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繁榮均富社會之鑰:共享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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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繁榮均富社會之鑰:共享 (之二)

 2014-12-31 15:43
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成長速率減緩後,官僚貪污或無能的情況就可能影響經濟果實不足以滿足多數民眾需求,此時民主體制的監督及制衡力量較為強大。(網路資料)
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成長速率減緩後,官僚貪污或無能的情況就可能影響經濟果實不足以滿足多數民眾需求,此時民主體制的監督及制衡力量較為強大。(網路資料)

前文提及,只要在在經濟上採取利潤共享的廣納型制度,即使在政治上極權甚至獨裁,短期內都可能達成令人驚艷的成績。不過,長期來看,政治和經濟仍然會產生交互作用而影響彼此的發展。例如,政治權利是否普及,可能會影響經濟制度的長期走向。反之,經濟財富分配是能雨露均霑,也會影響政治制度的長遠發展。

精確來說,這兩種不同體制之間如何交互影響及更迭,其實和社會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分配是否太集中有著密切關係。當政治權力集中於少數菁英階級手中時,人性的自利天性會驅使他們利用政治上的權力來攫取經濟上的利益。而要獲取經濟上的利益,最簡便的途徑不外乎透過獨佔、特許等方式來進行。如此長期下來,若沒有其他力量干擾,社會便可能趨向榨取式經濟體制而發展遲滯。中世紀原本繁榮富庶的威尼斯,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極權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利益不會集中於少數統治階級,那麼當足夠多的人民享有經濟發展的果實,擁有更多的財富及實力之後,這群崛起的新興階層,就可能起而向統治階級要求更多政治及經濟上的權利,而促使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朝更開放的廣納型制度推進。十七世紀的英國,就分別為這兩種影響途徑提供了生動的例子。

前述中世紀的威尼斯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在政經體制上其實差異不是太大。他們的經濟體系都接近開放的廣納型制度,政治上則大致由少數菁英階級統治。唯一較明顯的差別是,當時的英國,有一群從往來大西洋兩岸的貿易中致富、且擁有足夠實力與舊統治階層抗衡的新興資產階級。也就是由於他們持續的抗爭,最終迫使英國統治階層退讓,而從君主專制轉變成民主政體。反觀中世紀的威尼斯,則是缺少有力的民間力量,來扺抗統治菁英藉由修改制度來鞏固既得利益的企圖。因此,原本蓬勃發展的廣納型經濟體系遭到少數統治階層逐步逆轉,而由絢爛歸於平淡。

以上的論述,揭示了繁榮均富社會的一項隱憂:排他性。由於人類自利的本性,在可能的範圍內都會衍生圖利自己的企圖。此時,若沒有足夠的監督制衡力量,擁有權力者很難抗拒利用職權來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誘惑。一般來說,這也是極權政權和民主政權之間一項重要的分野。

正常來說,如果統治階層擁有良好的決策能力和無私的品格,極權政體確實可以發揮卓越的效能,使社會進入繁榮發展的道路,這是講求折衝協調的民主體制所無法企及的。同時,這也是為何不少人會對新加坡、甚至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產生欽羨心理的緣故。

然而,由於人類自私的本性,我們無法期待每一位統治階層的成員都是賢能無私之士。只要在發展過程中,極權體制的領導者無法抑制其自私的野心,在監督制衡力量不彰的環境下,他們很可能會利用其權勢排除其他可能的競爭勢力,來謀取政治上或經濟上更大的利益。在人心貪求無饜的作用下,很容易導致原本廣納型的經濟體制逐步限縮而崩解,而統治者為了確保其新攫奪的利益,會更進一步鞏固其政權的掌握。在上述逐步緊縮的政經環境之下,無可避免會導致經濟衰退,最終造成政權的不穩及崩解。以中國來說,由於目前處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只要穩定的政經環境,就可以創造可觀的經濟成長。因此,即使官僚存在貪污腐敗的狀況,在人民仍有不錯利益可分享的情形下,整體經濟仍會有可觀的成長。然而,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成長速率減緩後,官僚貪污或無能的情況就可能影響經濟果實不足以滿足多數民眾需求,此時極權體制的副作用就會更加明顯。相對而言,民主體制的監督及制衡力量較為強大。因此,發生上述惡性循環的可能就比較輕微。

如果一個國家是屬於榨取型的的體制,政治經濟權力集於少數統治階級,由於上位者掌握了龐大的政經利益,覬覦者自然不乏其人。一旦統治階層權力結構稍有不穩,或是競逐權力的多方勢力未能迅速定於一尊,彼此相互征伐勢所難免。常年戰爭頻仍的情況下,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自然力有未逮。個人在財產權未能受到保護的情況下,投資意願自然不足,社會的經濟發展當然也會發生停滯甚或倒退的情況。因此,國家從興盛到衰敗的原因,也來自不同群體之間競逐成為榨取式經濟體制的主宰而彼此征伐,以致於削弱整個體系的運作效能甚至造成更大的破壞,最終走向頹敗之途。相較之下,民主體制的權力競逐成敗所造成的後果,對相關各方並沒有上述極權體制下那麼嚴重。因此,也較不會發生相互征伐的戰爭態勢。

然而,民主體制也不能保證國家發展就一定會一帆風順。如果欠缺足夠的監督制衡力量,執政者也可能利用可趁之機遂行一己之私利。或者擁有財富者也可能會藉由金錢來攏絡執政者,以期獲取更多財富,甚至自己也會想進一步擁有政治上的權力。而在有錢有權之後,自然就會想鞏固既有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蔣介石會一直連任、台灣會長期戒嚴、有政黨會修出鳥籠公投法、以及號稱進步思潮的民進黨,會和國民黨聯手修憲來擠壓小黨的生存空間,雖然最後是利令智昏地幾乎差點把自己也修掉的緣故。要注意的是,各種遂行一己私慾的企圖往往覆以美麗的口號為包裝,例如「為了國家的安全及穩定所以要戒嚴」、「為了要吸引資金回流所以要調降遺產稅及營所稅」、「為了維護政治的穩定所以拒絕人民公投提案」等等。

總之,不論是民主或是極權體制,若要判斷執政者的政策是否有利於國家,不是聽信他們的宣示,而是看那項政策執行後,政治權力或經濟財富的流向,究竟是往某特定群體集中,還是讓更多更廣的民眾所共享。現代公民若能理解這點,就比較不容易被政治人物的口號宣示所迷惑誤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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