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民報書摘】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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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書摘】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2021-03-13 11:00
作者:伊能嘉矩
譯者:吳密察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21-02-01
官方網址:

首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辭典式」臺灣史書,也是一部「空間」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本書蒐羅近600個臺灣地名辭條,在每一地名辭條條目下,匯集該地相關的史料,重建該地的歷史沿革,每一辭條即為臺灣各地的發展簡史;若將全書合而觀之,也就是一部臺灣史,特別是一部以「空間」為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伊能嘉矩在寫作本書時,不僅大量引用清代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以及日本治臺初期總督府與專家的調查書,更高度重視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訊。相較於漢字書寫的建制性之地名,經常因字義之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仍可能保留著原有的痕跡。因而,伊能在本書採集保存的地名「音聲」,正是我們重新考察臺灣地名的重要線索。

首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辭典式」臺灣史書
也是一部「空間」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回到日本遠野的伊能嘉矩,於1908年5月獲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坪井正五郎教授推薦,負責撰寫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篇。他以其歷年蒐集的龐大史料及累積的豐富知識為基礎,於1909年2月編寫完成此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臺灣史書。本書為首度中譯出版,書名為求簡潔,即直接定名為《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本書蒐羅近600個臺灣地名辭條,在每一地名辭條條目下,匯集該地相關的史料,重建該地的歷史沿革,每一辭條即為臺灣各地的發展簡史;若將全書合而觀之,也就是一部臺灣史,特別是一部以「空間」為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伊能嘉矩在寫作本書時,不僅大量引用清代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以及日本治臺初期總督府與專家的調查書,更高度重視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訊。相較於漢字書寫的建制性之地名,經常因字義之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仍可能保留著原有的痕跡。因而,伊能在本書採集保存的地名「音聲」,正是我們重新考察臺灣地名的重要線索。

這部「辭典式」的臺灣史書分為「汎論」與「各論」兩大部分。汎論綜述「臺灣地理總說」、「臺灣地名考」、「臺灣政治沿革總說」、「臺灣住民總說」、「土地慣行一斑」。各論則分述「臺北」、「宜蘭」、「桃園」……,以及「恆春」、「澎湖群島」各地之地理與風土。書末並附有「地名索引」,便利查考。

本書並收錄譯者與審訂者撰寫之兩篇導讀,幫助讀者理解本書之學術價值以及在今日的意義。

【導讀一摘錄】《臺灣地名辭書》與臺灣地名的解讀

文/吳密察

三、以音聲存在的地名留下之歷史痕跡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雖然大幅引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但卻也相當重視田野採集所得的資訊。一般來說,地方志、官員之文集、筆記所表記的地名多取其「意」,但伊能嘉矩從田野裡所採集的地名則多取其「音」。到底地名的解讀應取其「意」或取其「音」,其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今試稍作說明。

關於地名的性質及其一般的命名起源,已經有不少著作做過解說。例如,吉田東伍在上述《大日本地名辭書》的「汎論」、伊能嘉矩在此《臺灣地名辭書》「汎論.臺灣地名考」,甚至稍晚成書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注1),即使戰後流通比較廣的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注2)都已經有概括性的說明,不再贅述。在此僅就建制性的地名、生活者的地名;地名是否文字化的問題做一些說明。

一般來說,地名可分成建制性的正式地名和生活者的自然地名;也可以分成文字化了的地名與未文字化的地名。

建制性的地名,最常見的就是官府的行政業務中使用的地名。這種地名都用文字書寫表現,標準化程度也最高。例如,雖然「臺」與「台」只是同一個字的繁、簡體寫法,但就清帝國的行政而言,「福建省臺灣府」的「臺」與「浙江省台州府」的「台」,卻是不能互換的。一般來說,設官治理之後的地名就已經成為具有標準意義的建制性地名了。這種地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會有標準化的需要,不能也不會率爾更動。

相對於官府的建制性地名,一般生活者自然使用的地名卻未必是、也不見得必須是文字化了的,因此也就不見得是穩定的地名。例如,在被納入清帝國版圖而正式稱為「臺灣」之外,我們這個島「臺灣」其實應該是以其「音」表現的,甚至,可以說,這個以「音」表現的地名在近代之前的民間毋寧是更廣泛通行的(只要考慮當時社會的識字率,便自然可以理解了)。這個音為「Taiouan」的地名,除了目前大家熟悉的以拼音字母寫成Taiwan 之外,也曾經被寫成Tayouan、Teijouan 等等;另外,也有人以漢字拼寫其音而寫成「東番」(Tang-huan)、「大灣」(Tāi-oan)、「臺員」(Tâi-oân)、「臺灣」(Tâi-oan)、甚至「大冤」(Tāi-oan)、「埋冤」(Tâi-oan)等等。

因為漢字除了「音」之外,還具有從「形」、「義」加以解讀的可能性,因而容易讓人「望文生義」。「東番」、「大灣」、「大冤」、「大宛」、「埋冤」這些用漢字寫成的名稱,也因而都曾被好事者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引申,甚至多有過度解讀者。

然而,以「音」表現的地名,也有被轉訛的可能性。最近我經常需要到嘉義地區去,因此特別注意到嘉義水上鄉的一個村落「十一指厝」,以下就以這個地名來說明,以「音」存在的地名如何被不斷地變動,以及建制性的地名如何暴力地介入、改變生活者的地名。

根據耆老的說法,該村落之名稱來自該村落原有十一口井,因此居民自稱為「十一井厝」(Chap-it-chénn-chhuh),但日本時代卻被日本政府書寫成發音類似的「十一指厝」(Chap-it-chí-chhuh),後來又被稱為發音類似的「查某厝」(Cha-bóu-chu)。雖然從漢字的字義來理解,「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這三個地名很難被認為所指涉的是相同村落;但若從發音來理解,則這三個地名即使一時無法聯想它們是指相同的村落,不過只要一經說明,便不難理解。也就是說,漢字書寫的地名,經常被其字義所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可能仍保存著原有的痕跡。不過,戰後政府給了這個自然村「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一個行政村(建制性)的名字「龍德村」,這就差異很大了!

就像上述「臺灣」、「十一井厝」的例子,生活者的地名既然一般是以音聲為表達,當它被文字化時,結果就會可能出現各種寫法。這種同音異字的情況,對於以文字為思考的人來說,或許會有理解上的障礙(如果又是外地人,可能就更甚了)。例如,1949年以後來自浙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歷史系方豪教授,就為了歷史文獻中的「江頭」、「干脰」、「干荳」、「肩荳」、「墘竇」、「甘答兒」、「關渡門」、「甘答門」、「干豆門」到底是何處的地名,而大費周章地特別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來證明即使這些地名漢字如此地不同,但它們所指的都是現在的淡水地方之「關渡」。其實,對於可以使用臺灣話的人來說,只要將上述這些不同漢字所寫的地名用聲音念出來,就不難知道它們指的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臺灣的地名類似「關渡」這樣的例子不少。例如,現在屏東的「滿州」,清代就曾經被寫成「文蟀」(Bûn-sut)、「蚊蟀」(Báng-sut)、「文率」(Bûn-sut)等漢字,到了日本時代則改成日語大概同音的「滿州」(Manshiu)。這種用日本的漢字(或許也正是日本內地之地名)的音來標記臺灣地名,而達到保留音聲卻改變了地名之文字表現的例子,最有名的可能是用「萬華」(Manka)取代「艋舺」(Báng-kah)、用「高雄」(Takao) 取代「打狗」(Tá-káo)了。以「名間」(日語發音Nama)取代臺灣原來之「Làm-á」(湳仔,沼澤溼地之意),也是這樣的事例。另外,花蓮的「立霧(日語發音Tachikiri)」,或許很少人注意到它原來是清代的「得其黎」、「擢基利」、荷蘭時代的「Takijlis」吧。

文字化了的地名,雖然相對地穩定,卻也可能依著文字特有的邏輯而被錯誤解讀詮釋,或朝向另外的方向轉變。例如,臺灣很多地名原來有「bâ」之音,這樣的音最初可能被記為漢字的「猫」(一說就是果子貍), 但卻因有人以為這個「猫」是「貓」之簡體字,而改「猫」為「貓」,於是漢字的地名表記也就改變了。時間一久,地名之音也從「bâ」轉為「niau」了。嘉義「打猫」(荷蘭文獻作「Davoha」)應近其地名當初之音,有些清代漢文文獻作「打猫」(Tá-bâ)也未大謬,但卻也有一些寫成「打貓」(Tá-niau)了。這個「打貓」(Tá-niau),在日本政府將它改寫成「民雄」(Tami-o),大致還是保留了音聲。不過現在因為直接用「國語」來說「民雄」,於是就變成Min-shiong 了。

四、再談外部者命名地名的暴力問題

地名除了有上述的特性之外,還必須注意它所表示的是絕對性的指涉或者是相對性的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以下的例子應該並不陌生。例如,如果在臺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臺南人」;如果在臺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北門人」;如果在北門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就會是更小的地名了。也就是說,這種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問答者相互之間的立場,這種立場取決於敘述脈絡。另一種案例,則可以說是取決於選取的參照項之不同。例如,A村落的東方一帶,可能被A村落的人稱為「東勢角」,但東方B村落的人可能稱之為「西邊園」。像「東勢角」、「西邊園」這種地名的「東」、「西」,當然是基於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來的。因為彼此所選取的參照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地點,也就因而有不同的稱呼(地名)了。一如有人打趣地說:「(雲林)北港在南,(臺北)南港在北。」「南港」、「北港」這兩個地名,並不是共用一個參照點,因此,自然不能直接比較了。

最後,還是要再回來談外部者的暴力問題。舉世皆然地,移殖者自然地會將原鄉的地名帶到移殖地。16 世紀以後從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地區移殖臺灣的人,當然也將移出地的福建、廣東地名帶來臺灣。這種地名在臺灣俯拾皆是。例如,東石、潮州、同安寮、晉江厝等等。不過,也有一些地名明顯是來自意識型態的刻意安排和改簒、解讀。例如,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臺北市的街路,幾乎在臺北市的市區空間範圍內「重建」了一個「秋海棠中國」;在原住民地區設置行政區時,則分別命名為「仁愛」、「信義」、「和平」等。至於對於地名的意識型態解讀,則可以舉san-na-sai、síam-sai 這兩個地名為例。不少臺灣東北部的平埔人自謂祖先來自san-na-sai,而síam-sai 則是雲林縣的一個村落名稱,可是在強調「兩岸之間血濃於水」的意識型態操作之下,san-na-sai 就被非常刻意地解讀為中國的「山西」,síam-sai 則被解讀為「陝西」,於是「大家都來自中原地區」了!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作者簡介

伊能嘉矩   出生於日本本州東北,今日的岩手縣遠野市。早年就讀岩手縣師範學校,因被認為鼓動學潮而遭退學,而後師事東京帝國大學坪井正五郎教授,加入東京人類學會。

1895年底,隨日本政府來到殖民地臺灣,在臺期間,歷任總督府雇員、山地事務調查員、囑託等職,並展開其研究。早期以臺灣北部平埔族原住民為研究對象,1897年5月起開始192天的全島大調查,其後又多次進行局部的調查旅行,在此期間跋山涉水,歷經種種艱難危險,獲得豐富詳實的田野資料,使其成為當時在臺日本人的「蕃通」與「臺灣通」,建立起在臺灣研究領域的知識權威。

1906年,辭去在臺職務返回故鄉之後,仍持續致力於臺灣及故鄉遠野的鄉土研究。1925年,由於早年在臺踏查感染的瘧疾復發,於59歲去世。

伊能嘉矩是日治時期渡臺的日本研究者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第一人」,影響力至今不墜,被譽為偉大的臺灣學開拓者。

譯者簡介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了。曾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國史館館長,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臺大歷史學系兼任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日本近代史。

審訂者簡介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16至18世紀臺灣史及東亞史、史學理論、歷史民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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