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我們對二二八革命歴史意義的新詮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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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二二八革命歴史意義的新詮釋(上)

2018-03-17 11:45
這個迄今已是七十一年的歷史事件,雖然在前四十年期間,蔣家獨裁集團壓制在台灣的民眾禁聲,但是在海外,卻有很多的史料記載在美日兩國的大學圖書館存檔流傳。美國各地台灣同鄉會自1970年代至今,每年也在228前後舉辦紀念會,討論228。圖/228,施並錫教授畫作
這個迄今已是七十一年的歷史事件,雖然在前四十年期間,蔣家獨裁集團壓制在台灣的民眾禁聲,但是在海外,卻有很多的史料記載在美日兩國的大學圖書館存檔流傳。美國各地台灣同鄉會自1970年代至今,每年也在228前後舉辦紀念會,討論228。圖/228,施並錫教授畫作

1947年的二二八革命起因於專(公)賣局中國職員在台北欺壓傷害一位賣私煙(其時並無發賣煙證,何來賣私煙?)的台灣女性,以及軍人對陳情民眾開槍,卻變成全台灣各地臺灣人民起來反抗蔣介石中國政權。結果是,在蔣家那批如野獸的中國槍桿下 ,台灣成千上萬的菁英及平民被屠羖,一個個慘死在街頭﹑田野﹑陰溝﹑山頂﹑河堤﹑港口﹑水潭。

這個迄今已是七十一年的歷史事件,雖然在前四十年期間,蔣家獨裁集團壓制在台灣的民眾禁聲,但是在海外,卻有很多的史料記載在美日兩國的大學圖書館存檔流傳。美國各地台灣同鄉會自1970年代至今,每年也在228前後舉辦紀念會,討論228。在1990 年代後,台灣本土也因蔣家告終,李登輝在風起雲湧的台灣民主及社會運動下,無法阻止台灣人民對228的紀念活動及議題的討論。從此,每年的這天變成中國黨的夢魘日子。

已逝去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二二八檔案彙編」緒論中說:「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和社會大眾所渴望的追查元兇、發掘歷史真相,也許在這些檔案中無法得到滿意答案,但藉由對史料檔案的扒梳與研究,已足以重現當時的歷史情境,事件的元兇與歷史真相,早已呼之欲出,祇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

找不到白紙黑字沒關係,海水漲潮早就退,即使沒穿褲子的人也被歷史的海浪沖走,即使此人一再的被中國黨替他隱蓋,但是大家心知肚明。不錯,二二八元兇就是蔣介石!台灣各地已經展開鏟除其像徴威權專制的銅像行動。現在,所剩下的工作是全面執政的蔡英文,要不要正式處理轉型正義。如果不做,也許,每年的228這天。也可能同時變成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夢魘日子。

在過去,中國黨獨裁下,以大中國主義史觀思維去詮釋二二八,而台灣民主化後即使台灣學者即便有台灣人史觀,卻往往引用中國史觀的報導資料去詮釋,結果是有些符合中國黨及中國中共的統戰。因此,我們在此,以反向思考方式,提出下列五點我們對二二八的歴史意義的新詮釋。

第一、糾正在日本投降後初期,一些有發言權台灣菁英士紳及拿筆桿的文人所説所寫,台灣人民熱烈歡迎蔣政權「祖國」論。

第二、否定「中(華民)國祖國論」。

第三、讓台灣人自己知道台灣人與中國人是不同的族群,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第四、顯示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異。

第五、保持現狀政治(改革)菁英派的領導,無法維護台灣人民的安全,更坐失獨立建國良機。

茲討論說明如下。

第一、糾正在日本投降後初期,一些有發言權台灣菁英士紳及拿筆桿的文人所説所寫,台灣人民熱烈歡迎蔣政權「祖國」論。

二次大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對日軍發佈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條甲項規定,中國(東三省除外)、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越南境內的日軍,應向蔣介石投降。灣地區的受降典禮,蔣介石派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到台北中山堂,在主要戰勝國美國的國旗(及中國黨政權的車輪旗)下舉行受降典禮。從此,蔣介石政權受委託開始統治台灣。他的入台接管的第70軍先頭部隊75師先於10月17日開進基隆港登岸。

於一九四五、四六年間,在蔣家中國黨控制下,許許多多早期的新聞及書刊文章裡敘述台灣從日本「 光復」初期台灣人的感受。最典型的早期說法或報導包括下列諸例﹕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興奮地迎接『祖國』的來臨,全台知識份子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全島各大城鎮,積極展開教唱國歌,建造歡迎牌樓,為民眾訂作國 旗,到處張燈結綵」。

・「1945年10月25日,是抗戰勝利後台灣回歸祖國的日子,台灣同胞稱這一天為「台灣光復節」。他們在光復前為回歸祖國積極作準備,光復後又為回到祖國熱烈慶賀。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慶祝光復。」

・「台灣人對『祖國』的期待與歡迎,可從首批抵台國軍所受到的熱烈歡迎看得出來。」

「1945年9月17日 (10月17日?),入臺接管的第70軍先頭部隊75師 ( + 107師),(【光復台灣紀實】 :軍長陳孔達,師長黄華國、陳颐鼎? )帶領下,浩浩蕩蕩開進基隆港登岸。基隆市民圍聚碼頭,爭睹接收部隊的儀容風采」。

・「1945年9月14日, 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飛一圈,市民仰望天空,雀躍歡呼,聲衝霄漢。」

・「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

・「全台掛燈結彩熱烈歡迎國軍,慶祝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台灣人民欣喜若狂、熱烈歡迎「祖國」及掀起一股學習「國語熱潮。」

・  「1945年10月25日早晨,台北各式人等紛紛湧來公會堂,受降典禮將在這裡舉行。會場內外人山人海,都想目睹這莊嚴一刻。」

我們沒有懷疑,大戰結束前後有一些在日治時代傾中的「祖國派」、「待機派」的台灣精英,也在終戰後認同蔣臭頭介石政權,籌組歡迎蔣臭頭介石政權的「國民政府」的活動。例如台灣日治時期非暴力右派代表人物,與日本當局抗衡五十年爭取臺灣人民權益的台灣名人林獻堂,中國黨前黨主席伯雄的伯父、二戰結束后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及臺灣高等法院推事的吳鴻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台灣金融界先驅陳炘,台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且參與「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葉榮鐘、著名作家吳濁流、著名文學家醫生吳新榮、花蓮名醫張七郎等士紳名流。

這些士紳名流當然有其影響力,影響一般人民的想法。所以,在某一程度上,終戰初當時有一些台灣民眾在鼓舞下,參加歡迎「國軍」及陳儀軍政官員儀式。然而,我們實在非常懷疑這些有學問但在終戰前後尚未取得蔣介石政權官位的「祖國派」、「待機派」台灣士紳名流精英的談話或文章所謂「歡迎(祖國)國民政府」是否能代表當年已經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一般台灣人民的認知。明言之,我們並不認為終戰後的台灣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祖國,而竭誠歡迎與期待」。

我們認為當年的早期報導文獻中,所謂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祖國論」的説法是有不少誇張且是以偏蓋全。

從1945年10月25日到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政權統治台灣不到一年半,台灣人以一個小小的專賣局中國人 緝煙事件點火,竟然就起全面的反抗。台灣人在沒有組織下,在短短數天、全台各地,爆發出對蔣介石中國黨流亡政權的二二八革命抗爭。此顯示出台灣人民,對中國人在台統治的不滿,也表明當年廣大的台灣人民,並沒有所謂的「祖國」情懷,更是反溯否定上述所說戰後一些台灣菁英士紳及文人利用發言權及筆桿所提及「歡迎回歸祖國論」,也許只是一些人的表象,而非實質內涵。

終戰前,經過日本統治五十年,半數以上台灣人的兩代從小就受過日本教育,已親近日本。台灣人不只日本統治五十年及與分隔五十年﹐而且更早時期至少在清國時期,已與中國分離三百餘年﹐歷經鄭氏王朝﹑清國﹑日本及流亡的蔣家政權等,不同的殖民統治﹑點點滴滴﹑日月累積﹐產生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的台灣島國海洋文化﹐也產生了有別於「中國民族」的台灣民族。 加上當時資訊系統不發達,絕大部份的台灣人民對中國無從瞭解。

所以,台灣民眾自認是台灣人,也是日本國民的比例佔多數;而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是絶對的少數,即使是知識份子。再來,有中國或是有中國人情結的台灣知識份子,是因為夢幻的思維所致,沒有實質意義。此與1960年代後台灣人和八十年代後中國人,看到有關美好的美國報導後,夢幻地理美國,嚮往美國、憧憬美國一樣,產生美國情懷,尚未達到國家認同的層次。

以台灣文壇重要人物之一的吳濁流為例,他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及《台灣連翹》等書永垂台灣文壇。他讀了不少有關古代中國美好一面的書籍,腦海裏有夢幻的美好中國及中國人。他看到受到日本殖民的不平等待遇,年青時響往地理中國,一度想當中國人。結果1941年到他所響往憧憬的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時,除了看到非常醜陋的中國外,也感受到中國人不把他當中國人看,認為他是台灣人,是日本國民。因此在非常失望下,完全打退了他心中的中國祖國情懷,不再認同中國及中國人;回到台灣又不願做日本人,腦中浮現國家認同的混亂,而產生了台灣人的孤兒意識。

他的血緣及漢人族群認同,使他產生意幻地理中國意識,結果是熱臉貼冷屁股,被中國人折磨一番。在他1960年代的小說「無花果」中,他進一步說出,他心目中的祖國是明朝的漢族國家,不是當是的蔣臭頭介石政權統治的中國。另外,吳濁流在其《台灣連翹》一書上,也引用早期的誇張不實報導例如「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稍後我們會加以評論。

現在在台灣的中國人,由於歷史因素一直自認是中國人,但是,九十年後,開放回中國看看後,絕大部份的人都回到台灣,不再回中國。中共中國的中國人,把他們當做台灣人,歷史因素,他們的大中國主義,讓他們認同中國、中國人,不願認同台灣,做台灣人。但是,現實生活裏,他們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享受在台灣的生活,寧可娶"大陸妹"來台灣,打死也不會回到中國。也正是如此的認同矛盾,他們死抱已滅亡、虛幻的「中華民國」神主牌。雖然不同於吳濁流的孤兒感,但是當「中華民國」神主牌被拿走的那一天,他們可能連孤兒感也和心靈也一起消失。

日本戰敗,西瓜靠大邊效應,當時記者及文人所寫的報導或論述當然是向蔣(臭頭)介石説些蔣臭頭高興的話,心花怒放的報導。所以,有一就當千,有十説萬,有一個影,就說生一個子。記者或作者以小說寫法文筆亂舞,「飛機抵達台北時低飛一圈,市民仰望天空,雀躍歡呼,聲衝霄漢」文句天馬行空,想像力驚人十足。

「軍隊進入台北市區時,有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三十萬市民的數字到底是如何而來?最近數年在台北市的大型示威遊行,民眾塞滿長長數公里數線道的台北主要街道,警方以較科學空照相片去統計,很少超過二十萬。當年台北街道狹窄,不是佔街道,而是將站在街道旁夾道民眾說有三十萬,誇大吹牛實在驚死人!市民為三餐掙扎做工,作生意,那有時間出來,何況他們有多少人知道軍隊要開進台北,進入那些街道等。

稍早前,蔣政權「國軍」在基隆港口登陸,那個"穿破舊衣服,着草鞋、背飯鍋、無精打采步行"那麼爛的一幕,早已傳偏全台灣,近在呎尺的台北市民還會不知,怎麼還會有興趣,暫停工作出來夾道歡呼,高唱《國軍歡迎歌》迎接「國軍」?三十萬市民高唱《國軍歡迎歌》?有那麼多老師教唱此歌?!戰爭經濟蕭條,戰後更困苦,台北市民有那麼熱衷去學唱?有學校場所去練唱?

真是說謊誇大不打草稿! 其實,台北市在1942年總人口為38萬3600人,扣除日本人和來台中國人及外國人後,台灣人為25萬6,988人(註一)。至1945二次大戰末年,戰爭吃緊,人口增加有限,台北市台灣人口當少於30萬人。所謂「三十萬市民高唱《國軍歡迎歌》「從何而來?可是,不少學者、文人、及台派評論家包括吳濁流在內的卻仍加以引用。(註二)更糟糕的是,吳濁流這段不合事實,小說式的陳述到今天卻因為他的高名氣而一再被引用,例如公共電視台_台灣人民的歷史, 第七集(註三)。其實這只屬於「怒髮衝冠」式的文章形容,不可儘信及寫入歷史。

我們再看當時一張台北市繁華區太平町(即延平北路)所謂「家家戶戶掛燈結彩慶祝「光復」」的鏡頭,以及一張在軍人持槍帶頭下,學生在路上「夾道熱烈歡迎祖國、國軍」的照片。前者圖的確顯示台北街頭有「官方」 慶祝「光復」的標語,但可沒有家家戶戶張燈結綵,也看不到半支「國旗」。只見家家戶戶空白,街上蕭條,行人無精打采。後一張照片中的學生是主動前往歡迎國軍嗎? 這就是所謂的夾道「熱烈歡迎祖國」?

第四圖中,1945年10月25日舉行受降典禮的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外面,看起來是一大片空白,怎會是人山人海(都想目睹這莊嚴受降典禮的一刻)﹖

這種"台灣人高興回歸「祖國」、「歡迎祖國」及「嚮往祖國」的中國歷史觀點的誇大的「祖國論」,不但已經早列入在台灣的教科書內,年年向許許多多台灣學子們洗腦,而且竟然到今天,還有不少台派作者被騙,加以引用,包括刊在純台派報紙民報上的二二八文章,也許是拿來反諷對比之用吧!現在的中國更是高興的引用,更青出於藍,向其十三億人宣傳。   (註四)

我們從六十年代開始在屏東鄉下跟父執輩以上鄉村老人和中年人談話,作非正式間接調查,終戰前後對日本和中國的比較,家兄也透過其在成大的風土查訪隊,在高雄台南地區做風土採訪。在大學時也在打工時,與中年工人和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長者談話。我們發現,超過九成的台灣民眾自認是漢人,是台灣人,在終戰前自認是日本國民。所以,對日本的戰敗表示相當的苦惱及遺憾。其後在1980年代末期到現在,我們也陸續在台灣和美國,直接詢問終戰前後唸日本時期高初中的台灣人的認同,包括台美人教授會創會長廖教授,在佛州的陳敎授,林獻堂的外侄孫呂先生夫婦等,結果近乎100%都說,他自認是台灣人,但認同日本,不是中國人。

廖教授與呂先生在台中一中是同班同學,他們在學校受日本教育,也參與挖掘防空/防美軍登陸的陸溝。筆著與他們兩位長者,有超過30年的來往,常有機會請教和討論1945年前後包括二二八時期,台灣人的認同問題。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有多位長者首先回應説是自己當年自認是台灣人及中國人,但進一步問,改說是漢人,不是中國人。

這種將漢人混淆為中國人的情形在台灣人中是常見。數年前,我們詢位幾位年近90歲、於1945年在台北唸第三高女的長輩女士們,她們當年的認同。她們的回答倒是非常明確,她們說,中國是什麼碗糕,中國人是清國奴,我們是驕傲的台灣人,當時是日本國民。

戰爭結束,蔣軍來台時,確實有中國派士紳及投機者籌備及鼓舞民衆去「迎接」他們所謂的「祖國」,但是,相對而言,廣大群眾尤其鄉下台灣民眾,仍然是冷漠以待。沒錯,比起1895年,日本從清國割讓來統治台灣時,受到台灣人的抵抗的情形是大有不同。但是以「熱烈歡迎去迎接」的説法是不符合事實。其實,蔣政權軍隊官員到台後不久,台灣各地就稱他們為「阿山」,就有「狗去豬來」的傳話。筆者的大姑母是我們村裡最會講故事,說俚語敎唱兒歌者,小時候就常常聼到她講「狗去豬來」的事。狗是日本人,豬是中國人。明白表示,當年台灣人是與他們「阿山」有不同的認同。

在這種客觀的族群及國家認同下,説「日本戰敗後,台灣人民欣喜若狂、熱烈歡迎「祖國」及掀起一股學習「國語」熱潮」等諸類迎合蔣政權的任何報導及説法,都是片面的誇張。那個時代到七十年代,絶大部分的台灣學生,都有在學校被強迫要說「國語」(北京話)和被罰錢的經驗,這種被強迫學中國話的事實,重重的打臉「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的大中國主義中的馬屁經。(其實,並不否認有一些因工作需要,而不得已私下學習北京話的,但都已有漢文基礎,只是發音不同而已)。

所以,二二八革命的發生,反映出當時1945至1947年期間台灣人民以行動表示對蔣政權及中國人的不認同態度,反轉了在日本投降後初期,一些有發言權台灣菁英士紳及拿筆桿的文人所説所寫誇張和以偏蓋全的「台灣人民熱烈歡迎蔣政權祖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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