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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紀念日系列之九】日本人如何紀念八一五?

——戰後日本的兩種集體記憶

 2017-08-14 11:10
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同意無條件投降的詔書  圖/維基公共領域
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同意無條件投降的詔書 圖/維基公共領域

歷史學者若林正丈曾在2015年7月發表文章分析台灣的兩個「70週年」,討論當代台灣社會何以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終戰」集體記憶,而原因主要是來自戰後台灣的特殊複雜歷史情境,導致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特殊性。

然而,事實上,關於如何紀念8月15日這一天的分歧意見,不只存在於被歷史命運擺弄的邊陲殖民地台灣,更存在於看似「高度統合」的戰後日本社會,直至今天。

「死亡」作為民族主義的起源:「玉音放送」與戰後日本民族主義之關連

民族主義理論大師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想像的共同體》中精闢指出:「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更能鮮明地表徵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安德森,2010: 47)。人們透過儀式,集體且同時地紀念戰爭中的死亡,創造出民族的想像,強化「對一個匿名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就是戰前日本之「死亡」。戰後日本如何記憶死亡,決定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性質,也就是日本人想像「日本」的形式。戰敗所意味的「死亡」,對於日本人而言有三種意涵:第一,是戰爭中犧牲的人,是肉體之死亡;第二,是大日本帝國的崩潰,為舊體制之死亡;第三,是「打輸戰爭」的事實,讓犧牲的生命被否定,意義的消亡讓那些犧牲「再死了一次」。這是戰敗國日本在戰後紀念敗戰之特殊性:試圖為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傷害賦予意義。這樣的集體記憶,在二戰戰勝國是看不到的。

而標誌「戰敗」的決定性歷史事件,就是1945年8月15日中午12點的「玉音放送」,昭和天皇親自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個「玉音放送」,創造了日本國民與天皇之間的親密連帶感。對明治維新以來受日本帝國教育、活在以天皇為首的「家族國家」的人們而言,沒有什麼比流轉在耳中的「玉音」更能攪動心中對「日本」的豐沛情感。根據戰後許多「八一五回憶錄」顯示,在8月15日,即使很多人根本聽不清楚、甚至根本沒聽到玉音放送,對他們而言,這個歷史性的廣播仍然讓人涕泗縱橫,激動不能自已。

這就是激起人類強烈情緒之民族主義的神祕力量。安德森說,「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將偶然轉化成命運」(安德森,2010: 48)。「玉音放送」作為一個多重因素下的歷史偶然,卻成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起源。總而言之,戰後日本的敗戰記憶,反映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變遷。

「和平國家」之誕生:八一五紀念之固定論述

1945年9月2日,由麥克阿瑟率領的盟軍政府進駐日本,展開了7年的佔領統治。9月5日,戰後日本首次帝國議會開院式上,天皇致詞表示,「和平國家」就是日本的願景。9月29日,各大報頭版刊登了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首次會面的歷史照片,該報導的斗大標題寫著:「守護和平的御信念」。

自此,「和平國家」成為戰後日本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然而,這樣的願景追求,並非政府單方面的空泛口號,民間社會也因為悲慘戰爭之痛楚仍記憶猶新,因此舉國上下共同肯定「和平國家」的理想。這樣的心理,反映在戰後日本社會對放棄武裝的「憲法第九條」之熱烈歡迎之上(小熊英二,2002: 153-174)。

此後,在美軍佔領的7年之間,每一年的8月15日都沒有公開的紀念活動,但是大眾媒體約於1950年左右開始徵文紀念八一五,此時的大眾媒體以報章雜誌為主。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美軍將日本的治權完全交還日本政府,民間才開始出現公開的八一五紀念活動。

不意外地,與「和平」相關的論述成為所有戰爭紀念的固定台詞,「和平國家」的誓言一年一年地被反覆宣揚。然而,在日本,這些敗戰紀念儀式,卻並不被認為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一種實踐,凸顯出日本社會中「和平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矛盾。這和前面安德森所說的「對死亡之紀念就是民族主義的起源」是不同的。

為什麼日本社會集體抗拒「民族主義」?

事實上,從非日本人的角度看起來,八一五的紀念無疑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實踐。因為這樣的集體記憶無疑確認了共同體的邊界、填充了共同體成員之集體記憶的實質內涵。但是,日本人——無論是學界或是一般民眾——卻普遍對民族主義(nationalism,日文是以片假名直譯拼寫的ナショナリズム)存在著負面的感受。

這是因為日文中的「民族主義」一詞,直接觸動了人們對戰前日本的軍國主義之厭惡情緒。雖然民族主義並不等同軍國主義,但是在「要求個人為民族赴死犧牲」這一點上,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有種語言上的相通感。這也是日本人討厭「民族主義」之原因。所以,在紀念和平的儀式上,民族主義看似是一個被批判、反對的對象,可是這些儀式同時也實踐了另一種「對民族的想像」——和平國家。


二戰後麥克阿瑟與日本天皇裕仁合影。圖/取自維基百科

日本人如何紀念八一五:分歧的兩派

然而,「和平國家」的願景,在戰後屢遭挑戰,完全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國家理想。「和平憲法」於1947年施行,可是1950年韓戰爆發,引發了日本是否應幫助美國抵禦蘇聯、因此這也是廢除憲法第九條與否的論爭之始。

在1950年代這個時期,日本八一五的紀念方式,主要有三種:大眾媒體的紀念徵文、民間自主紀念集會、反原水爆運動。「追求世界和平」是這段時間的主要紀念論述,而帶領的人主要是進步革新派的知識份子與運動者,而這些論述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憲法九條」的國防論爭。

到了1950年代末期,日本經濟開始起飛。1960年代,是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之始,日本在八一五的紀念論述開始分歧。有人主張「日本應該要負起身為大國的責任」,想想自己在國際社會應當負起的國防角色。這也跟1964年日本舉辦奧運、1965年越戰激化等情勢有關:日本早已不是那個努力走出戰爭陰影的戰敗國,而是東亞經濟發展龍頭的泱泱大國。

因此,此時的八一五紀念出現了兩個主要的分歧:首先,1963年,日本政府首次舉辦了「全國戰歿者追悼式」,此儀式是由首相與天皇公開紀念戰爭中的3百萬死者(由日本政府所統計),年年舉辦,直至今日;其次,是保守勢力的興起。在戰敗初期,右派勢力沉寂了十多年,於1959年才有知識份子創辦了保守雜誌,而這群保守的知識份子,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後,開始主張日本應該找回明治時代的榮光。

總而言之,從八一五的紀念論述中,可以看見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的拉扯與對抗。即使雙方在紀念二戰終結時,都會強調「和平」的理想,但是這個「和平」的內涵相當分歧,對日本是否應擁有武裝的意見也完全不同。

終戰?敗戰?集體記憶之艱難

經典的八一五紀念論爭是「終戰」與「敗戰」之爭。「終戰」一詞,是目前日本主流社會最習於使用表述八一五的方式,但是在戰敗初期就常被批評此一詞彙毫無反省意識,因為「終戰」看起來像是戰爭「像天災一樣地自然結束了」。某些進步派主張,應該要使用「敗戰」一詞,才能點出日本「被打敗了」的記憶,需要有些人負起戰爭責任。可是,這樣的說法,也被某些右派批評為「自虐史觀」,認為二戰是一場自衛戰爭而非侵略戰爭。

日本人的八一五紀念,能夠映照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變化,而上述日本社會對「終戰/敗戰紀念日」的分歧,不斷延燒到了今日。日本社會內部如此多元的集體記憶,對身為前殖民地的台灣而言,又能夠存在何種啟發?如同若林所說,台灣內部對終戰存在著兩種完全衝突的集體記憶,但是這也不代表所有獨派就一定支持日本式的八一五紀念。就連看似統合的日本,其八一五的紀念方式仍存在高度歧異,這個事實,反映了集體記憶的重層性。也許身為台灣人的幸運就在於,正因長期被統治者奪走歷史的詮釋權,在公民意識覺醒的今日,我們可以在努力奪回自己對戰爭的話語權同時,也不忘尊重多元的歷史主體,拒絕單一記憶的壟斷:一個既非日本帝國、亦非中華民國的第三種「終戰/敗戰」歷史記憶,只有在台灣才有實踐的可能。

*本文重新改寫自作者之碩士論文〈和平民族主義——從「終戰/敗戰紀念日」記憶探討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轉變(1945~1972)〉。

參考文獻: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2010[1991],《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台北:時報出版。
小熊英二,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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