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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把人當人

2021-11-24 15:00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任務之一是紀念國際正義──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任務之一是紀念國際正義──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1991年,凱倫牙醫師(kristina keren,1935~)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談到,當年,她與家人和其他幾個人躲在下水道逃避納粹屠殺的14個月裡(【專欄】為你織件綠毛衣) ,每次蘇哈 (Leopold Socha,1909~1946) 來,她就感到安心,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當時,7歲的她,對蘇哈有很深的依附感情,很信任他,也很愛很愛他,視他如父親。所以,二戰結束,他們重獲自由的兩年後,得知蘇哈意外死亡的消息,她是那麼地震驚悲傷。

不過,幫助他們的蘇哈與弗羅布萊夫斯基(Stefan Wroblewski),不只是下水道工人,還是小偷。凱倫向《紐約時報》表示,蘇哈是孤兒,貧窮又無依的他,為了求生存,他成了小偷。成家後,即使有了維護下水道的工作,仍和同事弗羅布萊夫斯基一起去偷竊。不過,她父親對他的信任,改變了他。也因此,即使最後他們沒有錢可以再支付給蘇哈,蘇哈仍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他們。因為這樣的義行,蘇哈夫婦,以及弗羅布萊夫斯基夫婦和幾位下水道工人分別於1978年和1981年被「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認證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可是,這種強烈對比的行為──「小偷vs義人」、「偷竊謀生vs冒死救人」,僅只是如凱倫所說的,因為被信任的轉變嗎?

1953年,以色列議會成立了「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任務之一是紀念國際正義──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有人冷漠旁觀、有人因恐懼而選擇舉報自保、有人則是因為偏見仇恨而與納粹站在一起、有人甚至和納粹合作,從中獲利。不過,仍有一些人就如蘇哈,是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我相信,在這個人性受到挑戰的時候,是人格特質讓他們做了與其他人不同的決定。

目前的2萬7千多位「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來自各行業,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有不識字的,包括:大學教授、教師、醫生、神職人員、修女、外交官、工人、僕人、警察、農民、漁民、動物園主任和馬戲團團長等等。再次證明,貧窮富貴,或者,受教育與否,不是決定人格高尚的因素,而是他們堅持道德原則的良知和美善人性,讓他們獨特而高尚。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國際義人」大道。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社會也有人選擇靜默或屈服,有人則成為黨國爪牙,或者和黨國合作,從中獲得權位名利。金恆煒先生於2017年出版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就呈現這種差異。在面對獨裁,自由主義學者胡適(1981~1962),不只成了蔣介石政府的官員,還主張「容忍比自由重要」,其工作、經濟,甚至在美國的長期居留權,全賴蔣政權提供,與蔣介石發展出深層的結構關係。相較之下,也是自由主義學者的殷海光(1919~1969),在擔任中央日報主筆時,寫社論批評蔣政府,引起蔣介石震怒,最後殷海光辭掉主筆,放棄高薪,斬斷與蔣介石政權所有的臍帶關係,以副教授資格屈就台大哲學系講師,用心於推倒專制獨裁的論述,其思維影響了彭敏明、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殷海光被中共列為「十大文化戰犯」

殷海光先生不只勇敢批判獨裁,曹長青先生在2019年於《民報》所發表的文章 (【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還提到,中國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選擇留在中國,但殷海光先生選擇來台灣,唾棄中國共產黨,最後還被中共列為「十大文化戰犯」。不過,最後他也看穿中國國民黨,而有「國民黨可惡,共產黨可怕」的結論,他還常對彭敏明教授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

被視為當代最有天賦的猶太裔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於 194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在第十二篇〈夏天裡的事〉 (The Events of the Summer) ,他說:

「我相信,今天我還活著,真的是因為洛倫佐。與其說是因為他的物質援助,不如說是因為他的存在和他自然而樸實的善舉提醒了我──在我們現處的世界 (集中營) 之外,仍然存在一個公正的世界,某些事和某些人依然是純潔和完整,不是腐敗的,不是野蠻的,與仇恨和恐怖無關;一些難以定義的東西,一種幾乎不存在的美好,但值得保存。這些大人物不是人,他們的人性已被埋葬,或者他們自己埋葬了他們的人性......但洛倫佐是個人,他的人性是純潔而沒受到污染的,他的存在是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集中營)的否定。感謝洛倫佐,讓我不忘記自己就是一個人。」


大屠殺的倖存者猶太裔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於 194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AMAZON,民報合成

的確,獨裁政府對人性的傷害是長遠而深重的,不只讓人無法做個人,改變一個人的本質,甚至讓人痛苦卑微到忘記自己是個人。不過,當一個微小力弱的個人可以依循著心中的道德良知去行為,其實可以對抗強權惡霸與政府的淫威。

洛倫佐‧佩羅內(Lorenzo Perrone,1904~1952)是李維在1944年夏天遇到的義大利砌磚工人 。在他們建立了友誼後,於6個月裡,洛倫佐天天給李維一罐湯和一塊麵包,並且把自己的一件滿是補丁的背心給了李維。雖然洛倫佐的情況比李維好多了,但其實他是失去自由、被納粹居留掌控下的工人。他給李維的幫助就是對納粹的反抗,在身體的不自由下,他讓自己的心仍然自由飛翔。殷海光先生曾說:「自由的倫理基礎只有一個:把人當人。」這應該也是對國際義人最合適的註解吧!

不過,真讓人惋惜,兩位在獨裁暴政下沒有改變自己的人,竟都英年早逝。

因批判蔣介石政府,殷海光先生被黨國圍剿而辭去黨報(中央日報)主筆,轉任台大哲學系講師。殷先生仍繼續撰寫批判黨國文章,於是所寫的書被查禁,連台大都因為政治壓力,不再續聘他,朋友和學生還被迫害──解職或被捏造罪名坐牢。黨國曾派人要他低頭,不批評蔣介石,就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不屈服的殷先生,罹患胃癌,被禁止到哈佛大學做研究員,國民黨特務還日日守在家門外監視他。貧病交加而孤獨的他,49歲就生命結束。死前,殷先生仍惦記著:「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洛倫佐因目睹「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的情況,二戰結束,他不再工作,開始酗酒,失去對生存的慾望。李維聯絡上他,為他安排住院治療,卻是枉然,48歲就過世。有一次,洛倫佐問李維:「如果我們不能互相幫助,為什麼要活在這世間?」

我想,這就是「把人當人」者的道德靈魂吧,不分種族、貧富貴賤或教育程度高低,他們都說著相同的語言。(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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