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跟著大師品人文/聽雷驤說「故事」,每一個都是久別重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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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大師品人文/聽雷驤說「故事」,每一個都是久別重逢的人生

故事,也許平常,也許深刻;也許輕鬆,也許沉重,同樣的是,總是人生之一

 2016-05-30 22:48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圖/《天下文化》提供

集紀錄片導演、畫家、作家於一身的雷驤,在這三種看似截然不同的創作形式裡,不斷捕捉生命中的細微輪廓。四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共出版三十五本書籍,拍攝近三百部的影視作品,曾和攝影師張照堂、香港電影攝影師杜可風共同製作拍攝電視紀錄片《映象之旅》、《歲月中國》,並擔任《作家身影》系列導演。他繪製無數張的繪畫作品,並持續開設創作課程。

他就像是株巨大的創作藤蔓,纏繞在各個領域裡。

雷驤能廣泛創作,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即是他對「故事」的喜愛與追尋,再透過不同的媒介來表達。故事即是雷驤的人生信仰,是他抵抗時間的方式。

他用文字、用影像、用繪畫把眼中的風景都展現出來,並以虔誠的心將自己與他人的生命都凝鍊成一篇篇的故事,好道盡難以言喻的人間滄桑。

人生終走到盡頭,故事卻總有新的開始。
人生成就故事;故事述說人生。

故事,常常是在一個很平常的狀態下出現,經過高低起伏,走向終了,最後再次回歸於平凡真實,在這樣的過程中,選擇所需要的元素呈現出來,就是寫作。

書寫時,我會先試著擷取素材,即使只是簡短的念頭,都值得記錄下來。

每一個被挑選出來的人生素材,都有無限擴展的可能,可以被寫成一首詩,也能夠增加情節成為一部小說。

大部分的故事來自於生命中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只要你接觸到它,它的豐富性就已經存在於你真實的生命中。


雷驤喜愛用文字、用影像、用繪畫把眼中的風景展現出來。

有一種故事是緣分

幾年前,我接到台南台灣文學館的電話,他們計畫舉辦當代作家文物展,希望能向我借一些可以展出的物品,像是常用的筆或字典,當下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東西值得展出,也覺得這樣的展覽一點也不吸引人,就直接回絕了。

沒想到承辦人不死心,每個禮拜都打電話來詢問,就這麼持續了一個月。

直到最後一次通話,我實在不耐煩,對方也終於決定放棄後,我卻不經意看到一個被書籍堆疊覆蓋的木頭箱子,在那一瞬間我知道,就是它了。

二十歲時,我在鄉下的小學教書,那時候的小學老師不只要教一般的學科,還得包辦勞作、唱遊等課程。

為了把唱遊課教好,我向學校請示,把一台風琴搬回了租屋處。那是一層採光良好的磚房,左右各有一間房,我住在右邊那一間,中間還有一個擺設牌位的「公媽廳」,風琴就放置在那裡,我只要一有空就會練習。

有一天我從學校快回到租屋處時,聽到了風琴聲,而且不是小孩子亂彈那種不成調的樂音,我驚奇的加快腳步,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在彈琴。

他對於偷彈我的風琴感到不好意思,我反倒認為他彈得很好,後來聽他說我才知道,原來他幫忙修理了風琴的風箱,他年輕時還彈過手風琴。

其實我跟他算認識,他是在我租屋處前的空地做廢物回收的古物商,以往我們沒什麼交集,但經過這次的風琴事件後,我們漸漸熟稔起來。

漸漸交會的友誼

他還開了一間小相館,由於他不會照相,所以僱請了一位年輕師傅。

他對年輕師傅很好,除了薪水,又分給對方股份和紅利。為了讓大兒子以後可以接管照相館,他也請年輕師傅教導大兒子如何照相,甚至希望我有機會跟年輕師傅聊聊,請對方多多提點他的大兒子。

我告訴他,他的大兒子忠厚老實,若是想要多學一點技術,就必須主動一點;我也提醒他,那位年輕師傅長得白白淨淨的,梳著貓王的髮型,一副有錢人的打扮,感覺比起業務和教學,他似乎更關心如何搭訕前來照相的女孩們。

大約半年之後,我準備要離開這個地方了,我清點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除了當初帶來的盥洗用具、衣物和棉被,這三年來,唯一增加的就是和朋友往來的書信。

其實我可以把這些書信裝進普通的提袋裡就好,但我覺得用牛皮紙箱裝,方便又瀟灑,比較麻煩的是,那時牛皮紙箱不像現在隨手可得,我告訴古物商我需要的大小,請他幫忙找一個合適的,他馬上就答應了。

裝書信的檜木箱

我等了快兩個禮拜,直到我要離開的前幾天,還是沒拿到東西,最後實在忍不住了,問他:「你忘記我請你幫我找一個牛皮紙箱嗎?」

他的回應卻是:「唉呀!我怎麼可能忘記!但是我一直忍著沒有跟老師講,其實啊,我覺得做為老師,拿一個牛皮紙箱好像太失尊嚴了,所以我就依照老師給的尺寸,去訂做了一口箱子。我知道老師要輕的,所以我用很薄的檜木,再一、兩天就做好了。」

老實說,當下我的感覺有些複雜,有些感動,卻也有一種為什麼要照他意思去做的反骨。

兩天後我拿到木箱,尺寸完全就是我指定的大小,薄薄的檜木透著淡淡的清香,拼板全部使用接榫,沒有用到一根釘子,底部做了四個底部腳釘,鎖頭還很講究的做了小環扣。

雖然訂製木箱不是我的本意,可是不能否認的,我確實感謝他。

我把好友(有些人如今是重量級作家)的信,仔細收藏在這只木箱裡,只是我四處教書,不方便帶著箱子流浪,所以最後我決定把箱子寄放在士林朋友家的閣樓。

別有幾番滋味

等過了幾年,生活比較安定之後,我前去朋友家想要取回箱子,沒想到箱子居然不見了,朋友驚慌失措,他也不曉得箱子究竟是什麼時候遺失的,對我來說,箱子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裡頭珍貴的書信。

怎知緣分竟然這麼奇妙,上午我才將這段經歷化為〈木箱〉這篇小短文:

那是三十年前,我在鄉下小學教書時候的事,一個收棄物、雜貨的商人,同我成為朋友,一年後當我行將離開,曾向他要一只牛皮紙箱|用來存放那段時期與友人們的通信,不意,他竟悄悄向木匠師傅處訂製了一只薄檜木的箱子,且仿照紙箱的尺寸特拿來送別。

那只小小的木箱子,跟隨我年輕時代東奔西蕩了好幾年,終於失了蹤影,記得最後彷彿寄存在友人家的閣樓上,而今朋友早已成家,搬離了那老房子也已多年。

當晚我就與「故友」久別重逢。

一位木刻畫家朋友邀請我去他家,他欣喜的向我展示不久前買的古董木箱。乍見「故友」,我難掩錯愕,卻又不敢馬上相認,我撫摸審視接榫片、提把與古式銅鎖,再打開上漆的木箱看向內裡......我與它共有的回憶隨之再現,進而相熟。

再現木箱

就是這一只木箱!這只木箱是我的!

朋友知道這只木箱的來歷後,希望能夠物歸原主,不過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它已是遺失之物。

過了幾個禮拜,朋友們來家中為我慶生,木刻畫家朋友高舉著木箱,一面大叫著一面走進屋內,他在我面前打開箱蓋,露出蓋內他親手雕刻的貓頭鷹,木箱中還放置了三十朵沒有刻意修剪過的玫瑰花,長度剛好,彷彿木箱是為這些花兒量身打造的。

那一年,正好是我與妻子結婚三十週年。

台灣文學館的承辦人知道我非常重視這只木箱,也相當慎重的聘僱一輛專門裝載故宮文物的卡車,請我親自監督搬運過程,並答應我會張貼這段故事、拓印友人雕刻的貓頭鷹,連木箱裡要擺放三十朵新鮮玫瑰,這種任性要求也接受了。

展出期間,友人前往參觀拍照並告訴我,我的要求館方人員都做到了,對方還不知道從哪裡找來我年輕時騎腳踏車的照片。

展期結束後,館方用同樣的方式將木箱載還給我,我打開箱子一看,三十朵新鮮的玫瑰花仍靜靜的躺在裡頭,我這才發現原來那是用布綢做出來的,我伸手想碰,卻被一個薄薄的壓克力蓋子阻擋,由此可見館方的慎重。

故事由每個當下發展而來

很多人寫作都是從旅行遊記開始,旅行有出發有終結,有一種秩序,行前準備或是旅遊回憶,都能使人有所品嘗體會。

但是真實的人生更像是一坨線,蘊含各種悲歡喜樂,各類題材與想法是不同的線頭,想編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並沒有這麼容易。比如寫愛情故事,愛情本身充滿隱晦,又常與別的事物多線交叉,讓人不知如何從這坨雜亂的線團中抽出一條完整的線。

我的辦法是記錄當下的感覺,不涉及太長的時間,也不預測未來走向,讓它自成一個故事;也許過了幾年,故事有新的發展,我就做個簡單的前情提要,再寫一遍。

像上述提到文學館以故宮的規格來載運我的木箱,等我提筆寫下,它便是一個延伸而出的新故事。

故事會不斷增長,有很多作品是在時間的推移下,慢慢發展出來的。

始於平常,終於平常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年暑假,才小一的雷光夏在家門口玩,突然間她匆匆忙忙的跑進來,說有個阿姨躺在門外地上喊肚子痛,我和太太趕緊出去看,原來是有位孕婦經過我家門口時,忽然開始陣痛,我太太催促我快去找產科醫生,我趕忙騎著我的偉士牌機車沿街去找。

我告訴前兩間醫院的醫生或護士,我家門前有個即將臨盆的孕婦,但他們擔心沒有辦法處理好,根本不敢答應接生;來到第三家,我換了個說法,說家中有個待產婦人,已經在陣痛了,請醫生幫忙,醫生這才放心坐上我的機車。

當我載著醫生回到家時,看到好多人圍在門口,都是來看熱鬧的,我太太拿出兩把陽傘擋住婦人,還拿了枕頭讓她靠著,這時小嬰兒已經出生,醫生只要把臍帶剪斷就沒事了。

隨後我們把婦人移到客廳,燒水替小嬰兒洗澡,那種感覺就像自己家裡剛誕生一個新生兒一樣快樂。

我替婦人打電話給她先生,為了不要嚇到對方,我說得小心翼翼又保守:「你太太平安生產,現在在我家休息,希望你趕快過來。」

不過對方只關心孩子的性別,聽到這一胎是女兒,語氣似乎有些不耐煩,原來他們已經有兩個女兒了,一直希望能生個兒子。

後來先生來把母女倆接走,他們好像是附近的鄰居。又過了一個月,婦人的婆婆送來了油飯。

這個故事從平常不過的夏天開始,中間經過急著找醫生、替小嬰兒洗澡、聯絡婦人丈夫的曲折,他們一家三口回去後,吃了油飯,一切又再回歸平常。

故事往往如此,平凡的開始、平凡的結束,若是有機會找到值得玩味的線頭,你又會如何書寫呢?


畫風恣意,自成一格的雷驤,畫中筆繪獷中見細。

有一種故事是體會

接下來的故事,是在不同時間完成的文章。

第一篇〈敬啟者〉是我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我和她並非斷絕往來,但卻可以感覺到兩人從原本的友好熟悉變得若即若離;她開始穿起花花綠綠的衣服,身上掛了許多東西,彷彿要把自己埋沒其中;她也不再喝最愛的咖啡;甚至漸漸脫離了朋友圈。

所以我決定寫一封信向她問候,並詢問原因。

朋友你還好吧?午後的此刻,外面的陽光正亮,是入冬以來罕見的晴天,但據氣象預測:溫度在夜晚即將驟降,天亮以前可能上下有十度之差。

沒錯,一開始聊的就是天氣,我試圖讓對方覺得我與她身處同一個地區,感受和她相同的氣候,讓對方能放鬆一點,不要因為收到信而緊張。

這樣的轉變類似你突然的決定:今晚友人們共度耶誕的約會,你不想來了。

轉知的朋友說:你不想在多人的場合露臉,因為覺得不自在的關係──這樣說好像客氣的歸咎於自己,但會不會擔心我──這個主人,讓你不自在?

兩年以前,你說:「願意在朋友身上花那麼多時間的人,現在已不多。」我視之為某種讚美的待友之道,如今對你而言,確乎成為我的一種缺點了。

這裡我下一個伏筆,我先將她的無法前來形容成像天氣變化一樣突然,又表示能夠理解她的個性較為孤僻,不喜愛在人多的場合出現,客氣的把她不能前來的原因歸咎於自己,但真正目的其實是想用不那麼緊迫盯人的方式,詢問她原因。

自從你改換了工作以後,似乎也改換了生活的態度,開始過多半自處的生活──好在我們尚是你少數保持往來的朋友,而且,舉凡以往嗜愛的事物──譬如咖啡等等,一概拋棄了。

對於我不明白的原因,也許不該過問,但我總忍不住要調侃──說實在的,真心是想讓你紓解,或許乘機坦述胸臆而已。

結果證明這麼辦是行不通的,上一回你突然想為此避席,說:我不想成為眾人目的焦點。

現在,你終於失約,我們只有享用你託人帶來饋贈的蛋糕。

無惡意的舉措,竟引來朋友這樣的決心,想來總令人悲傷,因為,你必定揹著更大的苦,而我卻一無所知。

一年後,我寫了第二篇〈禮物〉──

朋友忽然打電話來,表示她的即將到訪。那罕有的語氣裡還透出一種慎重來,彷彿今回的出現,定然還有什麼讓我們一家人驚奇之處。

算起來朋友的深居簡出已經半年以上了吧?記得上次我們全家出去旅行,把整個家──包括那兩隻犬,都委託了她。於是那將近一週的時間裡,朋友必須進駐這個毫不熟悉的宅所。雖然她往昔曾作客到過我家一、兩次,但是那歡樂和款待,畢究成了人去樓空的幻影,剩下的只是獨自一人的不安與責任吧?

她就這麼樣守候到我們深夜返抵的那一天。

我特地從行囊中取出異國買回的咖啡豆子,煮了濃郁的一壺,飲畢已經是天將亮的時辰,好像把屋子完好的點交還主人,她這就駕車啟程回家了。

想起來,這即朋友突然改變的開始。

此後並非斷絕來往,卻已減至最低。譬如約好將與幾個友人同來的節日,到臨時她並未前來,而是託人致歉,外附蛋糕一盒。有時在其他場合相遇,總顯出那種若即若離的表情,而且她的裝扮——披披掛掛的一堆,把自己埋沒在裡頭,這一些行跡教我十分不安。

即使在極其自然的情形下,朋友也婉拒了素不排斥的酒品,而況是她心愛的咖啡。有時為了避免成為眾人的議題,她索性不聲不響的自人群中消失了。

現在我聽見車道上引擎的聲音,果然門鈴聲響了,我們齊齊擁向窗門看著庭園的石級,朋友一手撐著小傘遮雨,一手輕巧的提著一隻汽車用的嬰兒座,而裡面正有一個胖娃娃呢,她一步步拾級而上。

我們果然驚奇了,當朋友說,這即她剛滿月的兒子!

「其實上一回飲咖啡,即你們返國的那一次了,」當我們又煮了咖啡共飲的時候,她說:「其後就發現懷孕,因而戒去一切刺激品──直到今天……。」

她滿意的笑著。至於孩子的父親畢竟是誰呢?是她和我們都無意提及的事。

從這件事情回溯,就知道她為什麼不出現?為什麼穿得花花綠綠?為什麼不喝酒、不喝咖啡?而為什麼我們都沒有注意,她這樣一個單身的女子,帶著一個小孩,然後都不願意講?

第三篇〈睡〉──

小小的人兒終於在沙發上入眠。之前,努力抵擋睡神召引的那一陣子,不免無端吵鬧,誰也安慰不了,原來即在現實與夢鄉間掙扎呢。

我們把紅格小薄呢毯為他蓋上,不一會兒小人額角就冒出汗來。我現在才能從容的握筆將他的模樣草繪下,緊閉著眼、微咧開嘴笑──好像惡戲般假睡的樣子,一隻小手悄悄打蓋毯伸出。從他光臨我家的一刻起,自不能停靜過,「咚、咚、咚」在木地板上跑來跑去,尋看引他興味的擺佈,抓在手中把玩,我們倒不阻止,我手拿速寫的紙筆卻捉摸不住小人兒的形影。

你們說禮拜六邀我們來──他的母親說: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說:好吧,那我們走吧!我說,不是今天啊,今天不是禮拜六。

自此他就對禮拜幾十分關心──他母親敘著微笑開了。每早一睜眼便問:今天是禮拜幾呢?告訴他以後,接著必定拜二、拜三、拜四、拜五這麼數下去,看著自己屈起在小掌上的手指頭,才實實在在滿意的說到別地方去。

我記起,去年曾應邀去她家慶賀小人兒的三週歲,所以說現在是四歲。四歲的男孩兒大約也各有不同,只他那旺盛的好奇與探索|有時又節制有禮,引人特別的憐愛。

記得我們準備他三週歲的禮物,曾費過心思。新購一件東西不難,而想送一件特別的紀念性的東西。後來決定從保留著的我們孩子昔時玩物中,選定一架鐵琴來作一番整理:把鐵片拆卸下來(說是「鐵琴」,其實是約二公分厚的鋁片),浸在稀鹽酸裡洗淨,木架子用洋乾漆髹刷一新,坐墊也換上漂亮的絲織帶子,棒槌嚜,欠了一支,只好另買過一副全新的|不曉得小人兒這一年來可仍垂愛?

抱著十分的期待、數著日子,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他母親說:先一晚就首先興奮得睡不著,今天又醒得老早,其實剛才搭捷運來的途中已經表出睏態了,到了你家忽又精神大振。也難怪他,拚命挺住,毫不歇息的直到這麼樣累倒了。

我想起來,大人們吃中飯的時候,他竟粒米未進,獨個兒留在客廳裡玩耍呢。

這麼看著小人兒的時候,我真想輕輕將他搖醒,因為再睡下去,豈不就到了告別時刻呢?

這幾篇文章裡提到的都是同一位女性友人,從她懷孕、未婚生子,一直寫到她的孩子都四歲了。

此後的每一年耶誕節,我都會邀請這位朋友帶著孩子到家裡作客,不過從去年的耶誕節開始,我決定中止這樣的慣例,畢竟她的孩子都已經十八歲了,總要有個結束。

有一種故事是烙印

我目前在北藝大教書,半年前我在上課時,看到一個年輕人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徘徊,好像在等我下課,我以為他想參加我在研究所開的課,或是有什麼問題要問我,所以一下課我就招呼他進教室。

原來他是台大社會所的博士生,正在進行白色恐怖的相關研究,他先向我確定我岳父的名字,接著表示,現在可以向國家安全局申請白色恐怖時期的案子卷宗。

岳父在妻子還小的時候被當成政治犯遭到槍決,從此妻子一家人持續活在陰影中,我也因此無緣見到岳父。

後來我依照這位年輕人提供的訊息,將文件準備妥當,向國家安全局申請岳父生前於牢裡被審問的所有經過。

約一個月後我就得到回音,一共找到兩百多份文件,都燒成了數位檔,辦事員還因為沒有找到照片而向我道歉,詢問是否還要繼續找,我當然說不要!

沒經歷過的人不知道,家屬最害怕的就是那種刑求前後的照片。

我仔細研究了岳父的案子,當時與對岸有關的地下組織,叫做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會」,包括縣市、交通、學校等幾個系統。岳父是鐵路局的員工,他參與一個名為「明朗俱樂」的組織,主要是向鐵路部交涉關於制服、勞役等分配不平均的問題。

由於戒嚴時期人民沒有結社自由,「明朗俱樂」並沒有登記,因此犯下大罪。他們被認定是省工會的外圍組織,政府還發現岳父寫的成立草案,更認定他是省工會的成員之一。

再加上岳父性格強烈,大部分的人被逮捕,遺言都說希望某人好好孝順母親,但岳父的遺言卻希望妻子與孩子能夠過自由、平等的生活。

〈舔傷〉這篇文章講述妻子和小姨子的大伯,在日本的地鐵裡看見疑似他們父親的身影,認為他也許還活著,但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是不可能的。

姊姊榴美打電話來,語氣急切。

「我告訴妳一個驚奇的消息,」讓人聽得見她因為興奮,胸口發出的雜音:「爸爸還活著!」

「怎麼回事?」妹妹問。這樣無厘頭的說法。「那妳看到了嗎?」

「堂姊的大伯在日本見到的|說是活得好好兒的,在廣島做生意呢......」

當然,姊姊榴美的話是禁不起詰問的。

「……他們在地鐵上相遇,那麼巧呀。不過父親像迴避什麼似的,只點了點頭,就開溜了。」

「如果爸爸真的在世,有什麼躲開的理由呢?」妹妹問。

「是啊……不過大概是真的,妳知道,在日本地下鐵車廂裡有多少乘客呀,」姊姊那一頭語氣緩下來,但是還一逕抱著希望,解釋說:「說不定被人潮沖散了,想說話也來不及吧。」

「堂姊的大伯是這樣說的嗎?」妹妹說:「他沒有認錯人嗎?爸爸從來就很像日本人的。」

父親在馬場町被警察槍決的時候,姊姊榴美還是個孩子,隨著母親、哥哥一塊兒去殯儀館認領的時候,母親的肚子裡挺突著的,就是這個後來取名叫哲美的妹妹。

「爸爸很不甘心的死去,他的上顎緊咬著,把下唇都咬成紫黑;更衣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的十指指甲都已經拔掉,畢竟是疼痛或者憤恨吧。殯葬的人問:家人要不要留下他的一件衣服做紀念。我們都害怕的拒絕了那件穿過彈孔的上衣,好像父親真的犯下滔天大惡般的,潦草掩埋了……」

──這些話,日後出生和成長的哲美,像咒語一樣牢牢的一成不變的烙印下,是永不能改的。今天,怎會有這種死而復生的道理?

「我聽堂姊的大伯這麼講以後,又趕緊去問詹伯伯,」姊姊接著說:「喏|就是那個同爸爸共列一張判決書的那個詹伯伯。他想了想,搖搖頭說:沒有這種可能吧,相信妳父親還不至於有那種買通牢役,調換人犯的神通。妳不是一起去認領埋葬妳爸爸的嗎?」

畢竟妹妹比較冷靜,大概是遺腹子,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父親的關係,說:「姊姊,不要再亂想啦,爸爸已經去世四十六年囉。」

「是啊,堂姊的大伯回來講起的時候,我雖然高興,但總半信半疑,」榴美在電話裡說:「他說:樣子好像妳父親呢,只是身材略高一點。我想,七十幾歲的老人怎麼還會長高呢?」

這事總算暫時平息,妹妹掛上電話。姊姊榴美隔幾年總有這一類的藉因,徒讓一家人重又回索過往,狂喜以始,悲泣以終。

接下來這篇是〈岳父的寫生帖〉──

昨天,我家的傳真機吐出一份現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具名簽署的「回復名譽證書」,那是為岳父半世紀前死刑的平反昭雪。眼看著這份正式文書經由傳真機局部局部掃瞄,白紙幾公分幾公分的伸展出來,感覺十分怪異,狀上措詞的崇高莊重,在這樣的動態下竟成一種滑稽與荒謬。

這是我們的遺族代表之一,為了讓各家分支迅速見到這「平反」文件,而不得已採用的傳輸辦法。

稍後,妻又取出她珍藏的岳父遺物,包括秀美沾水鋼筆手跡的日文詩集;不同時代的照相,帶著隱隱不祥感的岳父憂傷面影。因為蒙難時我的妻子Amy年尚幼小,幾乎未曾留下實在的印象,因而這些物品幾等於她父親自身。

於我,未謀面的岳父的一切,也經由這丁點兒物品直接或間接的輻射向我,之中特別是那一冊咖啡色硬紙皮、圈環裝釘的圖畫本子,基于自身寫生的經驗與心情,我也許閱讀出較諸旁人更多關於繪畫者的背後。

我可以想像站在六十年前某一個鐵道月台上,年輕的岳父捧著這一冊白圖畫本興致盎然,手握濃黑的軟鉛筆,眼力敏銳的往返候車亭和樹影以及畫紙之間,慎重的畫下柵欄和鐵道消失盡頭的筆跡,那灰淡的天空似乎很陰沈,以致無一絲投影能幫助這位業餘的畫家表現物體的厚實感……。

因為是鐵道工作者的關係,岳父的畫本裡留下許多相關的場景:諸如從正面看去機關車的停車庫風景,一列隱在黑洞中的蒸汽車頭;或是在站內花園間被淹沒了底部、只露出鍋爐和煙突的局部,由於知識上的熟悉,部件細節在岳父筆下精細的一一描出。還有那高聳的貯水塔,在整個低矮的小驛站建築群中間,像巨人似的跨立著。有些畫頁,我看到岳父試著從群坐的候車人的背影描寫他們,旅人們俱都戴著呢帽穿著墊肩的上衣──那是個慎重出門旅行的年代;也有光圓頭顱的小男孩與留西瓜皮似的髮型、穿水手翻領的女學童……。

這個性情細緻的年輕鐵路局職工,卻在留下這些閒適優雅的作品之後不久,被逮捕失蹤,家屬在三個月後領到槍決後發還的遺體──雙手十指指甲全被拔脫、上齒緊咬下唇的痛苦死顏。

在官方登錄的典冊上,僅只簡單的記載著:「鐵路局案」以下,寥寥註記人名、籍貫與「罪行」。據家屬的揣度,是參加同事們的讀書會而引起的殊連。

這一本親筆細細描出岳父生前眼中映出之景的寫生帖,每使我陷于悲憫與生之無常。

屢屢翻閱的關係,軟濃鉛筆的線跡因畫頁彼此摩擦而暈糊,雖然現在有一種定著液的噴劑,可以使其上產生一層薄膜的保護,但為親炙紙面上岳父必留的指痕跟汗漬,我終於沒有那麼做。

詩比歷史更真實

有一次我回台大演講,演講地點是在一間階梯教室,走廊上布置了很多白色恐怖時期的照片,我看著那些照片,心裡非常激動,因為照片中每個要被槍決的人,都沒有露出恐懼的表情,而是掛著微笑赴死。演講的最後,我引用了一首詩,詩的力量好大,短短幾句話便足以震撼人心,不像我,絮絮叨叨許多。

看看這一篇吧,〈詩的時刻〉──

詩比歷史更真實──亞里斯多德

1960年代,有同窗住台北南機場的眷舍──他原是一個空軍子弟,無意間聊起眷區的事情。對於那一大片克難時代建成的集體住宅,我不能有多大的想像力,但他的談話中言及一種令人震撼的「風景」,引動我模糊又具象的顫慄,眼前便映起那幅畫景,同一時,我耳際彷彿也擦過遠遠飄過來零落的槍擊聲。

他的敘說是這樣的:
眷村中的男人們總會事先得了消息,一大早紛紛登上陽台,遙遙望見那平緩的草坡上,幾個槍兵執押一定數目的人犯|有時四、五個,有時七、八個,晨霧中黑影跪成一列。男人們聚集的這個陽台與刑場的間距甚遙,細節完全看不清楚,這樣恰合構成既具體又抽象的假日鑑賞|軍法處總是挑在例假日行刑示眾的。

「灰白的霧中,一個黑色人形倒下!」他說︰「大約一秒鐘遲後吧,啪!的槍聲才傳過這邊來,清脆的、不具殺傷力似的一響,但黑人形卻真切的倒平,一動不動了..當那個渺小的槍兵,在死囚背後移動到次一個射擊位置而舉槍的時候,男人們開始揣測甚至打賭,那囚犯中彈後即將撲地的方向──前或者偏左、偏右……」

當然結局往往十分爭議,左右歪斜的角度,以這種遠距離很不容易判別。

最後我的同學說︰「男人們的賭注不過幾個小錢,只表示了他們因置身事外,而視死亡之輕蔑。」

到後,陽光穿透晨霧,遠遠的晒照此時已靜寂的死犯遺體,也同時晒得陽台上男人們滑膩滴汗的時候,他們終止了聊天,一哄而散。

許多年後,因緣際會,我與白色恐怖遺屬的女子聯姻,仍未意識到上述聽聞與我那從未謀面的岳父的關聯。直到二○○六年春天,妻家渡美的第二代回臺,照例家族聚宴,此時岳母與舅兄皆已仙逝,我以為不可能增添任何岳父受難敘說的時候,席間,卻出現一位當年目擊者,說出以下一番證言︰

「我從基隆往台北的大學間通勤,那一天,在火車站的警總公告上,看見伯父的名字,遂放棄上課,立奔伯母工作的古亭,等兩人到了馬場町行刑的地方,擠進圍觀的圈子。行刑後囚犯們的遺體仍棄留原地|因為從背後擊發的,他們大都向前仆倒。伯父是我們極相熟的人,以為立即可以辨認出來,遂上前去將仆地的遺體一個一個抱起,翻轉過來審視,哪裡知道,死決已超過四小時以上,雙手在身後反剪著,經太陽晒過,臉上沾著塵土,一時間竟十分難認。一再比較,伯母與我終於認定|那是經過三個月的刑求拷問,上牙緊咬下唇的死容。我們終於雇了兩輛三輪車,伯母懷中摟抱的是胸前有兩顆彈痕灼焦衣服的僵硬身體……」

至此,我才恍然將相隔多年的同學口述的「遠景」,與這一迫近的「特寫」表述,連繫在一起,深切的震撼了。

午後滂沱大雨中,我衝進大學館舍的走廊,在溼瀝、陰霾的空間裡,一大群等待聽講、上課的男女學生黑影幢幢。

此時廊道牆壁上,有大幅文字與圖像張貼著,我迎面看見照片上,一個個青年胸前以白索交叉,雙手反剪身後,上衣左側縫貼布條,上有墨筆書寫的名氏。

壁報的文字說明:此為臺大歷史系學生某,槍決臨刑前的留影!

這一系列慘怖的黑白相片,放得過大而顆粒粗糙。配合判決文件放大的原件犯罪事實說明,貼滿整面牆壁,受刑者係就讀臺大的學生五、六人,大略讀去,知是同案的繫連者。

可怪這些臨刑者的面影,毫無神情憂畏之狀,甚或顏帶微笑,嗚呼青年!

推算這些被發掘披露出來的歷史圖照,約半世紀以前所發生,我佇立在壁前,心為之久久顫慄。

就在這時候,從我身旁窸窣行經的當代學生們並無一人停下步來,談笑如常的走過。大約處於昇平時代的年輕人(唉,也不過才五十年),對動輒以殺戮為鉗制時代發生之事,已無從感同身受了罷。

我祈禱歷史永不再循環!

   

不久,我演講的時間到了,可容四百人的階梯教室,多已就座。

講題原定:「我的家族故事」,旨在為這些中文系的同學談談關於「接近自己生活/生命的敘事狀態」,或者藉此表述寫作方法和素材的選擇──這是我講綱的本意。

然而,受到課前參見壁示的慘苦歷史圖照的影響,恰恰岳父即一白色恐怖時代槍決受難者,遂不免在引例裡,插入「人類相煎逼的酷虐史,綿長無期」的感嘆。

從岳父的遺物中,有一冊以雋秀鋼筆手書的詩抄,推測其為詩興傾向的年輕人,然而在他關押、刑求與受死間,不知可有詩作留下?一切皆被湮滅的彼時,我們自然不能知道。

中外知識者死前留下絕命詩的,為數眾多。大約「詩」的形式最宜表達那無形而懍然的死亡魅影吧。

我在演講末尾,引述一首Ariel Dorfman的詩,以喻說一個為酷刑籠罩、無時不處於死亡之影下的詩篇:

我們都知道要走幾步 夥伴,從牢房
到那房間如果是二十步 那沒法帶你到浴室
如果是四十步 那沒法帶你出去運動
如果你走超過八十步 而且開始踉踉蹌蹌走走停停地
上樓 噢,那就只有一個地方
只有一個地方 只有一個地方
如今就只有一個地方 是他們要帶你去的

     

演講結束時,心情卻仍陷於抑鬱的我,默默收拾文件預備離開教室,耳間漸漸聽聞散堂後,學生們恢復熙攘談笑,而放下了心。

大約他們僅只把適才悲愴激越的聲腔,視為講者個人的風格吧。

有一種故事是人生

我最近看了《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編著團隊訪問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並把受難者的遺書展示出來。其中有幾個場景的描述令人動容,我簡單舉出兩個。

同一個案子的兩個受刑人,他們並未被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其中一人從另一人的牢房前經過時,牢房裡的人立刻靠上前,從嘴裡吐出一張白紙,另一人起初並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這麼做,後來才意識到,原來對方是在告訴自己,他什麼都沒有說,希望他不要被哄騙了。

另一個,則是妻子在信中告訴丈夫,要他在臨刑前穿上球鞋,而且不要忘記把手放進褲子口袋裡,如此一來,即使行刑後屍身面孔模糊難辨,家人領屍時也能很快認出他來。

故事,也許平常,也許深刻;也許輕鬆,也許沉重,同樣的是,總是人生之一。

     

末文摘自跟著大師品人文
               「故事中的故事─雷驤 我們的故事,他們的人生」一文​

延伸閱讀:
跟著大師品人文/謝里法畫‧說大稻埕:是巴黎蒙馬特、是紐約格林威治村
《跟著大師品人文/陳雪談「戀愛」:是一個面對自己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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