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被中華民國美學摧毀的總統府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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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華民國美學摧毀的總統府入口意象

2017-05-18 16:06
原辻利茶舖。圖/魚夫提供
原辻利茶舖。圖/魚夫提供

前言:蔣家父子時代,每逢「國慶閱兵」,參與的三軍相關隊伍都是沿重慶南路魚貫進入總統府前,這在日本時代就是如此刻意的設計,尤其在重慶南路(本町)衡陽路(榮町)的交叉口,刻意注意到建築物的總體風格,形成一入口意象,但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由於疏於經營管理,再加上國庫通黨庫,原歐洲風格的建物被拆除重建,殊為可惜,本文在將原建物的外觀畫了回來,也重述她們的風華,讓大家一起來了解日治時期「城內」的繁榮景象。

一、原辻利茶舖

臺灣「辻利茶舖」的位置容易找,現址就是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咖啡店。建築的主體結構也沒受到嚴重的破壞,1904年的模樣是有著曼薩爾式魚鱗瓦屋頂、二層樓高的洋風建築,這家店鶴立榮町,當時周遭均是低矮的房子,要到1915年市區改正計畫大功告成,才有我圖中的規模。

現在如果去京都玩,記得找一家賣宇治茶的店家--「祇園辻利」(ぎおんつじり),老闆名字為三好正晃,是三好家族的第六代,1948年在京都開業,實際上元祖店開在臺北,稱「辻利茶舖」,由三好德三郎所創設。


辻利茶舖即為今重慶南路一段104號的星巴克咖啡。

三好德次郎的兒子名三好德三郎,於1899年渡海來臺,他自號「茶苦來山人」,有時也被喚成是「三好茶苦來」。他致力於推廣宇治本場製作之宇治茗茶與臺灣茶,此外也有紅茶、鳥龍茶等,其中著名的三井「日東紅茶」就是由辻利茶舖經銷,當然也兼售茶點和茶具等,更自製茗茶,號稱「皇家指定,榮獲各博覽會、共進會金銀大賞」。

日治之初,總督府刻意培養民間統治陣容,而三好德三郎即是和官方往來密切,素有「民間總督」之稱,先後擔任臺北州協議會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臺灣共進會迎賓館主任委員等職,此外,1909年通信局要在他店舖角邊設置郵務站,設「榮町郵便局」,他也勉為其難的擔任, 因為他的店舖所在剛好在最精華的本町與榮町的三角窗,自1931年起,榮町通霓虹燈金光閃閃滾,許多舊照的前景就是辻利茶舖,最遠處則是那時候的地標--七層樓高的菊元百貨。

1939年德三郎在臺病逝,居臺期間(1899-1938)期間的手稿與相片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政治秘辛與政商關係,為研究臺灣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現藏諸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裡,有數位版),終戰後,日人只能帶當時一個月的生活費一千円返日,其餘財產都必須留下,所以德三郎的手稿當初也是冒著被國民黨政府查獲沒收而處罰的危險,夾帶出關,他的孫子三好通弘回憶說:

昭和21年(19463月,由於終戰之故,吾等三好家結束了橫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具有50年歷史的「臺北辻利茶舖」。包括房屋在內的所有資產,特別是祖父三好德三郎約莫三千件之遺物,包含掛軸、屏風、古董等都無法帶回日本,只能帶著隨身之衣物離開臺灣。

⋯⋯(中略)在少數行李中,母親喜久將9個孩子各自的「臍帶」以及祖父三好德三郎的手稿〈三好茶苦來山人逸話〉4冊夾藏於行李,帶回了日本。這一份記錄三好德三郎生涯的手稿可說是我們三好家的珍寶。

其實不只是三好家的珍寶,也是台灣的國寶。三好通弘在臺灣出生,離臺時年12歲,曾就讀旭小學校(今臺北市東門國小),他到現在也常會回來第二故鄉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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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利茶舖用的日式茶具

近年來台北松山車站也有家「辻利茶舖」,專賣一些可口的抺茶甜點與精緻茶餐等,頗受年輕人歡迎,其店家在日本和三好家都是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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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店和台灣的淵源其實甚早,早到十九世紀--辻利茶舖松山店

二、原大倉本店:


大倉本店原址在今台北市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正中大樓。

日治時期的大倉本店就是現在台北市重慶南路(本町通)與衡陽路(榮町通)交叉口的正中大樓的前身。

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在日本時代是謁見總督府最重要的門戶,所以四個角落的建築,大倉本店之外,包括西尾商店(今金石堂書店)、辻商店(今星巴克咖啡店)和新高堂書店(今東方大樓)的建築風格都很華麗,新高堂和大倉採紅磚白飾帶的辰野式樣,高聳的屋頂預告其後即將現身的總督府量體,大倉本店的拜占庭式穹頂與彩色玻璃窗尤其顯得雍容華貴,不只是1923年裕仁皇太子東宮行啟的馬車隊出入總督府必經,也是臺灣媽祖藝閣之列也從這裡進入府前廣場的繞境必經,戰後,閱兵大典的三軍隊伍也從這裡排隊出陣,當初的設計,想必是也將總督府納入考量後,再刻意設計大倉本店和新高堂書店兩座建物,形塑有如門神般的入口意象。


改建大倉本店而來的正中大樓,不知有何美感可言?

大倉所在亦為日本時代城內最為繁華的榮町,這店專賣與東京同步流行的洋雜貨,而以各式美觀耐用的靴(鞋)子最多,繞過轉角來到榮町通(衡陽路)一側,緊鄰的商家依序是經營教育玩具、女性日用品、化妝品的「波多野」商店;提供現物買賣及一般信託業務的横山商店等,其中目前留存比較完整的外形輪廓者為高檔歐米貨的「小島屋」。

小島屋原建物為等寬三開間,中央棟的山牆上鑴有小島日文的羅馬拼音KOJIMA,一樓與二樓之間的招牌牆面由左自至右分別書有「小間物商」、「歐米雜貨」、「小島本店」等字樣,專營一流會社的進口的歐美高檔貨,概念有點像今天的精品店,諸如女性朋友喜愛的化粧品、寶石、翡翠、珊瑚、戒指、手環、頭飾等珍貴飾品,也有雨傘、陽傘和腰帶、帶止、半衿、帶揚等和服配件,也提供男仕用品,如襯衫、領帶、手提包和當時流行的中折帽、鳥打帽、貝雷帽(béret,一種戴起來很帥氣的圓扁帽,)

大倉本店在戰後竟成國民黨黨產「正中書局」所有。文史工作者莊永明老師說:

正中書局的地址,在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交叉的路口,位置極佳,未改建前,是一棟古典、有圓錐頂的大樓。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正中書局,19311010日創立於南京,創建者陳立夫,他以「宣揚三民主義,樹立全民的正確思想與觀念,必須建立全國性文化出版事業」,取名正中,「不曲為正,不偏曰中」,立志在不偏左右,無過不及。初以編印各級學校教科書與大學各種用書為主。

正中書局於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正中在香港、日本、泰國等地成立分局。黨營事業的關係,5060年代出版多冊反共劇本,80年代亦有自強愛國叢書出版,深入校園;2003年,國民黨將股份售出。

近代史上有所謂「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陳家黨指的是以陳果夫、陳立夫二陳兄弟為首的特務系統CC派,陳立夫年輕時為蔣介石所重用,29歲就當上了中央黨部秘書長,1945年日本戰敗,一般日本人民遭遣返離台,日語稱之為「引揚」(Hikiage,戰鬥人員則稱「復員」),他們在台的不動產及產業全數遭到沒收或落入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手裡,家中的重要的珠寶、古董字畫等只能拿出來露天拍賣,或贈予台灣友人或委請暫行保管,最後每一位日本人隨身只能攜帶三件行李和一千円的一個月日本本土境內最低生活費離去,而大倉本店的產權就是這樣從日人手中被來台的國民黨政府接收了起來,再黨國不分,被劃規為國民黨黨產的正中書局使用,再經過歲月的衍變,看來也沒還給國家,最終將股份售出,所得應是落入國民黨的口袋中去了。

不只大倉本店,日本投降後整個城內到處都是日產應屬國產但卻變黨產的故事,這些資產至今皆尚未釐清,所謂追討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也遙遙無期,如今到現場去看,當年的「波多野」、「横山商店」已被整合蒐購重建大樓,緊鄰的「小島屋」早就破舊不堪,產權歸屬不得而知,倒是暫時賣起了小吃魚翅肉羹;進入總統府的兩座「門神」之一的「新高堂書店」在當年「半山」市長游彌堅的銳意「革新」市容下,也和正中書局一樣都改建成大樓,由北而南進入今天的總統府,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築或許更為巨大了,但就像兩位門神穿上了現代人的西裝,在美感上來看,但覺格格不入,實在很不順眼,您覺得呢?

被中華民國美學摧毀的總統府入口意象之二:正中書局(大倉本店)
 

三、新高堂書店:


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原址即今日的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的東方大樓

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取名新高,係因日人新發現今天我們說的玉山比日本富士山還要高,因此呼之為:「新高」山。

這家書店位於榮町通與本町通(即今之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一段路口)的交匯處,這十字路的四個角落各有一座仿巴洛克式的華麗大樓,也是臺北最繁華街廓的地標, 而新高堂的本來位置就是今日重慶南路一段121號的東方大樓。

1895年日人入臺,當時有位廿六歲的年輕人叫村崎長昶(1870-1950)時任陸軍省雇員,他見證了基隆的臺灣授受式以及盛大的六月十七日始政紀念式,那一年他決定展開人生的冒險生涯,先是開設了一家事務所,承攬拓荒和交通運輸工程等,又經營土家買賣與融資業務而逐漸累積資本,1898年在「石坊街」(約今重慶南路以東的衡陽路)創立新高堂書店,起初是販售文具、書籍、運動用品、樂器與手工藝品的小店家,後來城外的杉田書店、文明堂書店等也搬遷進到城內來,到了1915年,為配合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的市區改正計畫,村崎拆了原建築,改築三層煉瓦量體,規模變成占地270坪的大書店,一樓擺放雜誌,二樓為圖書,三樓作大型集會之用,但從老照片看,書籍堆積如山,都頂到天花板去了,且初期還有臺灣瓦斯會社的贊助,使用瓦斯照明,整座自下而上燈火通明,在那個時代裡算是「燈光造景」之最了。


照片中右側的東方大樓為日治時期的新高堂書店。

隨著移民的日本內地人逐漸增多以及殖民地教育的推展,且因與統治高層關係良好,新高堂竟長期壟斷公小學校的教科府與總督府的圖書採購,那時代「秀才中的秀才」臺北高校的學生要買教科書與充實最新知識,都得經常到這裡來選購,尤其到了每年四月開學期間更是萬頭攢動,而一般外文書籍也是從日本迂迴來臺,售價再叠上個一成五,加貼紫色標籤註明不二價,至於日本本土作家卻打折求售;其次也因離新公園近,因此也兼售露天音樂會的門票,順勢賣起了山葉出廠的鋼琴、風琴等,又因擁有大空間,所以也能開辦英語學習教室等。

日本時代書店也兼營出版業務,大抵以辭典、教科書、參考書和配合政令的出版品最多,譬如《算數受驗準備書》、《國語受驗準備書》、《小公學校兒童準備書》。新高堂最早的出版品有諸如1905年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十年史》、《臺灣巡撫トシテノ劉銘傳》。

1922年廢市街名,實施町制,新高堂書店一帶由榮町、本町等交織而成鬧熱滾滾的街廓,

這裡四個角落裡除新高堂外,還分別矗立著賣攝影器材的西尾商店(今金石堂書店)、辻利茶舖(今星巴克咖啡店)和做營造建設的大倉本店(今正中大樓),華麗的歐式風格建築,經常成為明信片裡臺灣文明的表徵,其中有張照片顯示在重慶南路與新高堂緊鄰的一側還有出羽商店與佐藤時計,即為販售鐘錶,當時的日本政府提倡西方計時作息,在各大公共場合懸掛大鐘提醒,1921年臺北推出守時的「時間節」由各大時計店配合宣傳,後來成為固定的節日。

重慶南路成為街書店街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才形成的,戰後民生淍蔽、出版業式微,上述榮町、本町的榮景不再,本來人車分離的騎樓設計,開始堆滿雜貨、小販,日本人只能𢹂一千圓生活費離開台灣,所有資產都得留下,這新高堂書店則由當時出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找來林呈祿、范壽康等人共同創辦東方出版社。游彌堅是台灣人赴中投靠國民黨政府,戰後返台接收的大員,即所謂的「半山」、林呈祿是板橋林本源家族中人,日治時期積極從事民族自治與文化活動,而范壽康則為留日的中國人,戰後參加陳儀的團隊來台接收總督府圖書館,改名台灣省圖書館並任館長,不過他在1946年4月29日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公開指責台灣人「完全奴化」、反對「台人治台」等,引起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質詢,認為這是對台灣同胞的侮辱。

東方出版社成立之初,先是蒐羅日人留下的圖書,由於日本人引揚返日之前不能將書籍帶走,只好忍痛割愛,台北牯嶺街還成為舊書市場的集中地,至於漢文書冊,台灣人當時能閱讀者少,大部份由中國境內出版社來台設立分社出版或運來其他出版社的書籍,東方出版社初期曾編纂一部國語字典,實則是根據日本人在中國滿州編輯的字典改編而來,後來才確立「以出版兒童讀物為主力」的方向,1953年收起了日文書,發行《東方少年》月刊最為膾炙人口。

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可是在重慶南路尚未趨沒落時,卻來不及受到保護而遭拆除,這家書店的消失,代表上一代日本印象已被剷除,但是戰後的一代,書店街的記憶卻也照樣人間蒸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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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華民國美學摧毀的總統府入口意象之三:東方大樓(新高堂書店)


原西尾商店

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親王東宮行啟中巡視台灣,他的馬車車隊經過本町時,後頭的街景建物即為今之金石堂書店重南店(今之重慶南路一段119號)原來的歐風樣式,有座美麗的弧型山牆、主體紅磚構築、一樓闢有拱門亭仔腳的建築,雖然現在通體被塗成白色、山牆也被毀去,但仍被評定為古蹟,繼續使用當中。

現在的金石堂書店在日治時期為臺北一家非常著名的攝影器材店,叫做「西尾商店」,老闆是西尾靜夫。

西尾商店標榜是專業的照相機病院,凡相機生病,保證「入院隨時,退院迅速」,當時有三家寫真材料專賣店均為日人所開設,分別為:津村虎次郎、東城美三和德原幸兵衛,但西尾的三層樓店面規模最大,且不只攝影,西尾還培養他的兒子西尾善積進入臺北一中,師事臺灣近代西畫之父鹽月桃甫,後來在繪畫上大放異彩,入選台展與府展多回,成就非凡。


金石堂書店現在通體被塗成白色,已被列為古蹟。

照相台灣話說:「翕相」(發成hip-siòng),據說是連横訂下來的台文,日本語為「写真」(しゃしん)。台灣什麼時候開始被翕相,攝入照相機內?

日治初期,買部相機的價錢,可換一甲水田;翕一張相片,三寸一組三張的費用是日錢一円,當時一円也買四斤半的豬肉,所以能拍得起照片者,大半也都是富貴人家了。

日本是從幕末開始接觸到西洋的攝影技術,到了19世紀初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攝影工業與學校,所以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便有許多到日本學校深造攝影藝術,諸如東京寫真專門學校、東洋寫真學校和東京寫真學校等;日本時代的「寫真業」大抵又可細分為專事攝影的寫真店,和販售材料的業者,寫真業的集中地,在1928年的台北市統計中,以日人聚集的榮町和本島人集中的太平町最多,但寫真材料的進口大宗仍控制在日人手中。值得注意的是看來臺灣人也頗熱衷翕相,1901年施強就在鹿港開設「二我寫真館」、1904年由林草主持的台中「林寫真館」開幕,1916年來太平町發展的廣東人羅訪梅本來擅於使用「炭精擦筆畫」仿相片效果繪製人像,後來因客人需求不得不顧攝影業師入駐,改店號為「羅芳梅畫像寫真館」,其後嗣亦曾負笈東洋寫真學校學習,戰後代理日本櫻花彩色底片,盛極一時。

其他諸如1931年彭瑞麟主持之台北「アポロ寫真場」、基隆「藍寫真館」、桃園徐洪淵的「徐寫真館」、嘉義陳謙臣的「陳寫真館」等等,全島各地寫真館如兩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鬧熱滾滾。

鄧南光是新竹北埔的望族,在日本內地求學時加入寫真俱樂部,回臺後,1935年決以攝影為終生志業,而且還在城內的京町(今博愛路)開設「南光寫真機店」,也敢賣材料來和日本人PK,他家世好又藝高人膽大,是一位日治時期台灣攝影先驅者。與張才、李鳴雕三人,在當代台灣攝影界素有「攝影三劍客」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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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華民國美學摧毀的總統府入口意象之四:金石堂(西尾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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