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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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上)

2018-02-11 11:20
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份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圖/創用CC授權)
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份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圖/創用CC授權)

在近年來的社會轉型中,知識份子究竟充當了何種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還是負面價值更大?在諸多需要知識份子挺身而出、言說真理的關節點上,他們都跑到哪裡去了?那些必須收取紅包,才給病人動手術的醫生,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些向報考的學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導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面對死難礦工輕蔑地說「誰讓你們生在中國」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建議政府重新恢復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

曾經有人頗為偏激地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當今中國最壞的一群人。」由於我相當警惕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智主義」的傾向,對這樣的說法,一直抱有保留態度。然而,近年來通過諸多觀察,我逐漸發現這句話,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知識份子階層墮落的速度,遠遠快於普通中國人墮落的速度;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缺位」的時代。

中國缺少知識份子,並不是始於今日。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缺乏對於超越性價值的堅守。對家庭,他們遵循「孝」的原則;對朝廷,他們遵循「忠」的原則。在「忠」和「孝」之上,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當然,「忠」和「孝」這兩種原則,都與實際的仕途直接相關。違背了「忠」和「孝」原則的讀書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雲直上。中國的學術,亦未能獲得一種「自足性」,僵硬的科舉制度,導致歷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為「學而優則仕」。當然,這種「優」是片面的——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的是對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寫作模式的熟悉。這些技巧並沒有與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對應。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幻覺之中,或如司馬光那樣,戰戰兢兢地為帝王寫《資治通鑒》,或如唐伯虎那樣,虛妄驕狂地吟詩作畫。

科舉制度取消之後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並未因此而獲得自由與生機。諸種炫目的「主義」相繼在中國的大地上肆虐,再次讓知識份子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與奴僕。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度,成為衡量知識份子,是否可以擔任官職的惟一標準。當意識形態破產之後,「說謊的能力」則又成為知識份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關鍵的部分。

「學而優則仕」,古今皆然。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由於缺乏民主選舉和科學的考試、評估制度,龐大的官僚體系一難以吸納一流知識份子加入。通常,對官職的任命,都是上級下達的,幕後便充斥著厚顏無恥地「跑官」和「買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現了「學而劣則仕」的結果。這種幾乎可以成為是「逆向淘汰」的慣性力量,使得這一領域內的知識份子人格日漸萎縮。

在政壇上頗有影響力的「秘書黨」,其主要成員大都是善於舞文弄墨的知識份子。河北大貪官李真便是其中一位「大秘」。2003年,河北省前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李真被判處死刑。李真案件引發了河北省政壇的一場「地震」,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縣處級以上的官員紛紛落馬。李真在臨死前寫出了數萬言的「懺悔書」,企圖保命。他給法官提出異想天開的建議:如果槍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國各地面對各級官員作巡迴演講,向腐敗分子和企圖腐敗的官員,以身作則地「示警」。李真的這一想法「石破天驚」,其創意頗有些「點子大王」的氣息。可惜未能獲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從某師範學校畢業,曾經當過幾年的中學教師。後來,他通過父親戰友的關係,得以跳出這一清貧的職業,出任當時任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程維高的秘書。由此,他開始飛黃騰達的仕途,三十多歲便成為河北省最年輕的廳級幹部。李真外表文質彬彬,像一個讀書人,在一次訪談中他對記者說:「我工作以外的興趣就是讀書了,看的書很雜,最喜歡歷史著作和名人傳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林肯傳》、《周恩來傳》……」,在普遍不讀書或讀書極少的高級官員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識份子」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程無量的官員,在短短的任期內貪污了一千多萬元鉅款。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如果本人沒有強大的價值皈依、外部又沒有嚴格的監察機制,那些企圖運用權力來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最後往往被權力所改造。

近年來曝光的若干級別較高的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他們堪稱「精英中的精英」,在剛剛踏入官場的時候,無不充滿「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華的專業教育在中國是一流的,但其教育範疇中,卻沒有關於人何以為人的、基本道德倫理的教育。其畢業生經常是精神方面的「殘疾人」。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份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當代中國社會,「泛政治化」依然是顯著的「中國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歡,政治都無所不至地輻射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知識份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得面對功名利祿的考驗。即便沒有入仕當官的知識份子,也不能保證其研究專案不受權力的侵蝕。比如,越是離功名利祿近的「熱門」學科,便越是缺乏獨立性。作為兩個「專門學科」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整體性的墮落,即是「政治吞噬學術」的典型個案。由於這兩個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緊密,許多該領域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均已墮落成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兇」、「幫忙」和「幫閒」。

在經濟學家中,當然也有少數我敬重的人,如楊小凱、茅于軾、何清漣等。但對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人格,均不敢恭維。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包括名聲顯赫的「京城四少」),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幹的卻是破壞「自由主義」的事(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必須警惕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包括某些歐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他們將老師的「經」唱歪了。他們所捍衛的「自由」,乃是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自由,從而極大地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

每當官方出爐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的時候,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學者們,不是考慮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也不考慮它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現實;他們只是考慮如何遵從領導的意志,用學術語言來對其進行闡釋,賦予其華美的學術包裝。

這些光環四射的經濟學家反復強調說,經濟學是不必講道德的,那是婦人之仁。他們拼命替越來越嚴重的權力腐敗現象辯護,認為腐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代價最小的「潤滑劑」;北京堵車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們宣稱這正是北京經濟繁榮的標誌,因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國的股票證券市場,已經危機四伏,他們仍然口口聲聲地描述形勢大好,欺騙老百姓將辛辛苦苦積攢的錢投入此「無底洞」之中。

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房價節節攀升,工薪階層一輩子的收入,也買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們卻為畸形的房地產市場辯解說,房子本來就是為有錢人蓋的,這是市場規律,不必大驚小怪。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像數學一樣「純粹」的高級科學,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經濟學也是為統治者和強勢階層服務的,窮人不必知曉經濟學。

於是,經濟學中出現了人人趨之若騖的「環中南海現象」——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活動,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接近和進入權力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種種努力,果然成為高級官員的幕僚和顧問。有了權力的支持,很快就在政協、人大等榮譽機構和學術機構中,享有尊崇的位置,並在諸多大型企業和公司擔任「戰略策劃」、「獨立董事」之類的職務,他們為具有某種「通天」的線索和「斂財」的本事得意洋洋。這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從京城到地方「調研」的時候,一般都由當地黨政要員陪同,警車開道、威風八面。我就遇到過他們「出巡」的車隊。他們的一場報告會,開價數十萬之巨,聽眾多是政府官員和富豪老闆。他們「不經意」之間可能會透露某些股市內幕,足以成為莊家操縱股市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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