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從陳文成命案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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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從陳文成命案談起

文/李木通(美洲台灣日報社長)

2020-05-11 10:50
竹聯幫大老柳茂川在新書《竹聯:我在江湖的回憶》中披露了一段秘辛,當年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對他說的一段說話,似乎暗示「陳文成、林義雄與江南」三案是同一人所為,而且與竹聯幫陳啟禮有關。圖/擷自陳文成基金會、大是文化、促轉會,民報合成
竹聯幫大老柳茂川在新書《竹聯:我在江湖的回憶》中披露了一段秘辛,當年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對他說的一段說話,似乎暗示「陳文成、林義雄與江南」三案是同一人所為,而且與竹聯幫陳啟禮有關。圖/擷自陳文成基金會、大是文化、促轉會,民報合成

最近媒體報導,竹聯幫大老柳茂川在新書《竹聯:我在江湖的回憶》中披露了一段秘辛,當年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對他說的一段說話,似乎暗示「陳文成、林義雄與江南」三案是同一人所為,而且與竹聯幫陳啟禮有關。書中陳述節錄如下:

「賓主雙方談得十分融洽與投機。當下,王昇順口說了一句極為關鍵性的話:『林義雄、陳文成的事做得乾淨俐落,怎麼江南這件事他弄成這樣糟糕?』王是順口說出來,但我大吃一驚,難道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是同一人所為?不然他怎麼會以完全不相關的台灣與美國兩件案子做比較?

王順口對我說出這麼機密的話,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王以為我一定知曉發生在台灣的這些血案。

我分析發生血案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上面」有特別指示,受命人與執行人不得不照「上意」執行,而造成慘絕人寰的林義雄血案。其意圖就是恐嚇異議人士與反對者,在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審判之前,營造一種恐怖氣氛。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些血案都是陳啟禮做的,那麼當年下達這個命令的人是誰?我僅能把自己在與王昇的會面中,親耳聽到的事情據實告訴世人,由世人判斷誰才是血案的真正凶手,而陳啟禮等人只不過是當權者的一顆棋子。」

以上竹聯幫大老的話證實了台派們的判斷,林家血案與陳文成命案不能破案是因為,「那是國民黨政府幹的,而且是來自最高層的命令」。回憶四十年前的往事,蔣家控制的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政權,特意打壓台灣人,採取殘暴的手段,製造恐怖氣氛,「高雄事件」、「林家血案」與「陳文成案」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當時確實在台灣社會造成了一片肅殺的氣氛,其中「陳文成案」是針對海外留學生,大有殺雞儆猴的意圖,引發我回憶起當時親身經歷的一段往事。

親身經歷的一段往事

1980年我有事回台灣,有一天父親告訴我,外面有一位調查局的人要見我。我們並沒有被嚇到,因為在我不在家時,調查局的人已經好幾次到我家咕咕纏。我跟他單獨見面約15分鐘,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只印著「高明輝」三個字,是我一生中所見最簡潔俐落的名片。閒聊中他要說服我,台灣這幾年經濟快速成長是政府的功勞,我就說這是台灣人勤勞努力的成果。接著他說調查局局長要請我去調查局參觀,約在後天他會來接我。父親聞訊後非常恐懼,要母親陪我一起去。當時我並不覺到害怕,因為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並且我是用美國護照進入台灣(有關護照,高明輝也問過我)。沒有想到,第二天高明輝又來見我,告訴我他們的局長取消這次的邀請,因為調查局正在忙著搬家,沒有時間招待我。回想起來,很可能是美國護照讓我逃過一劫。

為什麼我會惹上調查局的麻煩?這要從頭說起。1966年我來到美國就讀於UCLA ,深深感受到美國的自由民主與開放社會的好處,認為這就是台灣所需要的,也深深地痛恨國民黨政府的獨裁極權與邪惡。不久,就認識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等一群台獨志士,在他們的催促下,我加入了「台獨聯盟」。當時UCLA功課相當沈重,我能夠幫忙「台獨」的時間不多,只是幫忙寄一些宣傳品回台灣。後來我得知當時有些人相當的投入,甚至到加州深山裡接受游擊戰的訓練。大約在1970年,台獨聯盟洛杉磯支部發現被國民黨派來的間諜滲透,他也是UCLA的學生,比我早加入聯盟與我交往甚密。此案對我的打擊甚大,我選擇離開聯盟。但是我還是繼續支持「台獨」運動,如參加活動及經濟上的支援。

1981年發生陳文成命案,父親告訴我短期內不要再回台灣,因為「台獨」對蔣政權的威脅己經超過「共匪」,成為蔣政權的頭號敵人。但命運往往會捉弄人,1982年祖母過世,我再次回台灣。之後洛杉磯經文處拒絕我的回台簽證,理由是「上次你祖母過世已經讓你回去了」。一直到李登輝廢除海外黑名單,才有機會再踏上故鄉的土地。

我的行為造成家人的不便,調查局人員常到家𥚃騷擾,二弟也提起當兵時常莫名奇妙的被處罰(因為大哥的行為)。但是父親從來未曾責怪過我,我可以體會到父親心底深處的聲音:「台灣人就是要做台灣人該做的事」。

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進展

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如1979年12月在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時,重量級的黨外人士幾乎全被捕入獄,島內籠罩著恐怖肅殺的氣氛,眾多的台派人士面臨無奈與絕望。這時候「海外台獨」發揮了關鍵性的力量,除了發動群眾到各地的經文處抗議外,開始向僑居地的政要陳情。美國「台獨」勢力發動全美台灣人,發電報及寫信到參議員甘迺迪辦公室,數天內湧進七千多件,這是非常少見的現象。甘迺迪回應台僑的請求,站出來替台灣人民發聲,鼓舞了台派的士氣,也逼迫蔣政權對被捕的「台灣人政治領袖」減輕判刑。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的重量級人物,出獄後來美訪問,在洛杉磯的一場演講會上,公開向台僑道謝説:「我這條命是你們救回來的」。

1980年台僑為甘迺迪舉辦千人募款餐會,共募得10萬美元,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證明台美人有能力以政治獻金回饋政治人物,提升台美人對國會遊說的能量。接著,有些國會議員如前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前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站出來為台灣人說話。1982年在蔡同榮等人的領導下,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從事於遊說美國政府及國會,支持台灣人爭取自由民主運動。從此,台灣人在美國有正式的官方機構,與蔣政權的外交單位分庭抗禮。台灣獨立運動又向前跨進一大步,進入新的階段。

這是40年前的歴史,今日的台灣人仍然為「台灣獨立」奮鬥。平心而論,現在的狀況比40年前好很多。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最後的勝利一定會來臨。

中國留學生令人失望

台灣海外留學生對台灣民主化有相當大的幫助,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相對的,過去三十年中,有大量的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但是他們表現却是令人失望。

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歴史,民主制度與法規都相當完善,是一個根深蒂固自由民主國家。從獨裁極權國家來美國留學的學生,都能深刻體會到民主制度的優點。因此,來美留學不應該只是求學術的進展,同樣重要的是,觀察並學習美國民主政治的運作。這也是早年「台獨運動」能夠在台灣留學生之間,快速發展的原因。同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在中國留學生身上,為什麼?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執行「權貴資本主義」政策,財富高度集中在「權貴」手中。中共也特意給予「高級知識份子」很好的報酬,讓他們成為權貴階級。權貴階級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品質,為了保持這種優勢,權貴階級與中共政權沆瀣一氣,成為中共政權的保護者。中國留學生屬於權貴階級,出國留學是履歷上重要的一環,回國後就有好的職位,過著舒適的生活,因此中國留學生在利益的誘惑下,選擇支持統治者。這也是台灣人能夠推倒國民黨的獨裁體制,而中國人至今不能推翻共產政權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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