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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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2017-06-16 08:05
作者:洪郁如
譯者:吳佩珍,吳亦昕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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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台灣女性史》中文版即將問世之此時,距離2001 年本書在日本出版已有十六載。做為本書底稿的博士論文,撰寫於1990年代戰爭責任與慰安婦問題在日本引起高度矚目的時期,當時,主張日本官方應為加害行為道歉負責的論者,和保守右翼人士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從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我,始終認為這樣的論述並沒有真正察覺到,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問題背後,對台灣、朝鮮社會整體產生的結構性制約...

《近代台灣女性史》中文版即將問世之此時,距離2001 年本書在日本出版已有十六載。做為本書底稿的博士論文,撰寫於1990年代戰爭責任與慰安婦問題在日本引起高度矚目的時期,當時,主張日本官方應為加害行為道歉負責的論者,和保守右翼人士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從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我,始終認為這樣的論述並沒有真正察覺到,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問題背後,對台灣、朝鮮社會整體產生的結構性制約與影響。然而,這個面向在日本社會並不容易被省察。日本戰敗後面對緊接而來的美軍占領,從舊帝國領地數百萬人流回歸本土產生的社會問題,並隨即進入了冷戰體制,內外政治因素的交錯影響下,使得戰後日本,一再錯過正面清算舊殖民地歷史問題的時機。即使曾經統治台灣半世紀,戰後日本社會對台灣做為殖民地的過去其實極為陌生,長久以來,蔣介石與中華民國,始終是戰後日本人想像台灣的重要代名詞。90年代日本的時代氛圍,不斷促使我對近代台灣社會變遷進行思考,特別是屬於人的部分;而女性群體經歷的變化,在殖民與近代化的議題上,又格外具有啟示性。

近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就台灣而言,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遭受割讓的命運,轉使台灣的近代與帝國日本的殖民統治史緊密相連,但卻也不時與對岸中國變革遙遙相應。1945年脫離日本統治至今超過半世紀,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圖像,依然如霧中之花,似近還遠,熟悉又陌生。學界稱之「重層近代化」,正表現出它多重變數下的複雜性格。

「彼時」殖民地台灣近代圖像如何呈現,往往制約於戰後每個歷史時間所駐足的「現在」。二十一世紀之後關注近代台灣的焦點,多集中於可視層面,也就是屬於硬體的「物」。誠然,從鐵道、百貨公司、咖啡廳,到唱片,啤酒,洋裝等,無一不是近代台灣的摩登場景;但過於把物聚焦放大,卻可能模糊了當時置身殖民地近代化現場的台灣「人」,也忽略了台灣人面對外在環境變遷時,思考與苦惱的心路歷程。本書關注對象在於人,尤其是觀念與價值體系的變遷。從新女性的出現,考察與統治當局,台灣家庭與兩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期盼拙作能提供台灣讀者一個觀察點,理解上個世紀前半,在台灣社會的個人與家庭經歷的近代變革,女性如何被期待,以及她們的自我期許。

為何選擇「新女性」做為考察對象?本書序章和後記中,對研究課題的意義、作者在詞彙使用上採取的價值立場、以及源自個人生活經驗的問題意識都已經有詳細說明。即使如此,本書在日本出版後仍有讀者反應內容偏向社會上層,或認為欠缺對原住民等族群的敘述。事實上,一個鉅細靡遺,涵蓋各族群與階層的女性「通史」敘述,本非此書之寫作動機。跨越半世紀追溯新女性的形成與定位,目的是為了解析日本統治下近代台灣的社會變遷,究竟如何呈現於個人、家庭與在地社會。在階層問題上,無可諱言,新女性集團呈現之社會位階屬於中上,但本書所試圖建構的,是一個具有批判觀點的新菁英階層文化之實證研究,釐清殖民地政治結構與在地傳統規範產生的複數推力與制約下,它所呈現的集團特徵與局限性。我所極力關切的是,它被賦予與代表的社會價值指標性。完成描劃新女性之後,我們才能藉由她的界線,理解到社會階層與菁英文化的交集與流動關係,進一步思考殖民地近代化情境下,女性學歷與菁英文化取得的可能/不可能性。至於族群議題,本書雖著墨不多,但考察過程已確認到,「新女性」形成過程與特徵,普遍見於福佬、客家與原住民新菁英階層,價值指標性的意義亦為各族群所共有,今後若有機會再以專文討論。

2001年之後,我的研究大致朝三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本書「新女性」延伸線上的問題群,首先針對台北女子高等學院進行實證研究,指出殖民地女子高等教育的跛行性;另一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流行時尚」的歷史意義,近代摩登與殖民地政治之間錯雜的關係。

第二個方向是屬於勞動階層的社會史,主要處理本書未完的課題,即被排除在知識邊緣的廣大台灣民眾如何面對殖民地近代化,我分別從識字問題、勞動問題、媳婦仔習俗等人口買賣問題,探討了勞動階層對外在變遷的理解與對應。

第三個方向主要關照的是戰爭與歷史記憶,一是針對日本社會普遍流傳的「親日台灣」之說詞,從世代、階層、戰後東亞政治結構的角度,提出批判性的見解。二在思考「灣生」與在台日人台灣經驗的意義。三則分析戰爭與歷史記憶在台灣社會呈現的斷裂現象,並進一步思考文學與教育在重構歷史記憶傳承上的可能性。

本書在日本出版之後,生活中增添了許多廣結善緣的機會。首先是本書主角的「新女性」長輩們,在閱讀拙著後主動與我聯繫,如1925年基隆出身的簡淑循女士,她是基隆高等女學校畢業生,1941年留學於昭和女子藥學專門學校,戰後移居東京至今,由於住家鄰近,我們成了無所不談的好友。經由她的介紹,我又結識了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同窗會成員,如楊千鶴、杜潘芳格、羅陳惠、黃采霞(穎川霞)、姜蘭英、姜蕙英、黃秋燕等各位女士。當我繼續從事「新女性」延伸線上的研究時,她們都爽朗熱心地接受訪談,並給予許多資料上的協助,實際接觸這一世代的台灣女性們,讓我有了更深的體會與感受。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杜祖健(Anthony Tu)教授,他是本書屢次提到的林雙隨女士與杜聰明博士的三男,他在從東京準備返美之際讀到本書,並主動經過出版社與我取得聯繫,之後每次杜教授來日演講的緊湊行程中,都特別抽空會晤賜教。承蒙杜教授推薦,本書在2010年榮獲林誠道先生主持的財團法人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會頒發文化獎章。也透過杜教授引薦,有幸先後認識本書第四章所提到韓石泉醫師與莊綉鸞女士的後代,即旅美數學權威的韓良信教授、成大醫學院韓良誠教授、台大牙醫專業學院韓良俊教授、台南第二高女畢業的韓淑馨女士、以及旅居夏威夷的韓良憲醫師等。這十幾年來研究上的相關疑問,得以直接求教於上述前輩,可謂受益良多。

本人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吳亦昕教授,在研究、教學與校務繁忙之中,不吝撥冗進行拙著的翻譯計畫。2014年6月,吳佩珍教授蒞臨一橋大學,我和敝校100多名師生一起聆聽她的精彩演講,在會後寒暄短敘中,吳教授忽然問起拙著是否有中譯計畫,並表示願意擔任翻譯相關工作。當時我又驚又喜,但心底又提醒自己也許只是一種禮貌性的學術問候,出乎意料地,數週後即收到吳教授來信商議,本書的中譯計畫於是逐一展開。她言之必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與敬業精神,一直是我尊敬與學習的榜樣。再次向吳佩珍教授表達我衷心的謝意,由於她的努力,本書才能順利在台出版與各位讀者結緣。

記得當年本書在日本出版時,母親笑著說:「沒有中文翻譯看不懂啦。」而中譯本即將刊行的此刻,母親卻已離開了好多年,哼唱〈紅蜻蜓〉的外祖母也在2016年辭世。但是她們的身影與足跡,依然陪伴著我,不斷去思考二十世紀台灣民眾所經歷的社會變遷。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魏阿雲、父親洪武俊,把我從小帶大的外祖母魏江香,以及不斷關愛我的家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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