的,向來是中共的特權階層。從毛時代的江青、康生、葉劍英等高官,到如今剛落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國妖”、“國賊”,哪一個不是利用手中的特權和特殊管道,獲得來自境外的色情影像和讀物?

以“打非”而言,香港和臺灣的出版物,明明是合法的、正式的出版物,卻被中共納入“非法出版物”範疇。中共的邏輯很簡單:只要是“反動書籍”,就是“非法出版物”。而判斷是否“反動”的惟一標凖,是看對共產黨的統治有利與否。尤其是“貶損黨國領導人的書籍”,包括我寫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當然都是“反動書籍”。香港那些中資連鎖書店奉命拒絕銷售這類書籍,中國海關更是將這類書籍阻擋在國門之外。

“清源”行動的第一個受害者,是在淘寶網上賣自己在臺灣出版的《洗腦的歷史》一書的學者傅志彬。這是一部探討極端思想給人類社會造成的禍害的思想史著作,深刻剖析了禍害全世界三千年的極端思想控制術——《洗腦的歷史》不是“反動書籍”,而是習近平應當納入“必讀書單”的好書。然而,習近平企圖讓年輕學生都讀“毛選”、“習選”之類的洗腦書籍,並且像提防洪水猛獸一般攔截那些讓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好書,更仇視書的作者:傅志彬在旅行途中被南昌市青山湖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拘、逮捕,其罪由是“在臺灣出書《洗腦的歷史》,並以‘淘寶’等方式銷售一千多本,行銷額九萬多元人民幣”。邪惡的出版審查制度迫使作者到彼岸出版自己寫的書,不能在書店出售,只好放在淘寶上尋覓有心的讀者,這樣居然犯下“非法經營罪”。這是多麼奇特的法律,這是多麼奇特的國家!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通過海關“嚴防死守”,大大降低了“反動書籍”進入中國境內的數量,香港的獨立出版機構無不感受到經營上的壓力和困難。儘管如此,當局卻無法攔阻國民通過電波和網路尋求資訊和真相的意願。以我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而論,雖然實體書的銷售受到一定影響,但自由亞洲電臺播出了朗讀版,在網站上還提供供線民免費下載的有聲電子檔,先後有數十萬人下載收藏,並在數百萬人中廣為傳播。用美國系列電影《饑餓遊戲》中的一個象徵物來形容——每一本批判中共統治的禁書,都是一隻“不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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