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文】45年的懸案:謝緯死因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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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45年的懸案:謝緯死因之迷    

 2015-02-25 11:25
兼具牧師與醫師身分的謝緯(1916-1970)。(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兼具牧師與醫師身分的謝緯(1916-1970)。(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合理懷疑,是追求真理之必要。─ 莊萬壽

楔子

曾慶豹教授在《台灣教會公報》第3284期(2015年2月2日~2月8日)19頁〈約瑟和他的弟兄們-2:被迫與普世教會分離〉一文中探討〈教會合一運動被指控為親共與容共行為〉[1] 時指出:

 …… 但是問題就在於,退出普世教協的案子只要一天在謝緯任內沒有塵埃落 定,他也是寢食難安。謝緯的日記只寫到417日,617日他即發生車禍身亡了。面對當時巨大的壓力,謝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死了,就可以休息。」他的死,自然卸下了他議長一職的身分,當然也就不需要再去面對退出普世教協與否的燙手山芋。謝緯的死,帶走了所有的悲傷,同時也帶來了平靜,很快地,退出普世教協的案子730日在代議長高俊明的主持之下通過了。 ……

謎團疑雲

1970年6月17日下午,兼具牧師與醫師身分的謝緯(1916-1970),自行駕車從南投鎮大同醫院欲趕往二林基督教醫院為急診患者開刀時,在名間鄉意外撞樹而身亡的時候,街坊鄰里即議論紛紛,並流傳諸多不同的「猜測」。據一般的說法,皆以其因工作繁忙,疲勞過度,睡眠不足所致(前一晚在北門為烏腳病患開刀,回到南投家中已是17日清晨4點);或謂謝緯乃心臟病突發(心肌梗塞)致命。當然,謝緯生前的身體狀況,其血壓偏高、心臟有些問題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謝緯的死因,筆者認為仍是一個「謎」。台灣雖「解嚴」至今28年,但是,對於謝緯遭當時國民黨的政治暗殺(political assassination,Yoshihisa Amae(天江喜久),2007)之「可能性」,礙於事發當時的「白色恐怖」氣氛,包括謝緯之親朋好友,皆避口不談,噤若寒蟬,都三緘其口,非常低調。筆者在撰寫碩士論文《謝緯與台灣醫療宣教》時,曾與謝緯夫人楊瓊英醫師(1921-)提起謝緯死因之探討,她也不想把問題擴大解釋。經筆者向她說明這些存疑之處,值得用另外的角度思索之後,她才笑笑說:「那我沒有意見。」(2008)

退出WCC事件

謝緯在擔任總會議長之前一年(1968),地方人士與國民黨南投縣黨部曾有意徵召謝緯出來競選南投縣長一職,且願全力支持。亦即,謝緯如果願意出來選的話,國民黨就不推出人選與之競爭。以其在地方名望之高,尤其在埔里為原住民的服務與貢獻,票源豐富,絕對會當選。然而,對於政治(包括教會政治)不感興趣的謝緯,對於選舉,在日記中記錄了如下的看法:

    「晚上政客滿廳,覺得很煩。選舉消耗很多物質和精神,覺得很傻,現代選
    舉的風氣要改才可以。外面選舉的氣氛很熱烈,為了什麼大家那麼打拚?為
    了名譽還是為了什麼?但是我要明白來看我應該要走的路,我要走我應該走
    的路。……我確信我走的路一定是比較有價值、正直的路,所以,周圍在引
    誘我,要我出來選舉時,我都不會遲疑地就拒絕了。」(1968年1月17日)
​​

可是,「甘願做戇人」的謝緯,卻在沒有出席會議的情形之下,於1969年2月3日,無意中「被強拉出來」(鄭兒玉言)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 16 屆議長。接著,就遇到一連串政府逼迫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WCC)事件。他為了維護長老教會的主權與尊嚴,與國民黨政府周旋多時,並以堅定之信仰立場,保住了總會在WCC組織的席位。


    擔任議長不到半年的謝緯,於1969年6月26日及27日的日記上寫道:
   「為了總會的會議而北上,連續二天要開會,但在我腦中浮現的是WCC的問
    題。差不多一個月前就開始祈禱上帝,指示我明確的道路,行為不得違背國
    家以及基督長老教會。現在政府認為 WCC是親共的宗教團體,等我好好地
    研究之後,若發現WCC是親共的話,我們就違背了國策,是絕對不行的。
    但是,假使WCC是一種像聯合國那樣的國際性組織的話,我想提出主張,
    說明事實的真相。
​​

​​        ……才知道想使長老會脫離WCC的,確實是政府當局的意見。我想告
    訴當局我們會徹底弄清楚WCC,若真的是容共團體的話,就不是我們的宗
    旨,我們便會退出WCC。從就任議長開始,所擔心的事現在發生了。總會
    議長的立場萬一有錯,而導致全體皆錯的時候,只有自己挑起責任是無法解
    決的。請上帝賜我智慧與勇氣及力量。」
​​

1969年7月31日,對於自己「時日不多」已了然於胸,似乎早有「從容就義」的心理準備了。當天的日記上有感而發地寫著:

​   「最近真正感覺自己的能力、生命的界限、人的一生,是神所安排的,使我們
    無法預測。不知道什麼原因,讓我感覺我的人生目標一天天逼近在眼前。」
​​

另於1970年1月26日的日記上有感而發地說:

   「數算自己年齡已經五十四歲了,……現在已經不是工作的開始,覺得是我的
    工作結算的時候到了。……」

其倒數第二則日記1970年3月31日,謝緯為了總會「流會」一事,自責不已,感慨萬千:寫道:「總會成立以來,最惡、最羞恥的場面,終於臨到」……「身為總會議長,真的是覺得自己一定要負起責任來。」因為總會流會,所以未能選出新的議長,導致謝緯繼續擔任總會第17屆議長,也仍然要解決WCC的事情。而國民黨「強烈」要求長老教會總會退出WCC一事,著實讓身為議長的謝緯,陷入掙扎、無奈的情境之中。

疑點探討

一、是不是因為謝緯「不聽話」,長老教會總會沒有按照國民黨的意思退出WCC 組織,只好使出「奧步」(爛招數),讓「車輛出事」?鄭兒玉牧師以為:「按照過去國民黨的『歹底』(台語,指不良紀錄)看來,有這種懷疑也是免不了的。」謝綸長老(謝緯胞弟,1919-)亦認為:「若因總會被迫要求退出WCC一事,是有這個可能性。」
二、若依上述之「車輛出事」一語,可解讀為「車輛機械故障」。若依照這個假設推論的話,即有三種可能:
1是車輛疏於保養,致「機械」本身真的出了問題。
2是「人為」問題(在車輛機械上動手腳)。
3亦有聽聞是國民黨特務開車尾隨謝緯,將謝緯的車子硬擠出車道,迫其撞向對向車道之路樹而身亡。

三、健康因素。謝緯是醫生,理當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不至於因「久病纏身」而預感自己生命之即將結束,如癌症患者;依其宗教信仰,生命的源頭是上帝,賜給與收取生命之權亦在於上帝,謝緯又如何得知「何時」「是我的工作結算的時候到了」?就算是心臟病,也無法斷定什麼時候會「突發」,而預先「結算」其工作(生命)。依此推論,車輛出事之人為因素,亦是考量之一。

四、另外有一疑點值得探討,就是6月16日(禮拜二)深夜的那一通從二林基督教醫院打來的「急診」電話,緊急通知謝緯前去開刀,因有一位疑似急性盲腸炎患者需要手術。謝緯告訴醫院護士說,北門(烏腳病)的刀要到半夜才能結束,隔天(17日)才會到二林。他還吩咐護士要先為患者打止痛藥,安撫一下病人的情緒,並替患者辦理住院手續。

若以謝緯一向「視病猶親」的愛人精神與積極的工作態度,他會忽略這位「急性盲腸炎」的患者嗎?依照謝緯的醫療行程,是禮拜一去埔里,禮拜三去二林。在沒有聽說埔里有急診病例的情形之下,謝緯當天(17日,禮拜三)早上為何沒有先到二林去為急診患者開刀?難道埔里有比「救人」更重要的事情?結果,卻於當天「上午10點40分,謝緯的車子停在潘啟揚內科診所門口,在車內睡著了。」潘啟揚醫師請他入內休息,他說不用,因為要回南投了。與潘醫師話別過後,中午時分他回到南投大同醫院,接替夫人楊瓊英看診。吃過午飯,便回房小睡片刻。

身心俱疲的謝緯,是否正為了要如何妥善處理WCC事件,向國民黨有所「交代」心煩而「忘記」要去二林?以致於當天下午1點多「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想起要去為病人開刀的事,且「急著」自行開車前往二林?

對照謝緯還未擔任總會議長時的1968年7月20日,這一天是禮拜六,依其「例行」之醫療行程,不是去二林,但是當天的日記上記載著:「南投開刀,二林急患前往,凌晨四點半回到家。」沒有WCC事件使他分心,謝緯可以非常「自由」地四處「趴趴走」,前往各地從事醫療救人的工作。亦即,哪裡有急診,他就可以馬上行動,甚至改變既定行程,因為,「救人第一」是謝緯尊重生命的原則與態度。

懸案待解

謝緯的日記,只寫到1970年4月17日,所以,他「遇難」之前是否又有來自當局更大壓力之心理煎熬,不得而知。況且,6月17日這一天,包括身體及精神狀況都已「疲憊不堪」的情形下,要讓「車輛出事」,何其容易。因此,謝緯的死因,至今仍是個問號。

謝緯去世之前,於1970年5月以總會議長身份,由夫人陪同到台南市主持台南神學院的畢業典禮。會後,他放棄台南神學院的聚餐,而至市內位於民權路之楊雲龍眼科醫院岳父家吃午餐。短暫的聚餐之後,和夫人一起驅車至市府路,探望妹妹謝瑤,之後,再往南至高雄縣岡山鎮,拜訪姊姊謝瓊。這是否意會到自己不久即將「遇難」,而先行與遠在南部的親人告別?是另一個問號,值得思考與玩味。

李筱峰老師曾感慨地說:「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消除殆盡的社會菁英,如果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然而,他們竟遭此下場,實在是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謝緯之死,儼然另一種二二八事件重演,他如果沒有死,或多活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話,台灣的教會與醫療生態必然蛻變。

今年6月17日是謝緯逝世45週年,但是,他「雖死,尚在講話。」(謝緯1970年5月25日講道題目)莊萬壽老師為拙著《台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一書寫序〈尋找台灣典範人物〉,文中提到:「在紀念典範的時刻,我期盼在名間鄉車禍事故現場,能樹立『謝緯醫師終焉之地』碑,給予台灣人永恆的記憶。」

是的,除了懷思與追憶之外,也讓這45年的「懸案」有個水落石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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