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誰在為自由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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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為自由歌唱?

《拆下肋骨當火炬:台灣民主地圖第三卷》自序

2017-07-12 14:15
余杰新書:《拆下肋骨當火炬》,主流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余杰新書:《拆下肋骨當火炬》,主流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蘇俄流亡詩人布羅茨基說過:「一個人脫離了專制,則只能流亡至民主。」又說:「對於一位流亡作家來說,走這條路在許多方面就像是回家,因為他離那些一直在給他以靈感的理想之歸屬更近了。」

與布羅茨基一樣,我也是「國家的敵人」:在蘇聯政府眼中,布羅茨基是一名「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當他在法庭上強調自己「詩人」的身分時,法官大聲反駁說,蘇維埃共和國公民當中沒有這樣一種職業;而在中共政權眼中,我是「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害群之馬」,那些訓練有素的秘密員警相信,唯有酷刑可以讓我停筆、讓我住嘴。

後來,布羅茨基和我都選擇流亡美國:他居住在喧鬧的紐約,而我居住在寂靜的維吉尼亞鄉下。在流亡異域的日子裡,布羅茨基沒有一個說俄語的民主國家可以去訪問,我卻有說華語的台灣可以去訪問——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不是比布羅茨基更幸運呢?

是的,每一次到台灣,我都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沒有余光中式的鄉愁,毋須矯揉造作、顧影自憐。我驚喜地在猴硐貓村找到了失去的童年:那個礦工居住的小山村,宛如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雲霧繚繞的「新華礦山」。猴硐因為貓的群居,奇蹟般地從廢棄中再生,成為一處新奇有趣的觀光景點;而位於四川樂山的那處礦山,則早已人去樓空,且道路不通,再也無法故地重遊——我7歲時全家搬離,便再也沒有回去過,更何況我現在根本就不能回中國,中共綁匪集團竊據了我的家園而以主人自居。

那天,在猴硐,我坐上滑輪車穿越一段漆黑的礦坑,有水滴從石縫中滴下來,炎炎夏日亦冰冷刺骨。這就是我童年最初的記憶,那時父親帶我下井,我很害怕,緊緊抓住父親的胳膊。是不是那段苦澀中有回甘的童年,鑄造了我極不合群的性格,即便在人聲鼎沸中,也如同孤寂一人?是不是那在黑暗中尋找光的經驗,孕育了我腦後那塊桀驁不馴的「反骨」,當人們都在歌唱「紅太陽最親」的時候,我偏偏看到了它背後無邊的黑暗?

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幾乎到過台灣的每一個縣市——雖然比不上威權時代自詡「愛民如子」、號稱「跑過台灣每一鄉鎮」的技術官僚,但我去的地方,大都是官僚和商人不會去的。我去的是那些定格著屠殺、苦難與悲劇的「暗黑觀光」之地,我走的是一條保存著抗爭、勇氣與希望的「自由之路」。我找到了那棵蔭蔽過奮筆疾書的鍾理和的木瓜樹,我找到了那片默默陪伴著梅貽琦安然長眠的梅園,我在台大校門外的唐山書店重溫「地下室中讀禁書」的「不亦快哉」,我在烏來的青山綠水之間傾聽戰死在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戰士的鎮魂歌……

台灣宛如一本攤開的大書,其中有溫柔的花草,有散發著硫磺味道的泥土與石頭,更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反抗者,這本大書讓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不停。而我也以台灣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寫自己的書——「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從第一卷《在那明亮的地方》到第二卷《我也走你的路》,如今寫到了第三卷《拆下肋骨當火炬》。

台灣的「傷痕地圖」與「反叛地圖」

我在台中訪問時,有緣與長期研究白色恐怖歷史的學者陳彥斌在電台對談。陳彥斌送給我一本由他主編的書《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我讀到了對楊逵的孫女楊翠的訪問,以及楊翠撰寫的序言〈城市的傷痕地圖〉。楊翠寫道:「這是一部以台中地區爲範疇的白色恐怖口述歷史,它猶如一張傷痕地圖,銘刻著這座城市的歷史創痛,每則故事都蓄滿苦痛和眼淚。然而,受苦者沒有前路,也沒有退路,正因如此,他們唯有在殘酷的現實中奮力跋涉,穿越苦難。因而,這也是一部尋求救贖的靈魂之書。」我很喜歡楊翠用的「城市的傷痕地圖」這個概念,我進而將它從城市擴展到鄉村,以便涵蓋整個台灣——我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的寫作,不也是精心繪製一幅「台灣傷痕地圖」嗎?

四百年來,先後遭到西班牙、荷蘭、明鄭、滿清、日本和國民黨等不同的外來政權統治、凌辱、蹂躪的台灣,是一個充滿傷痕的傷心之國,宛如以色列、科索沃、南北韓、柬埔寨與東帝汶。每一次的傷害都應當被記錄,每一道傷痕都應當被存留,每一個受害者都應當得到安慰,每一個加害者都應當被繩之以法。當然,這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我們至少要努力做到,不要讓悲劇反復重演,不要讓恐懼繼續蔓延,不要讓仇恨代代相傳。

正是為了這樣的目標,我在台南的台灣文學館查考那些秉筆直書的、像戰士一樣的作家及其作品;我在嘉義的陳澄波紀念館矚目那些畫家以鮮血爲顔料畫出的傑作;我在宜蘭的二二八紀念物「歷史之澄鏡」面前傾聽如眼淚奔流般的水聲;我在南投的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和苗栗的民主英烈公園思考歷史與現實、政治與宗教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我感受,我思考,我書寫,我不再是一名冷靜的、旁觀的外來者。我在書中所記錄的,不僅僅是一幅「傷痕地圖」,更是一幅「反叛地圖」。

一群台灣年輕人合作撰寫了一本名為《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誌》的「另類旅遊書」(2015年出版),列出了大台北與「人民反叛」有關的52個地點。這些地方,或許是一棟建築、一條街道、一座廣場,甚至已被拆除而只剩下地名;但就在這些地方,曾經上演過和正在上演著被主流社會刻意遮罩甚至妖魔化的「叛民」的抗爭。學者吳易叡在序言中說:「這張地圖上所有的線條都在蠢蠢欲動(或早就開始移動),而企圖挪移這些線條的是一個個被計劃刻度框架住,但不安於室的人。這些浮動的城市刻度,再現了井市小民對『正義與不正義』、『慾望與創傷』、『焦慮與壓抑』的交雜糾纏。」我相信,正是這些不在觀光手冊上的、似乎黯淡無光的地點,才成功地將「天龍國」顛覆成為「反叛城市」。

與之相似,我探訪的對象,既包括「傷痕地圖」,也包括「反叛地圖」:「傷痕地圖」是防守、紀念和哀悼;「反叛地圖」則是進擊、起義和吶喊,兩者互為表裡。我寫到了開啓台灣農民運動先河的二林蔗農事件的史跡陳列館及紀念碑,也寫到了保存高雄及全台灣工人運動史料的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台灣的民主化,不單單是知識精英的教育啓蒙、學生運動、黨外雜誌突破報禁乃至直接組黨衝擊黨禁,也包括工農大眾在基層一而再、再而三的抗爭運動。他們不該被忽視和遺忘。傾聽他們的心聲,才能拼湊出一幅整全的「反叛地圖」來。

我也嘗試著描述這一群風華絕代的反叛者們:永遠帶著小提琴的農民運動先驅簡吉,在被捕前還要爲母親演奏一曲吉他的胡海基,喜歡優雅的衣裝卻在省議會「舌戰群儒」的許世賢,以「公義」爲最高價值並將《公論報》當作孩子一樣呵護的李萬居……這些反叛者們,個個風流倜儻,雄姿英發,舉手投足,散發出無窮的魅力。而站在他們對立面的國民黨當權者們,個個都是那麽醜陋、那麽猥瑣、不堪入目、無足掛齒。

在寫台灣的反抗者的故事時,我想起了法國作家卡繆的一段話:「堅持到底,這不僅是抵抗,也是一種任性。有時候我需要寫下一些自己也不太明白、但卻正好可以證明我有個無法羈束的內在的東西。」有趣的是,在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中運動中,卡繆的《反抗者》爲兩地的反抗者帶來新的啟蒙、激勵與反思。卡繆不僅是二戰中反抗納粹的英雄,更在對抗虛無主義的哲學演繹過程中,逐漸走向對形上學的反叛。他敢於挑戰「政治正確」的禁忌,與曾經的戰友沙特分道揚鑣。卡繆不認同暴力並譴責恐怖主義,被左翼歸入「不夠革命」的妥協派。他看到了蘇聯制度的血腥與邪惡,在普遍左傾的歐洲知識界逆流而上,批判共產主義是另一種法西斯主義。他失去了絕大多數朋友,卻不放棄希望和愛,「這個世界的悲慘和偉大:不給我們任何真相,但許多愛。荒謬當道,愛拯救之」。我希望我的文字可以成為《反抗者》的小小註釋,換言之,用台灣的故事將其「在地化」。

墨寫的謊言與血寫的真相

台灣的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地名正義」。台灣可以學習的榜樣是:蘇聯東歐共產黨的統治崩潰之後,原來以列寧、史達林以及大大小小共產黨頭目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廣場、學校,以及各式各樣的塑像,都被更改、修正或移除。

以烏克蘭為例,2016年10月24日,烏克蘭推倒了境內最後一尊列寧塑像。這尊5米高的銅像將被融化回收。當地市長邦達連科說,這是切爾尼科夫州最後的列寧像,「沒有任何政治理由和願望要把它保存下來」。烏克蘭民族記憶學院院長維亞特羅維奇表示,推倒列寧像是必要的,「如果放在公共場所,它就仍然是極權主義的宣傳工具。」1991年,當蘇聯解體、烏克蘭獲得獨立時,烏克蘭境內有5500座列寧像,此後大部分被拆除。烏克蘭副總理基里連科說,最近幾年,又有一千多尊列寧像以及一百多尊前共產黨人、秘密員警頭子的塑像被推倒。

從2015年起,烏克蘭通過法律,將共產黨與法西斯等同起來,禁止共產黨及其標誌出現在公共場所,並全面清除共產黨時代的遺毒。迄今為止,烏克蘭更改了兩千五百個地名和一千多個鄉村和地區的名字,仍然有十五個行政地區等待重新命名。烏克蘭東部的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市現已被改名為第聶伯羅市。共產黨領袖彼得羅夫斯基參與製造了烏克蘭大饑荒和政治迫害,這座城市的居民不能忍受屠夫的名字代表他們的城市。而首都基輔市正計畫把一條林蔭大道以捷克前總統和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哈威爾的名字命名,因為哈維爾這個名字代表著自由和民主的價值。維亞特羅維奇指出,改換地名是必要的,「過去烏克蘭到處都是列寧像和列寧大街,簡直就是『列寧國』。」只有「去共產主義化」,烏克蘭才能獲得新生。

烏克蘭的列寧像已一個都不剩,人們不必膜拜獨裁者了;而台灣的蔣介石像大部分轉移到了大溪的「兩蔣文化園區」(其中也有少數孫文像和蔣經國像),但在很多學校和政府機關仍有保留。烏克蘭的「地名正義」清除了專制時代的文化毒素,而台灣有太多以「中山」、「中正」、「三民」和「四維八德」命名的街道和地點,什麽時候才能改過來呢?

大部分台灣朋友對二二八屠殺和白色恐怖的元凶蔣介石頗為反感,卻對國民黨塑造的「國父」孫文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太陽花學運的學生衝入立法院議堂之後,誰也沒有想過要將孫文的巨幅畫像取下來。人們不知道,孫文被當作台灣的「國父」,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之一。在本書中,我寫到了3個與孫文有關的地景:台北中山堂、陽明山中山樓和國父紀念館。其中,台北中山堂是日治時代的公會堂,跟孫文毫無關聯;後兩者則是蔣介石丟掉中國大陸之後,在台灣孤島上爲其導師打造的殿堂。

我在這3個地方挖掘謊言的「鍛造史」。謊言是用墨寫的,真相是用血寫的。孫文生前只以外國人的身分(無論其在法律意義上的國籍是美國還是中國),短暫訪問過作為日本國土的台灣。孫文既沒有實際統治過台灣,也對台灣的民主自由沒有絲毫貢獻。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孫文對中國而言,乃是千古罪人。正如香港政論家桑普所言:「孫文始終欠缺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序構想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胡堆亂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頑固倔強、折衷思考、能言善辯的人而已。所謂二次革命、中華革命黨、廣州軍政府、自封大元帥、驅逐陳炯明、聯俄容共,更是禍國殃民之舉,進而開啟史無前例的中國百年沉淪悲劇。孫文功不補過,堪稱民族罪人,絕非國父或英雄。」牽一髮而動全身,重寫台灣史,必然牽連到如何重寫中國史。

在私德上,孫文是荒淫無恥的「羅莉控」;在公德上,孫文是「天下爲私」的「未完成的獨裁者」。去除孫文崇拜是台灣轉型正義必須邁出的一步,台灣民眾不可等閒視之。台灣讀者當認真聽取桑普之忠告:「孫文,根本就是中國百年災難的禍首,最後更一手摧毀民國,為蔣介石1927年起升級專權以及毛澤東1949年起再升級極權做出關鍵的鋪墊。」我希望台北中山堂、陽明山中山樓、國父紀念館等地,在不久的將來都能「去孫文化」。

太陽花綻放,青年人覺醒

近代以來,台灣一直處於中國、日本和美國三個大國博弈的夾縫中,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台灣人在很長的時間段裡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在戰爭來臨的時候,他們只能成為龐大的戰爭機器上的螺絲釘。在本書中,我寫到了參與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的台灣高砂義勇軍,寫到了被派遣到中國執行危險任務的黑蝙蝠中隊,寫到了以一個人的力量拯救一個眷村的「彩虹爺爺」黃永阜,也寫到了長期滯留緬北的孤軍、到緬北從事情報活動的王根深以及他回台灣後開的那家「阿美米干」餐廳……這些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軍人和情報人員,人生履歷千差萬別,價值觀或許彼此對立,然而他們共同的命運是,最終都在台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成為台灣人之一員。如果用姚立明的話來說就是,他們雖然擁有不同的過去,卻可以擁有一樣美好的未來。

說到美好的未來,就不能不涉及到掌握台灣未來走向的青年人。在本書中,我首次將與民主運動有關的中學也納入「民主地圖」序列之中:高雄中學和台中一中是台灣最具民主傳統的中學。雄中自衛隊對抗正規軍,雖是以卵擊石,卻譜寫了高雄二二八抗暴運動中最為可歌可泣的一頁;而今日高雄中學學生自治會率先宣布去除「國父崇拜」的禮儀,也讓國民黨播弄了90年之久的「國父」偶像崇拜系統裂開了第一道口子。對於台中一中而言,一本名為《育才街》的學生雜誌,記錄了學生們參與太陽花和反課綱運動的點點滴滴,也記錄了學生們聲援香港佔中運動的吶喊——台灣不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孤島,台灣的年輕一代深具國際視野和「喪鐘為誰而鳴」的國際人權觀念。未來,台港的年輕一代必將攜手對抗中共張牙舞爪的「新帝國主義」。

台灣的年輕一代,並不都是一碰就碎的「草莓族」,他們深知「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道理。而且,救自己的國家,不僅靠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更要靠細水長流的社會運動;不僅靠在凱達格蘭大道和立法院這些國家權力中樞之地發起暴風驟雨般的抗爭,更要靠深入鄉村、深入千家萬戶的文化深耕、在地啓蒙。

我對大城市充滿了懷疑,走到鄉村才感到心安。在村落,在田野,在天涯,在海角,我遇到了一群群紮根大地的青年人:洪雅書房的老闆余國信,將一家小小的書店辦成了濁水溪以南最活躍的社運基地。我在洪雅書房演講時,遇到了一名身為國中老師的父親帶著正在唸國中的女兒前來傾聽,然後父女倆一起舉手提問,希望我告訴他們更多關於中國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故事。那一刻,我發現,小小的洪雅書房,是一間大大的公民教育的課堂。洪雅書房面積很小、營業額很少,但在精神和價值的層面,它卻比商業巨頭誠品書店大上千百倍——一家書店的規模再大、裝飾再美,如果內部存在看不見的審查機制,像傀儡一樣被遙遠的北京中南海的黑手操縱,我絕對不會進去買一本書。

讓破敗的老房子重獲新生的「成功旅社·農用書店」,更有一個宏大的願望:要爲「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台灣農業尋找「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關心社運、關心環保、關心農業的前輩詩人吳晟的支持下,這群來自大城市、擁有名校學歷的年輕人,在溪州這個小鎮上將遙不可及的理想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他們販賣的綠色農產品很快博得了美名,前來購買者絡繹不絕。他們努力奮鬥的方向與脈絡,讓我想起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

是的,我們都在爲自由歌唱——無論是我在路上訪談過的朋友們,還是閱讀我的文字的朋友們。如布羅茨基所說:「被釋放的人並非自由的人,解放僅僅是獲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義詞。」在貌似自由的美國生活的我,與在貌似自由的台灣生活的台灣朋友們,我們當以此共勉,讓自由成為生命中的鹽和光,讓自由成為不容任何力量剝奪的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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