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難以容忍的不義之法該遵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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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難以容忍的不義之法該遵守嗎

2018-09-16 13:53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雖因欲拿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為轉型正義的例子,並以之為選舉操作,致已辭職下台。惟關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要求釐清威權體制加害者的責任,能否對執行命令者究責,卻有商榷之餘。圖/張家銘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雖因欲拿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為轉型正義的例子,並以之為選舉操作,致已辭職下台。惟關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要求釐清威權體制加害者的責任,能否對執行命令者究責,卻有商榷之餘。圖/張家銘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雖因欲拿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為轉型正義的例子,並以之為選舉操作,致已辭職下台。惟關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要求釐清威權體制加害者的責任,能否對執行命令者究責,卻有商榷之餘。

德國法學者賴布魯特(Gustav Radbruch)於1946年發表「法之不法與超法之法」(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一文就強調,當實證法達於難以忍受(Unerträglich)的不正義,致已非法律,任何人當無遵守義務。這後來稱為賴布魯特公式,就被認為是判斷惡法與否之基準,也常為德國法院所引用。只是對難以忍受的標準,實無以捉摸下,又有誰能客觀公正的判斷,何種法律是不正義,致無須遵從呢?

以兩德統一後,訴追射殺越過柏林圍牆的士兵的諸多案件來看,一個主要的爭執點,即是這些被告之所以開槍,乃是因當時的東德刑法,將越界的行為界定是犯罪,且根據邊境法,固守邊界的士兵是有權在示警後,進行開槍的動作。如此的法律規定,確實有違人權與人道,自應被認定是不義之法,士兵自無遵守義務,若因此致人於死,就不能以依法令來阻卻違法。

惟以士兵的角色來說,怎可能去質疑長官的命令,又何能去審查法律本身是否違反人權?更重要的是,士兵若不聽命令開槍,其自己又會遭受如何的對待呢?故若對之處罰,即是以事後法來為處罰依據,致難免於敗者為寇的的質疑。

只是在諸多此類案件裡,雖有判以無罪者,但仍有法官認為開槍不符合比例原則、或堅持不義之法不是法、甚或以良知重於法律等理由,來判決被告有罪,致凸顯出賴布魯特公式的實踐困難與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判處士兵有罪,法官也多以其養成教育與環境被強迫灌輸,致難以期待、也不可能去判斷法律是否不義,而以緩刑為終,算是堅持正義與顧慮現實的相互妥協與調和。

而以1989年的鄭南榕自焚事件來說,因其宣揚與發表台灣獨立的刊物,致被以內亂罪調查與傳喚,此於言論極為自由與多元的現代,似乎難以想像。因依當年的刑法第100條第1項,只要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即可處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可處無期徒刑。而因列舉的意圖內容,不僅模糊與空泛,更未有行為手段的限定,就使處罰範圍漫無邊際,致出現所謂言論或和平內亂罪的詭異結果。

甚且於當時,還有所謂懲治叛亂條例的特別法,將內亂罪刑度提升至死刑,致成為執政者壓制言論自由的最強力工具。而如此的法律,直至1991年,才因有研究生組讀書會研習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始,被以內亂罪逮捕、起訴,致引發抗議後才廢除,且於刑法第100條第1項的內亂罪,將手段限定為強暴脅迫,所謂言論、和平內亂,從此也在台灣消失。

面對過去扭曲人權保障的壓制,如果要進行法律,尤其是刑法究責,卻有諸多障礙。以因鄭南榕拒不出庭,而由警察進行拘提來看,乃是根據高檢署檢察官所法發的拘提票來執行,依刑法第21條第2項,屬上級命令的職務行為,致可阻卻違法。惟依據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明知命令違法者,仍不能阻卻違法,故以言論內亂之名而行迫害異議份子之實的法令,警察似無遵從之理,因此為執行,自也不能阻卻違法。

只是言論內亂罪,即便荒謬與踐踏人權,但以警察之位階,怎可能去質疑檢察官所發的拘提票,又有何權力可去審查刑法第100條及懲治叛亂條例的違憲性?甚且,以過往威權體制的教育體系,就已強烈灌輸全民對台獨主張者的犯罪性,下級的執法者,也不會去質疑上級的命令,更遑論,若不服從,自己可能遭受不利對待的義務衝突。也因此,轉型正義的究責,如專找特定的執行命令者開刀,就易落入清算鬥爭之口實。

而在此次事件後,於促轉會已被貼上清算鬥爭工具的標籤下,不要說屬最高度轉型正義的加害者究責,幾已不可能啟動,恐連最基本的真相還原,都會寸步難行。而目前的促轉會,竟落得最該被轉型的對象,更顯得極端諷刺,亦使台灣的正義轉型,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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