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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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2018-07-11 08:01
作者:高英傑
譯者: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8-07-05
官方網址:

本書是高英傑對於父親高一生、部落,以及自己成長過程的回憶,不但記述了鄒族部落的傳統與因應時代變遷的無奈,也記述父親與家人的遭遇,為島嶼歷史補上一個原住民知識菁英的家族故事。

【作者簡介】

高英傑

本名Yavai Yatauyongana(雅瓦伊.雅達烏猶卡納),1940年出生於阿里山鄉鄒族達邦大社。1952年畢業於達邦國民學校,先後就讀省立台中師範簡易師範先修班、台中一中初中部、嘉義師院等校。在小學擔任教師、主任共計42年,曾兼任嘉義縣政府教育局音樂科輔導員、研究員。之前受到史惟亮、許常惠、駱維道等音樂先進的感召,與三弟天主教聖言會神父高英輝著手整理北鄒族傳統歌曲與創作迄今。

2003年從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退休後,在嘉義基督教醫院擔任院牧部志工,並曾擔任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加恩教會執事。目前指導達娜伊谷歌舞團及新美國小之古謠教學,創作有歌曲〈主基督,你的擔阮著擔〉(2003.3,使徒出版社)等新聖詩524首。

著有《土地族群親情——高一生歌曲和書信》(2007.4,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嘉義縣鄉土DNA——鄒族戰祭》(2008.4,文化總會)。

【自序】

拉拉庫斯的回響  達邦山谷的回音             

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

1987年夏季,我和已故妻子謝丹鳳為了孩子們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離開工作了14年,令人留戀的家鄉嘉義縣吳鳳鄉(現在的阿里山鄉)達邦村Keyupana老屋,前往嘉義市定居。我到水上鄉大崙國小擔任訓導主任兼音樂科科任老師,妻則就近到水上鄉公所擔任書記,兩個兒子則分別在水上國小和私立協同中學初中部就讀。適逢解除38年戒嚴令,教育局安全室及縣府人二將我們夫妻幾年來的監視紀錄銷毀,因而這段時期對我倆來說,是服公職以來工作最為順利、心情最愉快的時期,而孩子們的學習也表現優異,這已經是1961年嘉義師範畢業26年後的事了。

好景不常,丹鳳不幸罹患胰臟癌於1990年過世,父兼母職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是兒子們很爭氣,先後就讀省立嘉中,並且考上理想的大學。這時雖然已經解嚴多年,但是黨國思潮依舊充斥校園,就連我服務的大崙國小學生,對於「五嶽三江是哪五嶽?哪三江?」「四川省有哪四條河流?」……等中國史地,背得滾瓜爛熟,但是詢問學校旁邊的水泥大排(嘉南大圳主幹線),則毫無所悉,連嘉義縣和台南市界河八掌溪都沒聽過,這是當時遺留的不正常教育所致。記得兒子曾在上一課和阿里山森林鐵路有關的課程時,老師不經意地說,過去鄒族有一個人叫高英傑(家父高一生的口誤)的,很厲害,在森林鐵路十字路火車站阻擋火車呢!關於家父牽涉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事情,我本來對兒子們低調應對,因此他們對這些事件可以說一知半解,當他回家問我鄒族有沒有和爸爸同姓同名的惡霸阻擋過火車通行?我想不能再隱瞞了。後來我很仔細地讓他們了解家父為了提出台灣西部原住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被國民黨當局羅織新美農場貪污、匪諜、叛亂等罪名,和多名原住民一起被判死刑的事。國民黨政府在事件前後編造了多件污衊原住民菁英的假消息,擋火車的「高山惡霸高一生」只是其中一項污衊的假消息罷了。從此,兒子們也開始關心受難事件的始末和背景。

轉眼之間,孩兒們長大,相繼離家求學、成家立業,鮮少和我當面交換意見或分享相關問題。為了讓兒子們能持續關心,我就提筆寫了〈台中下行列車〉和〈警官宿舍〉兩篇文章,純粹寫給兒子們了解,沒想到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先生看了我的〈台中下行列車〉隨筆後,鼓勵我多寫幾篇到日本「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因此增補了〈第一個部落回憶〉、〈嘉義強震〉、〈給油巴那〉等,交給研究會刊登。

2003年退休之後,妻子林娟微帶領我重回基督教長老會加恩教會,開始參與教會的各項事工,並且到住宅附近的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擔任志工,也有充分時間整理鄒族傳統歌曲及過去寫過的童謠,同時繼續書寫個人成長過程紀錄。當時的想法和過去一樣,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就在前年,透過周婉窈老師的引介,魏淑貞總編和蔡明雲編輯得知我的論文拙作和幾篇隨筆收錄在日本《台湾原住民族の音樂と文化》(2013,草風館)裡,徵詢我出版的意願,她們的抬愛,讓我深深感動,也激勵了我寫作的意願和動力。

日治時代初期,鄒族還停留在小區塊的手鍬農業,部落型態是漁獵社會,在短短百年,三級跳來到工業社會、科學時代,衝擊是何等地大啊!但願拙作能讓大家對鄒族部落進步的過程有所了解,我,原住民老人,由衷地期待。               

2018.6.13

【推薦序】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周婉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一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台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台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台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台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台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台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台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台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6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台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1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台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台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台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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