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重生與愛】系列十二 寡母攜十子 走過荊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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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與愛】系列十二 寡母攜十子 走過荊棘路

― 鄭勳哲訪談紀錄(鄭再添的兒子)

 2014-12-31 08:35
(陳銘城 攝影)
(陳銘城 攝影)

(二二八受難者簡介) 鄭再添 1911-1953年,臺灣苗栗苑裡人。日治時期和戰後,奉派在桃園分駐所擔任刑警。二二八事件時,曾勸阻青年,不可放火燒縣政府;二二八後,他因和保安警員衝突,遭分局長關禁閉,被撤職。因支持無黨籍的簡如淡當選桃園鎮長,並擔任鎮公所總務課長,三個月後遭逮捕。原判刑12年,因他不願答應官方去抓逃亡中的林元枝,竟在1953年1月21日(鄭再添等案)被改判死刑。1953年1月24日遭槍決。

我的父親鄭再添出生於日治時代,苗栗縣苑裡人,他先在臺中商校當工友,我的大哥就是當時在臺中出生的。後來,他考上警察學校,畢業後分發到新竹州桃園郡擔任警員。不久,他被升為刑事,那時日本刑事,分為:高等刑事,專門管制臺灣人的政治思想,父親不願意做那種職務,他選擇當一般刑事,管一些流氓取締等治安工作。曾經分發到大園、南崁等地服務,我是在蘆竹鄉南崁村出生。

父親文武雙全 熱愛武術、口琴

父親在臺中時,學會白鶴拳,他是白鶴拳的高手,後來當上桃園鎮長的陳福添,跟我父親學過白鶴拳。家中小孩,只有大哥跟父親學過白鶴拳,我們年紀較小的孩子,來不及跟父親學拳。就讀警察學校時,父親是柔道三段的選手,多次拿過新竹州的柔道比賽獎牌。他很喜愛棒球和口琴,至今家中仍留有他當年打棒球的球棒和口琴。日本的西鄉隆盛墨寶字跡,父親也有保存,現在放在大哥家,近年來,我取得部分父親遺物,我很用心地保存這些文物。

日本人戰敗後,家中牆上掛的日本天皇照片被父親取下,我們才知道裡面竟然有孫中山的照片。戰後父親被調到桃園分駐所當刑警,桃園分駐所原本是日本人的寺廟。我們家搬進日本時代的桃園警察宿舍,就是現在桃園市復興路靠近中正路內的街巷,那裡原本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現在改建成統領百貨公司。


鄭再添在學生時期的照片。(鄭勳哲 提供)

二二八事件 勸衝動青年勿放火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我還只是國民學校二年級學生。當時,外面有一些青年,因不滿陳儀政府貪汙、腐敗,米價和各種物價一再升高,人民生活很痛苦。他們群集包圍中正路靠近復興路的舊桃園縣政府,住在鄰近警察宿舍的警察和警眷,嚇得逃避,只有我們家沒跑,仍然住在警察宿舍。那些憤怒又衝動的青年,想要燒毀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我父親多次的勸阻,他們才沒有放火燒縣政府洩恨。但是,有一些外省人被打,東西被燒、被砸。

不久,政府宣布戒嚴,開始抓人。街道上,只要有三個人以上聚集,就會被抓。當時抓了不少人,很多青年被送到桃園文化戲院(現在桃園市民族路、三民路口的公園)內關起來。夜晚宵禁,到處抓人,父親叫一些在事件時較為衝動的青年去躲避,像是當時桃農學生趙作豐等多人,在事件較為平息後,他們出來向政府辦理自首。

與外地保警衝突 意外遭撤職

一九五○年二月間,父親和好友郭永隆等人,到桃園鎮美芳食堂談事情,卻意外和一位外地來的保警發生衝突。等他回去警察局後,竟然被局長關禁閉,局長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引來警局內同仁不滿,多人向局長提出辭呈,聲援我父親遭到不公處分。沒想到同仁辭職的聲援風波,反而讓父親遭到撤職。

當時正好快過農曆年,父親突然失業,我們家小孩都沒有了壓歲錢。我家有七男三女,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依排序為大哥勳男、二哥勳智、三哥勳瑞、五妹鄭淑、六弟勳圖、七妹鄭詔、八弟勳鎮、九妹素紅,最小的弟弟勳振,出生時父親已不在了,由伯父為他取名,當時一家人口眾多,生活確實很辛苦。

當時,父親有位朋友從上海回臺灣,他拿出三十萬元,要給父親買房子,因為父親被撤職,我們就得搬出警察局宿舍,但是父親還是將三十萬元退回。我們搬到父親好友郭永隆的閒置房子住,在桃園鎮民族路四十六號,現在靠近桃園有名的花街「大溝邊」的巷弄旁。父親改從事土炭(煤炭)生意,一家人都住在民族路借來住的厝。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從中國帶來六十萬大軍,無法每個家庭都得到好的安置。於是有軍人或軍眷,天天去看有沒有沒人住的房子,有時軍人帶槍來嚇唬,有時是他的妻子來,賴著不走,說房屋要讓他們住,讓他們有棲身之處。屋主出面,他們還是不肯走,最後還是叫警察來,他們才肯離開。


​日治時代,鄭再添(後排左1)在南崁當日本刑事時,與母親(後排中)、妻(鄭張玉鶯,右1抱嬰兒者)及孩子合影。(鄭勳哲 提供)

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防止共產黨進犯臺灣,卻給了蔣介石政權,在臺灣展開抓共產黨為名,其實是整肅異己的「白色恐怖」行動。很不幸,家父因而成為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協助無黨籍當選鎮長 半夜被抓走

一九五一年,桃園鎮長選舉,無黨派的簡如淡參選,與國民黨提名的張振明競選。父親在忙煤炭生意之餘,去幫忙簡如淡選舉。結果,張振明落選,簡如淡高票當選,讓國民黨很沒面子。簡如淡當選桃園鎮長後,找我父親去當桃園鎮公所的總務課長。但是,三個月後,父親就在某天的半夜從家裡被抓走。首先,父親被抓到桃園鎮水利會後面的巷子,由調查局人員偵訊,再送到臺北保安司令部審問、偵查。後來又送回桃園民權路文昌公園旁的孔廟,那裡是警總保安隊占用的地方。當時桃園的地方聞人林書亨 來告訴母親,要她去看父親。後來,母親說,父親對她說沒事啦。另外,也有官員對母親說:「妳丈夫是刑警,政府要叫他去抓逃亡的蘆竹鄉長林元枝 。以前他在南崁分駐所當刑警,對逃亡的林元枝、詹木枝 比較了解。」父親自認已離開警界,他不想去抓林元枝,卻觸怒了情治單位。


​參謀總長給蔣介石的簽呈中載明,鄭再添明知黃阿能為叛徒而不報告,刑期由12年改處死刑。

改判死刑 應與選舉報復有關

父親被送到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羈押和審判。原本父親被判十二年,和他同案的刑警林乾 ,原判三年。但是呈給蔣介石的公文書上,寫說:我父親同情匪徒黃阿能 ,將取得的警察局長方澄輝、刑警隊長劉韻泉的照片,以及警察局人員的職務名冊,交給匪徒黃阿能,且明知其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父親因而被改判死刑,林乾改判七年。被稱為「匪徒」的黃阿能,原本在桃園鎮大廟後做生意,他在自首後,成為情治單位所運用的人。

我認定父親被改判死刑,除了他不願去當線民,幫忙抓林元枝之外,我認為是和選舉報復有關。父親在軍法處看守所時,曾經和另一位無黨籍的通霄鎮長 關在一起,他也被判死刑。此外,聽母親說:同案的林乾,將身上的刑責都推給父親,這是林乾的妻子告訴她的。判刑前,母親都見不到父親,同案林乾的太太都能面會她丈夫,母親只能將東西託林妻轉給父親。而林乾在獄中,卻在一月九日賣了一間原本是開中藥店的房屋,可能是將賣房子的錢,拿去疏通關節,讓他保住一命;但是我父親卻在一月十五日,遭到改判死刑。林乾的妻子,後來到我父親的墳前祭拜,可能是想求心安。


​鄭再添(右)與母親(中)、大哥鄭丁添(左)合影。(鄭勳哲 提供)

經濟失依靠 兄長休學去做工

父親被捕後,家中經濟頓失依靠,年長的哥哥都休學,大哥桃園農校高二,二哥和三哥只念完初中休學,去做工賺錢補貼家用,讓弟弟、妹妹讀書。大哥、二哥去桃園後火車站的復興紡織廠做工。父親的結拜好友楊火塗,霧峰人,他是津津味素公司的監察人,他告訴在臺北市工作的三哥,要每天去臺北火車站前看槍決告示單。就是三哥看到父親名字在槍決名單後,趕回桃園告訴家人父親已被槍決的消息。

大哥和二哥趕去臺北極樂殯儀館收屍,領回屍體要交五百元,這筆錢還是父親的好友楊火塗,和介紹三哥去他開的「三九帽行」工作的苑裡同鄉賴金城,他們拿出來的錢。領回父親的遺體,將父親的遺體火化,再送回桃園。當時我正在桃園中學初中部念書,剛結束學期考試,我身心都受到很大的震撼。父親葬在桃園鎮文化戲院旁的公園內墓園,後來,拾骨後移墓到龜山鄉臺北監獄後方的公墓。現在,父母親的骨灰,都改放置在龜山鄉忠恕道院的靈骨塔。



鄭再添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寫給兒子鄭勳哲獄中家書。(鄭勳哲 提供)

一貧如洗 連衣櫃都被查封

父親被判死刑,家裡早已一貧如洗,法院竟然還來查問:有沒有財產可查封。母親回答說:「我們現在最大的財產,就是這十個孩子,你們要幫我養嗎?」最後,竟然將家中的衣櫃也貼上封條,小孩去唸書都不能拿取衣褲,後來才拿掉那張沒意義的封條。父親冤死後,很多他生前的朋友,都不敢和我家來往。還好有幾位他生前的好友,暗中幫助我們家渡過難關,除了賴金城介紹三哥去工作外,我在桃園中學初中部畢業後,在楊火塗先生的介紹下,到臺北市北投的「金城絲織廠」當倉庫管理員,住在工廠宿舍,做了一年,我就回到桃園。改到蔡榮輝外科家投資、開設的「中一橡膠廠」,專門做工業用的膠帶,位於桃園舊楊敏盛醫院。排行老五的弟弟,在鄭慶元先生協助介紹下,到「健全汽車修理廠」當黑手學徒。

最辛苦的是母親,她為人洗衣,養供應辦桌用的童子雞、養小豬。遇到被人輕視時,她都隱忍下來,只為照顧好十個孩子成長,讓一家人能有安定的生活。她自己常說:「如果有人對我吐口水,我只有靜靜地將它擦掉。」這就是母親在父親冤死後,隱忍一切的苦痛和羞辱,要我們兄弟姐妹在社會上站起來,讓人看得起,才能對得起已死的父親。


​鄭再添小兒子鄭勳振的婚宴留影。右起為鄭再添妻子鄭張玉鶯、四子鄭勳哲、三子鄭勳瑞、大女兒鄭淑。(鄭勳哲 提供)

政治騷擾不斷 不敢交朋友

我們原本住民族路的屋主,郭森的父親郭永隆先生,因為他的結拜兄弟──我的父親被槍決,他時常被找麻煩,因此天天喝酒,裝瘋賣傻地過日子。後來民族路的房子賣掉,我們一家人搬到民權路租房子住。大哥、二哥結婚後搬出去,也都租住在附近。

由於大哥、二哥尚未退伍,我到二十三歲才去當兵,因安全資料,有很多職務像文書、政戰士或彈藥士等工作,我都不能擔任,只能當無線電報務員。

父親沒被抓以前,曾經再三交代讀高一的大哥:「絕對不要參加學生組織或政治活動!」沒想到他自己卻成為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我們家兄弟姐妹都不敢交朋友,怕給自己和別人找麻煩。許多政治敏感時刻,我們都是首先被調查的對象。謝東閔手被炸傷 ,當時我住春日路,正在教學生古典吉他,管區警員來家裡,要我寫下字跡給他。我當場問是不是要調查謝東閔被炸傷案,警員說是的;那次的調查,竟然連住在龜山,正在做月子的二妹,也要寫字跡給警察。一次立委選舉時,管區警察竟然來要我的照片,他們可能擔心會發生類似「中壢事件」 般的暴動,想拿我們這些政治受難家屬的照片,建立他們日後指認的名冊。我拒絕提供,並且告訴管區警員:「如果你真要拿我的照片,我會投訴黨外雜誌。」他才不再來找麻煩。

遺傳父親音樂細胞 排遣內心孤寂

雖然父親冤死,帶給我們一家人很多的困頓和政治上的騷擾,但是他遺傳給我們兄弟姐妹在運動和音樂的細胞。記得小時候,父親下班回家後,常吹口琴,他吹的每一首,都是世界名曲。在警察局宿舍的家裡,父親買了架風琴,讓家人學彈琴。我大哥愛唱歌也會彈吉他,我就是跟大哥學彈吉他。二哥會二胡,那是一位從中國上海回臺灣的表舅教他拉二胡,也教大哥、二哥唱京劇。我自己很喜歡吉他,先跟大哥學後,當兵時又跟臺中吉他名師洪冬福先生學。彈吉他可以排解心理的孤寂情緒,不用和人說很多話,才能找到知音。我的吉他就是自己苦學苦練,成為業餘的古典吉他手,到後來在家裡教學生。我四處打聽並搜購國內外的吉他譜,我可能是全臺灣擁有最多吉他樂譜的人。「吉他學會」常訪問我。我提供資料請好友顏秉直辦吉他雜誌,總共一百零一期,顏秉直在東吳、醒吾教書。有一年我寄一百美元到阿根廷的出版社,要買古典吉他名家的樂譜,遇到戰爭而遲遲沒有下文。想不到,一年後戰爭結束,我收到了阿根廷出版社寄來的樂譜。


​鄭再添被槍決後,妻子鄭張玉鶯為人洗衣、養雞、養豬,扶養10個未成年的孩子。(鄭勳哲 提供)

母親個性堅強 歲數是父親兩倍

父親被槍殺時,只有四十二歲,留下未成年的十個兒女,要不是母親的堅強與辛勞持家,和哥哥們休學去做工,幫助母親養家,才能讓較年幼的弟弟、妹妹讀書。現在,我們一家人總算吃盡苦頭,熬出頭了,但母親還是吃最多的苦,也受盡最多的身心折磨。晚年的母親,和大哥住最久。她有時候會來跟我住,雖然我住的是沒電梯的五樓,但她還是很勇健和堅強,自己上下樓梯,不覺得累。我常載她去桃園農校運動,直到八十四歲那一年過世。母親活著的歲數,正好是父親歲數的兩倍。

【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錄音轉文字稿:陳淑玲
文字稿整理:陳銘城
修稿:鄭勳哲、陳銘城、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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