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香港不是中國的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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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中國的熊貓

陳奕廷《傘裡傘外》

2016-02-06 19:38
全世界都要適應中國崛起,香港首當其衝。(圖片: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全世界都要適應中國崛起,香港首當其衝。(圖片: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香港評論家鍾祖康說過:“熊貓成為中國的國寶,絕不是無條件的,那條件就是絕對不能有政治訴求。如果四川的熊貓突然能講人話,搞抗爭,說要行動自由婚姻自由,牠們還會是中國國寶嗎?”若將“熊貓”替換為“香港”,這個結論也是成立的:香港成為中國的國寶,絕不是無條件的,條件就是放棄“兩制”回歸“一國”。如果香港人要普選、要法治、要新聞自由、要學術自由、要宗教信仰自由,甚至還要對中國的六四屠殺、李旺陽之死、劉曉波之囚等事件“說三道四”,那麽香港立即會被貶為“臭港”,中共將以上海、廣州、深圳取而代之,甚至在中環上演當年在天安門早已嫻熟的屠殺。

香港問題是我多年來一直矚目的焦點,從二零零三年第一次到香港訪問,至二零一零年為止,我前後十多次到訪香港,停留的時間加起來有數月之久。我曾親身參與香港的七一大遊行,那是我第一次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土地上享有遊行示威的自由。當我逃離中國之後,香港似乎也向我關上大門。港府是否將我列入拒絕入境人士的“黑名單”,港府從未公開承認,我亦不得而知,但“你不能入境香港”的說法早已從各種管道傳入我耳中。不能身臨其境,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陳奕廷的《傘裡傘外》成為我觀察和研究香港問題的重要參考書。

台東青年陳奕廷,是旅居臺北的“北漂”,主持在業內聲譽頗佳的“兩岸公評網”。在好幾次臺北文化圈和“反動人士”的聚會上,他是其中最年輕、氣質最“雄姿英發”的一位。沒想到,陳奕廷不僅從台東漂泊到臺北,更跨海來到香港,在雨傘運動前後採訪了十八位香港的代表性和爭議性的人物,橫跨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黨派及老中青三代,在此基礎上寫成《傘裡傘外》這本專著。作者在這本雨傘運動之後華文世界第一本完整呈現香港社會思潮和社會面貌的專書的序言中指出:“香港正在進行典範轉移,這不僅是抗爭模式轉變,更是新一種的價值觀建立。抗爭者強調富裕的社會背後應該有公平和正義,認為自由與法治之外,不能讓民主缺席。這種典範轉移,不能純粹以世代之爭來解讀,而是整體香港社會在激烈震盪下,過往非主流價值觀強烈衝擊主流意識形態,從嘗試相互易位到重新凝聚共識的過程。”在我看來,香港社會與中國社會的變遷起伏具有某種共振性:中國在六四屠殺之後,知識分子的“改革共識”破裂,而二零零八年中共鎮壓零八憲章運動,“改良夢斷、革命潮起”又成為人們共同的直覺;與之相似,香港自九七回歸中國之後,一直與北京貌合神離,直至雨傘運動風起雲湧,新世代的本土意識乃至“香港去中國化”思潮蔚為大觀。

土共次第登場,港共偃旗息鼓

雨傘運動前後,香港建制派內部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中聯辦直接干涉香港內政,各類由新移民構成的土共團隊陸續登上政壇,原有的港共則被棄之如敝屣,個個作屈原式的懷才不遇狀,並屢屢發表“香草美人”般的感嘆。

陳奕廷以台灣媒體工作者的身份訪問了若干“壯志未酬”的港共精英,他們的地位已由“幫忙”要角下降到“幫閑”配角。或許因為陳奕廷的外來者身份,以及年輕單純的外表,讓這群如謫臣怨婦般的人物,居然敞開心扉,跟他講了不少一般“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裡話”。對於這些人的言論,陳奕廷在書中明確表示不能同意,但在採訪現場他仍保持默默傾聽,因為他“不希望訪問轉變為辯論”。嫉惡如仇的我大概做不了記者的工作,我無法冷靜溫柔地聽這些大話王一本正經乃至“自我感動”地講述謊言與歪理。

本書中收入了長達數千字的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訪談。陳奕廷在曾鈺成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一種“孤臣無力的無奈”。曾鈺成坦承,儘管他是各界比較能接受的特首人選,但共產黨已經不完全信任他,共產黨現在要的,是必須完全聽話的特首。比如,北京當局要求特首在某些“敏感”議題上,不能有任何的曖昧與模糊。他列舉了三種情況:第一,若中共領導人訪問香港時,有北京不歡迎的異議人士從美國、台灣來港抗爭,特首能否確定不讓他們入境,以保全北京的面子?第二,若再發生斯諾登事件,出現美國和中國對峙的情形,特首的態度是否惟北京馬首是瞻而不惜開罪美方?第三,法輪功組織曾在香港租下大會堂開國際會議,特首能否阻止此類活動在香港舉辦?無疑,這些都是考驗特首“絕對忠誠度”的標尺。儘管曾鈺成多年為共產黨服務,但在這些議題上未必與北京天衣無縫,所以北京不同意他接任特首。陳奕廷評論說:“如果他真的是地下黨員,是否參選的最重決定權,恐怕並不在自己手上,除非他真決定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以曾鈺成之老奸巨猾,當然不會像劉夢熊那樣反戈一擊。

陳奕廷還訪問了建制派中持更強硬立場的政客劉兆佳。劉兆佳認為,二零零三年之前北京並不干預香港,但北京的苦心得不到任何反饋,香港持續舉行六四燭光晚會,讓北京震怒,重手打壓港人的民主訴求。他假扮成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設身處地地為北京辯護說:“從北京的角度來說,六四應該是各方面都有責任,為什麼只有我有責任呢?難道學生都沒有責任?國際力量都沒有責任嗎?”如此無恥的言論,跟馬力、馬雲等人的“六四殺人合理”之說如出一轍。屠殺就是屠殺,難道被害者要跟加害者負一樣的責任?好比論及納粹大屠殺,要如此反問猶太人:誰讓你身為猶太人的?你被殺就是活該。若在德國等自由民主的歐洲國家,為納粹的屠殺尋找合理性,已然構成犯罪行為。劉兆佳還認為,全世界都要適應中國崛起,香港首當其衝,年輕人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大陸。這背後的價值觀是,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話,這個世界上沒有公理和正義可言。但香港覺醒的年輕世代,不再接受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哲學,在台灣經過太陽花學運洗禮的陳奕廷評論說:“現實發展恐怕很難照著劉兆佳的想像去走。新一代的年輕人追求香港的主體性,也追求人民參與公眾事務的更多的權力,這些目標體現在民主與人權上,跟北京似乎格格不入。”

沒有棒子可交的泛民主派

本書訪談對象的第二個群體是泛民主派陣營,其中有李柱銘、餘若薇、梁國雄等泛民主派的象徵性人物,也有羅永生等傾向民主價值的政治學者,更有戴耀廷這樣冒著失去教職的風險提出佔中策略並走上街頭的學術精英。

陳奕廷在向這些前輩表達敬意的同時,也中肯地指出他們的侷限性。比如,在對戴耀廷的長篇訪談中,除了全面呈現戴耀廷本人的想法之外,陳奕廷也有若干局外人的精準觀察和評論。他認為,戴耀廷在北京發表態度強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後,仍然認為北京最後的方案有可能開啓一個縫隙,讓泛民主派成為候選人,這種想法“略顯天真”。而面對眾聲喧嘩,戴耀廷與他的組織以剃髮、爬山登高來明志,“這些行為多少跟一般港人、年輕人的想法脫節,並且進一步引起不滿”。

在對作為國民黨將軍後人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訪談中,陳奕廷也發現這位香港民主前輩身上具有難以突破的大中華情結,並有一種無法影響年輕世代的無力感。李敖有一篇雜文名叫《老年人與棒子》,呼籲老年人及早交棒給年輕人,老年人佔據舞臺中心唱主角,是威權體制和農業社會特有的景象。而李柱民乾脆悲觀地表示,無棒可交。陳奕廷記載了一個生動的細節:曾有民主黨人,看到年輕一代的成功抗爭後,跟李柱銘說,我們可以交棒了。李回答說:“交什麽棒,他們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不要你的棒子。”其實,不僅是文質彬彬、養尊處優的大律師李柱銘、何俊仁,即便是信奉格瓦拉、慣於在街頭打拼和在議會衝撞的“長毛”梁國雄,也逐漸失去先驅和鬥士的魅力,被年輕世代歸入“左膠”行列。民主黨現任主席劉慧卿,當年曾被北京鋪天蓋地地批判,簡直就像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樣是“千古罪人”;但如今她因多次與北京談判和妥協,被視為落伍之人。政治就是這樣無情:光芒四射的英雄,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暗淡無光的棄兒,此乃“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若更深入分析香港泛民主派式微的原因,可從“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兩方面來看。所謂“先天不足”,泛民領袖多半貴為中產階級上層的律師、大學教授、媒體主管,很難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這些精英知識分子之於香港草根社會,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如鹽融入水中。這是由香港長期以來等級森嚴的階級壁壘所決定的。香港中產階級的保守特性、對群眾運動的疑懼心態,也讓泛民政治人物很難成為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瓦文薩那樣深受普通民眾愛戴的政治領袖和道德典範。

所謂“後天失調”,迄今為止,泛民主派仍謹守議會政治的藩籬,而香港的議會政治卻並非西方那種真實呈現民意的議會政治,乃是半威權、半民主的“鳥籠議會”。單單靠議會鬥爭,無法讓政治出現突破性的變局。在議場之外,展開街頭政治乃至更加劇烈的抗爭,需要付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代價。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運動史上,不乏入獄多年乃至犧牲生命的先驅。中國異議人士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為參與八九民運入獄坐牢、失去教職,從而與民間社會同呼吸、共命運,接上“地氣”;劉曉波先後四次入獄,以肉身對抗鐵窗,以苦難淬煉人格,方呈現出鑽石般的質地。相比之下,香港泛民陣營中,至今仍未出現劉曉波、翁山蘇姬那樣在苦難中昇華的人物。

本土新右翼的澎湃熱血

本書中描述的人物,一半以上都屬於生氣勃勃的新世代。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熱血澎湃、飽受爭議的“本土新右翼”。在華人社會,一提起“右翼”,容易讓人聯想起法西斯、種族主義這些可怕的名詞。實際上,右翼並不可怕,我們需要為右翼正名。在當下香港社會運動的潮流與脈絡中,右翼或許才是讓共產黨為之膽寒的“屠龍之刀”。

陳奕廷採訪了只有二十多嵗、比他更加年輕的香港評論人盧斯達。盧斯達是香港年輕世代當中眼光最敏銳的評論人,他的才氣縱橫、他的博覽群書,超過當年二十五嵗時出版《火與冰》的我。陳奕廷寫到,“我總感覺他的眼神中帶有一些怨氣”,是啊,面對香港社會日漸崩壞的情勢,誰又能不怨恨呢?盧斯達猛烈批判中共與港府,六四給他的教訓是“中共不可信任,而且還會殺人”,更是對泛民和左翼運動作出尖銳批判——為什麼他不願建立“反共民主統一戰線”?盧斯達認為,泛民早已融入不可信任的體制,左翼運動與泛民的關係又比較密切,也是整個大結構的一部分。他甚至認為,在中共的導演之下,看似對立的民建聯與民主黨形成某種共謀關係:“維持表面上有一班反對派的假像,只是對演員和導演有好處。有一班假的反對派,維持了議會有效運作的假像,是為了安慰那些醒了但不想全醒的人。”

陳奕廷用相當多的篇幅寫陳雲其人和城邦論。陳奕廷筆下的陳雲可以跟許知遠筆下的陳雲互相參照。陳奕廷認為,陳雲“是香港惟一一位用一支筆就能掀起政治狂潮的書生,他的瘋狂與才能就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帶給邊緣之人狂想與希望”。陳雲對共產黨的透澈批判是我所讚賞的,他指出:“地獄鬼國,匪黨賊民,中共是蘇聯境外的法西斯殖民政權,本性有如失去故鄉的盜匪、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陳雲提出建立類似邦聯的大華夏共同體的設想,可以讓中國免於陷入血腥內戰,也可以讓香港獨立自主,這個觀點也是我所認同的。陳雲還參與策劃反蝗蟲行動,他決絕的“反雙非”立場,譴責那些企圖摧毀香港自由法治傳統的新移民是“共產黨的間諜”,也都是我贊同的。

但是,我無法認同陳雲某些混亂而荒謬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首先,陳雲對華夏文化的傳承有很高的使命感,卻又自命為可以在香港大亂時出面收拾殘局的哈維爾。殊不知,倡導“無權者的權力”的哈維爾,其精神資源來自於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大憲章傳統,“兩千年皆秦制”的中國政治文化中不可能孕育出哈維爾。其次,陳雲認識到,理性和學術不足以征服人心,遂產生創制新宗教的狂想,用宗教法事解釋香港之變,冊封其支持者或信徒,待城邦建國之後封為忠烈侯、忠義公、妙音公主等。這是走火入魔之舉。第三,陳雲發明“勇武社運”,我並不排斥激烈的街頭運動,但不認同他從薄熙來那裡學來“唱紅打黑”,鼓動年輕人假扮紅衛兵,對著自由行旅客大喊“愛國用國貨,別用洋貨”。陳雲的語言方式中也有濃鬱的毛澤東色彩,他“既討厭共產黨,又欽佩毛澤東的政治能力”。他還聲稱從義和團那裡獲得靈感,而義和團不正是共產黨大肆讚美的“農民階級反帝愛國運動”嗎?若用義和團的方式來反共,豈不成了又一個共產黨?陳奕廷毫不掩飾地指出陳雲言論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不過以陳雲的個性,恐怕很難自我反省、去偽存真。

作為台灣人的陳奕廷,在中、港、台的《三國演義》的背景下寫香港的故事,對中、港、台三地的讀者來說,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鍾祖康曾用一句話概括三地互相牽扯和互動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抗:“以武力威逼要指導香港猴爬樹的中國豬,一天遇到台灣鳥,就一貫無廉恥地說:‘台灣鳥,讓我教你爬樹吧!’台灣鳥答曰:‘中國豬,我是飛鳥呀,你沒事吧?’”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新舊勢力和世代,正在積蓄力量,等候下一輪決戰。中國和台灣也將有各自的暴風雨來臨。那麽,三地的進步力量,可以彼此守望,共同撐起雨傘,迎接雨後天晴的日子。

陳奕廷《傘裡傘外》,台灣水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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