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文】從《零八憲章》看一百年前的立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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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從《零八憲章》看一百年前的立憲運動

——為劉曉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2017-07-26 08:00
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失去自由,最終失去生命,中國的言論自由比起晚清大大不如。圖/民報資料照片
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失去自由,最終失去生命,中國的言論自由比起晚清大大不如。圖/民報資料照片

編按:本文為作者2009年3月所撰文章,將劉曉波發表的《零八憲章》與清末立憲運動對照分析,點出當年立憲派領袖張謇沒有因為組織立憲請願活動被滿清下獄,劉曉波卻因為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失去自由。清楚地表明今天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程度,比晚清大大不如,今天中國民眾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遠比晚清時少。

《零八憲章》發佈之後,有批評者將其與清末的立憲運動相提並論,並以此貶低《零八憲章》的價值,認為它是向「體制內」上書,是「跪著造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將《零八憲章》與立憲運動聯繫起來,不是貶低《零八憲章》,而正是將其放置在中國百年來艱苦卓絕的憲政道路的大框架下來考量,這不是《零八憲章》的缺陷,乃是《零八憲章》的光榮。

短期之內,《零八憲章》的目標難以實現;但長遠而論,《零八憲章》所描繪的藍圖必定會在中國成為現實。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為了達到此一目標,必有先知式的人物為之付出代價。比如昔日流亡海外十四載的梁啟超,比如因反對殺人而被幽禁至死的趙紫陽,比如今日為《零八憲章》而失去自由的劉曉波,都是此一序列中「被羞辱的先知」式的人物。

劉曉波失去自由已經一百天了,這是他再次為中國實現憲政共和而付出的個人代價,任何一個關注中國未來的人士都不應忽視此一代價。中共當局固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動用武力將其拘捕並囚禁在1間僅有數平方米的小屋裡,卻無法消滅他及其同仁的思想與觀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說,如今回轉到了中共自己身上。

《零八憲章》是時代的分水嶺

《零八憲章》的誕生,是「中國往何處去」的破題之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將中國劃分為「《零八憲章》之前的中國」和「《零八憲章》之後的中國」。對於「《零八憲章》之前的中國」,《零八憲章》中有簡略而準確的描述,作為基督徒,我將其概括為「缺乏愛與公義的國度」;對於「《零八憲章》之後的中國」,《零八憲章》當中更有理智而務實的展望,那就是不僅有「共和」之名,更有「共和」之實的「共和國」。

《零八憲章》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扎根於鮮活的現實,且具有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如果以《零八憲章》為參照物,來反觀一百年前晚清之立憲運動,便可對百年來中國人漫漫的民主憲政夢有真切的體認。

晚清之立憲運動,主力是士紳階層,歷史學家張朋園考察國會之預備機構「諮議局」成員的背景之後指出,這些議員大多數為具有傳統功名之士紳;若干士紳同時又曾接受過新式教育;大多為有產階級;高層士紳中多曾在中央或地方擔任過官職,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對政府有所認識。這些背景兼具傳統性與現代性,他們的文化立場和經濟地位,以及政治上的實踐經驗,使得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所作之規劃理性務實、不急不躁。

立憲派對當局不是無原則的妥協派,在經歷三次請願未果之後,他們對滿清王朝拖延立憲的做法不乏嚴厲之批判;同時,立憲派不贊同由下層失意文人、部分新軍官兵、秘密會黨等構成的「革命黨」所持的激進革命之路,他們認為激進革命將破壞傳統的社會結構、激發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他們一方面需要面對拒絕變革、拒絕出讓特權的朝廷當權派的壓力,一方面又不得不應對以激進路徑獲得越來越多底層民眾支援的革命黨的壓力。可以說,這是一條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事業,他們堅持下來乃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晚清之立憲運動未能取得最後的成功,首先是因為滿清特權階層的愚蠢、僵化、固守既得利益。當時,《時報》即警告說,當局不要以為拒絕立憲派的請願活動,僅僅是拒絕數十名代表的意見,而「蔑視代表,直謂蔑視四萬萬之民」。在第三次請願時,立憲派給攝政王的信中指出:「庶政孔多,而財政奇絀,官僚充斥,而責任無人。……以言財政,而財政之紊亂如故;以言教育,而教育之腐敗如故;以言員警,而員警之疲頑如故。其他軍事、實業,凡關於國家大計者,更無一足饜人心焉。外人觀吾國者,以為吾國之政治如滅燭夜行,無一線光明,幾不足以與國家之數。

流亡在海外的立憲黨人的「宣傳部長」梁啟超,對國勢的看法更為悲觀:「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今日國命懸於政府,政府惟瞷然不知國家之將瀕於亡也,故昏悖日益甚,若恐其亡之不速,而更旦旦伐之。國中仁人君子,歷舉亡征,大聲疾呼,冀政府有所警惕而悔于萬一。」此段描述與今日《零八憲章》中對中國現狀的描述非常相似。

而中共當局對《零八憲章》的拒絕與滿清當局對立憲請願的拒絕相比,更加粗暴蠻橫,它所蔑視的不僅僅是迄今為止那8千多名簽名者,而是站在他們背後的13億民眾。

在2009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會」上,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悍然宣稱,中國絕對不搞西方三權分立、多黨輪流執政的「那一套」。這一講話可以看作是中共當局對《零八憲章》的一種間接回應。中共高官們連滿清皇族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樣子都不願裝扮,赤裸裸地說出永遠壟斷權力的企圖。他們乾脆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看老百姓奈何之?

《零八憲章》諸君固然不是革命派,不會採取煽動暴力革命的方式「顛覆政府」,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中共決意自殺,誰都挽救不了。吳邦國的這番言論表明,中共雄赳赳、氣昂昂地走上一條不歸路。

穩定不能壓倒一切

晚清之立憲運動未能取得最後的成功,其次是因為革命思想、激進道路逐漸深入人心,使得理性、漸進、改良的觀念被民眾拋棄。中國儒家傳統中即有「湯武革命」的激進思路,近代以來各種西方激進學說更是在中國大地上肆意跑馬,激進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本來穩健的士大夫,也血氣方剛地走上激進道路,如晚清之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後來才逐漸穩定下來。

激進主義帶來巨大的危險。張朋園認為:「專制政治已被迫稍事收斂,人民的政治意識已漸次開啟,深藏內心的不滿,終於形于表面而成狂瀾。希望大事改革的要求不達,轉而尋求對抗,是所不免。」這也正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觀點:革命的到來,不是在專制最嚴厲的時期,而是在專制出現鬆動和調整的時期。

以法國大革命而論,沒有發生在獨裁最厲害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期間,反倒發生在比較仁慈的路易十六統治時期。路易十六即便試圖回到路易十四的時代,他本人亦無此種魄力,法國社會亦非數十年之前之境況;而路易十六在行政和經濟等方面推動有限的改革,誰知牽一髮而動全身,為財政問題而召開三級會議,三級會議一開,革命的多米諾骨牌便一發而不可收拾。

以今日之中國而論,為何官方天天都在高唱「穩定壓倒一切」呢?這恰恰說明「不穩定」是一種難以掩飾和改善的現狀,統治者深陷於「穩定焦慮症」之中,大肆擴充軍警和文宣機構,甚至在政法委之下設置了一個專門的「維穩辦」。如果將托克維爾的觀點移用到中國,亦驚人地準確:在統治嚴密、鐵板一塊的毛時代,即便出現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出現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如甕安、如隴南)。並不是說今天的統治者比當年的統治者更開明和民主、允許出現「群體性事件」,而是表明今天中共當局的控制力呈直線下降之趨勢,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和分層化。

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今天的中國不是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最邪惡」的時代,但人民壓抑已久的怨氣越升越高,一旦爆發,其威力將超乎想像,正所謂「痛苦在可以忍受時,不滿就會達到頂峰;當不滿的情況已經改善了,不滿往往造成動亂」。今天中國的激進思潮、暴戾之氣,已到了如火山岩漿般「濃得化不開」的程度。在毛時代,雖然餓死數千萬人,政府之聲望仍維持不墜;但如今一個楊佳案、一個「躲貓貓」案,便讓政府如同過街老鼠般名聲掃地。

本來,《零八憲章》堪稱一塊醒目的路標,好心告知司機前面有萬丈深淵,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拐彎的時候了。但作為司機的中共執政者偏偏不聽,反倒快馬加鞭猛衝而過,這不是自取滅亡嗎?

共產黨掌權者們不是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但他們無人具有毛澤東當年扭轉乾坤的無上權威。今日之中國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極權主義的衰退期,黨魁只是寡頭中最大的那個寡頭,對許多事情都無能為力。在即將到來的驚濤駭浪之中,當政者既無法將中國這艘大船掉頭回到毛澤東時代,亦不敢乘風破浪融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唯有如履薄冰地當「維持會會長」,如李鴻章所說,姑且糊一糊紙房子,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樣「老僧入定」的日子能維持多久?是像齊奧賽斯庫那樣成為槍下亡魂,還是像昂納克那樣淪為階下囚?

極權中共不如大清王朝

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零八憲章》,未能成為一場與立憲運動類似的大型「運動」,這與今天中共對社會的控制遠比晚清更為嚴密是分不開的。

晚清是兩千年皇權專制制度的強弓之末,當時社會的開放性和公共空間之廣闊,遠非今日所能比擬。以持立憲主張的民間組織而論,上海有以張謇、湯壽潛為首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有憲政籌備會,湖南有憲政公會,廣東有自治會,以及梁啟超在海外發起並擴及國內的政聞社。

而在今天,一個並無具體政治訴求的、由幾個年輕人組織的「新青年讀書會」,卻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其多名成員遭致多年的牢獄之災。所以,今天中國並沒有出現晚清的政治團體存在的空間。

以立憲運動動員群眾之廣而論,在文化教育和傳媒尚不發達的當時,第1次請願有20萬人之簽名,第2次請願有30萬人之簽名。第3次簽名人數未有確認,組織者計畫發動2,500萬人,這個數字是不太確實的遠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第3次簽名的人數在第2次的基礎上必然大有增長。

然而,《零八憲章》發佈3個多月之後,簽名人數仍未突破1萬(編按,到2011年6月,簽名者有1.3萬人),這還借助了新興傳媒網路的力量。如果沒有網路,可以設想,簽名人的數位可能只有如今的1成、2成左右,跟晚清相比就更是九牛一毫了。

就簽名者的構成作簡單的分析,當年的立憲請願信獲得諸多體制內的在任高官、退休官員以及各界社會名流的支持。

首先,在立憲運動成形之前,便有若干高級官吏用傳統的方式上書朝廷請求立憲。在上書議請立憲的官員中,手握重權的督撫有兩江總督周馥、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等人;中樞的部長級高官有學部尚書張百熙、禮部尚書唐景崇等人,以及諸多駐外使節(駐法、駐英、駐美、駐俄)等。我們能夠想像今天的地方大員如汪洋、俞正聲、胡春華、周強等人,國務院的部長們以及駐外使節們紛紛上書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嗎?

其次,清末參與立憲運動的退休官員更是數不勝數,他們不僅沒有受到朝廷的申斥,反而通過此行動大大提升了自己在地方上的聲望和影響力。他們雖然沒有經過選舉,但儼然是民意代表,朝廷對他們不得不忌憚三分。而在《零八憲章》的簽名者中,中共退休高官簽名者極少,比較知名的僅有八九之後被整肅的鮑彤、資格更老的原胡耀邦系統的老幹部李普等寥寥可數的幾人而已。我們能夠想像胡啟立、田紀雲、朱厚澤、閻明復、胡德平、葉選平等人都在《零八憲章》上簽名嗎?

只要民主的火苗不滅…

第三,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堅人物,是在官方和民間都頗有聲譽的張謇、湯化龍、湯壽潛等人,他們或為狀元,或為翰林,或在實業界赫赫有名,或者文化教育方面成就斐然。而在《零八憲章》簽名者的名單上,既看不到一名大學校長的名字,也看不到一個知名度較高的作家的名字(老詩人流沙河是一個例外,其他無論是老一輩的王蒙、張賢亮,中年一代的鐵凝、賈平凹,還是青年一代的郭敬明、蔣方舟,都對《零八憲章》或聞所未聞,或避之唯恐不及);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名字(如王石、張朝陽、馬雲等),也看不到任何一個演藝和體育界明星的名字(在西方國家,演藝和體育明星大都積極參與政治和人權活動)。這固然是因為中共的統治比滿清的統治「有效」,亦說明今天的中國人比那個時代「更加聰明」。

雖然立憲運動未能在政治的層面上取得成功,立憲派未能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未能將中國帶上一條英國「光榮革命」式的君主立憲之路。但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他們所開啟的憲政之路,直到今天仍有後人追隨,《零八憲章》的許多簽署者便是如此。

當年,立憲派領袖張謇沒有因為組織立憲請願活動而被滿清當局下獄;今日,民間獨立知識人劉曉波卻因為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失去自由。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今天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程度比晚清大大地收縮,今天中國民眾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遠比晚清時少。此一令人沮喪的現狀,並不意味著從此便放棄努力,相反,更要奮勇前行,如張朋園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一書中所論,雖然中國民主的困境,今天並未完全消除,但「只要民主的火苗不滅,中國的全民政治仍有厚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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