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文】獨一無二且禍害世界的「中國製造」就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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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獨一無二且禍害世界的「中國製造」就是謊言

《病毒、謊言、大外宣:中國造假如何毀滅全世界》自序

 2020-11-15 09:00
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在武漢肺炎病毒具傳染性的問題上說謊,是導致疫情席捲全球的重要原因。示意圖/Pixabay,前衛出版社,民報合成
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在武漢肺炎病毒具傳染性的問題上說謊,是導致疫情席捲全球的重要原因。示意圖/Pixabay,前衛出版社,民報合成

謊言帝國的十宗罪

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在武漢肺炎病毒具傳染性的問題上說謊,是導致疫情席捲全球的重要原因。該報告的首席研究員塔特姆(Andy Tatem)指出,如果中國境內能提早一周、兩周、三周採取防疫措施,確診病例將可分別減少百分之六十六、百分之八十六、百分之九十五,並顯著減少感染地區的數量。也就是說,全球數百萬感染者和數十萬死亡者都是中共謊言的犧牲品。

疫情爆發之後,中共用更大的謊言遮蓋前一個謊言,謊言不斷升級,全球疫情也日漸嚴峻。中國在此過程中犯下不可饒恕的十宗罪,在人類歷史上,唯有納粹大屠殺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第一宗罪,用國家暴力打壓「吹哨者」,錯過控制疫情的黃金時間。先是讓員警傳訊李文亮醫生等說出真相的醫護人員,逼迫他們簽署認罪書,然後在電視上對這些「造謠者」進行全國性的羞辱;進而抓捕如李澤華、方斌、陳秋實、陳玫、蔡偉等公民記者和民間調查者。

第二宗罪,串通世衛組織,隱瞞疫情真相。在疫情發展的重要階段,1月12日通過世衛堅稱病毒不會人傳人,1月20日才改口稱可能會人傳人。世衛總幹事譚德賽為中國站台,在病毒已經流行全球之際,仍堅持不發佈全球疫情緊急狀態通報。

第三宗罪,故意往全球輸出感染人群。1月23日,武漢封城、緊接全國封城之後,不暫停國際航班,縱容感染者奔赴全球各國。2月2日,美國宣佈暫停中國航班,卻受到中國譴責,批評美國小題大做、「帶了一個壞的頭」。

第四宗罪,提供虛假數據,誤導全球抗疫。中國提供的虛假數據包括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雖然隨後經過一次修改,死亡人數一夜之間提高百分之五十,但仍被大大壓低。世界各國從中國的虛假數據中得出錯誤推論:武漢肺炎類似於流行感冒,不足為懼。結果當然不堪設想。

第五宗罪,三次拒絕美國派遣疫控中心專家進入中國參與疫情調研的請求。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理由是,中國認為美國疫控中心與軍方有合作,可能會竊取中國的病毒研究成果。這個理由真是做賊心虛、欲蓋彌彰。

第六宗罪,命令軍方接管武漢病毒實驗室、銷毀病毒樣品。疫情爆發後,中共悄悄任命中國首席生化武器專家、軍事醫學科學院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陳薇少將接管武漢病毒實驗室,封鎖和銷毀資料。此舉讓日後的追責調查難於上青天。

第七宗罪,借助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之口,在推特上發出英文推文,嫁禍美國是病毒來源。更是在各類社交媒體上捏造美國赴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運動員是首例染病者,企圖將全球聲討的矛頭轉向美國。中國炮製的攻擊西方的各種謊言和謠言層出不窮、防不勝防。

第八宗罪,利用駐外使館及公司、僑民社團,在全球搶購、囤積醫療物資。比如口罩,短短一個多月,全球有數十億口罩流入中國,使各國在疫情爆發時猝不及防,基本醫療用品極度匱乏。很多中國僑民甚至已入籍他國的華裔人士充當中國的第五縱隊,還反過來譴責西方排華。

第九宗罪,當西方疫情爆發而中國疫情緩解時,中國嚴厲限制輸出醫療物資,其後向多國輸出不合格的口罩、防護服及檢測劑。中國還將此前外國捐助醫療用品以數十倍價值倒賣到海外,就連原有的包裝都不曾拆封。

第十宗罪,利用美國和西方遭受疫情沉重打擊,對內殘酷鎮壓異己,對外野蠻擴張,如頻繁派艦隊和軍機騷擾台灣,對香港民主人士實施史無前例的大抓捕。在南海發動「趁亂插旗」的主權宣示攻勢,無視國際法,強行為南海的二十五個島礁、五十五個「海底地理實體」命名。

「中國式的自由」包括跟「被消失」的中國人交談的自由嗎?

中國喜歡自稱大國,喜歡炫耀擁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世界之最,偏偏不願承認自己是謊言大國,中國製造的謊言是無與倫比的世界之最。在中國,上至中南海諸君,下到引車賣漿者流,無不將說謊當做活著的基本技能、生存之第一要義。若是全球舉辦說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人一定能包攬所有獎牌,讓全世界都望洋興嘆。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說謊?這是我從小就苦苦思考的一個問題、一個中國之謎。魯迅說,中國的二十四史寫滿「吃人」兩個字,我卻說二十四史寫的其實是「說謊」兩個字。「說謊」比「吃人」更是中國的常態,說謊能使弱者避免淪為被吃掉的對象,甚至有可能向強者躍升。在中國,你要證明自己是強者,不是秀肌肉,而是展示說謊的能力。所以,習近平成了「一尊」,馬雲成了首富,余秋雨成了文豪,中國共產黨成了天下第一大黨。反之,不會說謊、不願說謊的劉曉波、蔣彥永、天安門母親們或被當作國家的敵人,或死後被挫骨揚灰。


作者指出,在中國,你要證明自己是強者,不是秀肌肉,而是展示說謊的能力。圖為2020年9月中國北京舉行抗疫成果頒獎。圖/擷自中國人民網

中共官員隨時隨地都能毫無障礙地將謊言脫口而出。在被中國被禁用的推特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成功翻墻、以真名註冊,大言不慚地發言說,歡迎到中國享受自由。不料遭到美國共和黨籍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委員卡爾(Brendan Carr)重重打臉。卡爾快速回應,發出第一條推文就說:「太好了,我想和艾芬醫生聊聊,你能讓她解除被消失(un-disappear),方便我們交談嗎?」接著,卡爾陸續點名陳秋實、方斌、李澤華、任志強、許志永等人,他還提到已殉職的醫師李文亮,以及武漢協和醫院的謝琳卡。

面對卡爾的強烈批評,神隱多日的華春瑩終於在推特回覆,「歡迎隨時到中國並與街上的任何人交談,享受自由」,跳針強調「武漢成功是個事實,不是虛構故事」。她又宣稱:「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置人命於一切之上,每個感染病患都能盡早接受篩檢及治療,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在全球享有最高支持率。」是的,習近平的支持率確實比伊拉克獨裁者海珊和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還要高。

卡爾立刻在推特表示,很高興華春瑩有看到這些異議人士的姓名,同時也很高興她的回應向世界證實,這些人僅是因為說出關於中共政權的殘酷真相,就被消失。不過他的問題依然沒獲得解答──「可以麻煩妳使他們不被消失,讓我們能夠交談嗎?」

卡爾對待華春瑩太過認真了,他不知道中國有個成語叫「雞同鴨講」。正如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說謊的人也是無法被說服的。法國學者巴斯卡爾.博尼法斯(Pascal Bbniface)多年研究謊言議題,他發現說謊者有兩類:一類是「造假者」,他們使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論據,去讓電視觀眾、電台聽眾或讀者相信某種東西。他們可以信奉一個事業,但卻使用一些不誠實的手段來為這個事業辯護。這些「造假者」製造知識假幣,以保證他們在觀念市場上的勝利。另一類是更惡劣的「勢利者」,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什麼都不相信,他們信奉(或假裝信奉)一些事業,不是因為這些事業正當,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事業可以帶來好處,是順著主流的風向。他們認為,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說出真相需要付出代價,而說謊不要付出什麼代價──過去的人們還有良心和羞恥心,但像華春瑩、司馬南、袁木(六四屠殺時擔任中國國務院發言人,堅稱解放軍沒有殺人)的中共辯護士早已不知良心和羞恥心為何物,他們的家人已移居他們每天辱罵的西方,他們在西方購置大量房產,並振振有詞地說:辱罵美國是工作,移居美國是生活。

中共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謊言

在遵循森嚴的儒家秩序的中國,任何人和事物都要被歸類到某一等級之中,謊言也是如此:有個人的謊言,有官方的謊言;在官方的謊言中,有縣級的謊言,有地區級的謊言,有省級的謊言,更有中央級(國家級)的謊言—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外交部發言人等,屬於國家級的謊言,它們居高臨下、趾高氣揚、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它們的破壞性足以毀滅世界。

近二十年來,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其最大宗的出口貨物,不是衣服、鞋類、玩具,而是謊言。中共每年耗資數百億美元的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謊言。中國人自己生活在謊言之中,還要讓謊言控制全球。毋庸置疑,武漢肺炎是打上中國製造標誌的中國病毒;而比武漢肺炎這種中國病毒更可怕的,乃是中國謊言。如果沒有中國謊言,武漢病毒不可能給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

美國是受害國,先是被武漢肺炎襲擊,接著又被中國謊言襲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Morgan Ortagus)表示,疫情氾濫期間,美國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官員更加主動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活動。推特等社交媒體在中國被封殺,中國官員和五毛卻翻牆傳播虛假訊息。摩根.奧特加斯諷刺說:「如果中國官員想在推特上交流,他們就應該讓普通老百姓也能使用推特交流……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會說,我們將開放我們的國家,我們將保持透明,我們將提供數據與資料,讓科學家、醫生和研究人員深入瞭解這種流行病的起源。」

一旦黑幕被揭開,中共的統治便無以為繼。所以中共不會這樣做。面對各國的譴責,中國變本加厲地用謊言為武器發動反擊戰。比如,中共驅使網友在數百萬美國人的手機和社交媒體上散播「川普政府即將封鎖整個國家」、「美國若干城市滿地屍體」的謊言。這些資訊在四十八小時內被廣泛傳播,以至於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推特發布聲明,稱它們是「假的」。德國馬歇爾基金爭取民主聯盟的中國分析師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指出,中國大外宣以前的目標一直是「講好中國故事」,但是,自從武漢肺炎疫情擴散以來,中國開始通過外交官、特務人員、網路駭客,在美國的社交平台上製造和散佈有關疫情半真半假或是純粹的虛假資訊,用這種「下三濫手段」在美國製造恐慌和混亂。

中國的做法已引起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注意。聯邦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他已發信給包括Youtube、臉書和推特等美國社交媒體公司,敦促它們控制來自中國的宣傳機器,阻止它在美國散佈虛假資訊,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

比明目張膽地製造和散播謊言更可怕的是,中國在西方各個階層拉攏和收買代理人。說謊固然是中國式的智慧,但誰跟中國走得太近、跟中國成了朋友,誰就立刻染上說謊這種比武漢肺炎更具傳染性的中國病毒。比如,美國首富比爾.蓋茲的基金會不僅投資武漢的病毒研究所,而且在世界衛生組織千夫所指的情況下仍為其注入巨資。比爾.蓋茲公開為中國辯護,說中國受到不公正的批評,他似乎將中國當做自己的祖國。政治學者福山被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當做國師之後,受寵若驚,立即放棄此前堅持的自由主義必勝、歷史已經終結的觀點,轉而讚美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更有效率。再比如,生活成長在台灣,自我身份定位卻是中國的人馬英九和黃安們,說謊從來不眨眼,臉不紅心不跳,具有編外共產黨員的好素質。說謊是他們成為中國人的第一張投名狀。


作者指出,中國在西方各個階層拉攏和收買代理人。誰跟中國走得太近、跟中國成了朋友,誰就立刻染上說謊這種比武漢肺炎更具傳染性的中國病毒。圖左起:比爾蓋茲、福山。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與中共的鬥爭就是與謊言的鬥爭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如果戈培爾和納粹黨人真的有信仰,這就是他們的信仰;如果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人真的有信仰,這也是他們唯一的信仰。

但是林肯說過:「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也就是說,謊言不是無所不能的、不可戰勝的,謊言有它的命門。就像烏鴉的翅膀或許暫時遮蓋太陽,但太陽的光芒終將驅散烏鴉的黑暗;真話可能暫時被謊言遮蔽,但真話終將打敗謊言。

中國對美國和西方發動的這場病毒戰和謊言戰,乃是新型的、恐怖主義的「超限戰」。美國不會坐以待斃,白宮已下令包括國安局、國防情報局、中央情報局與美國國家醫學情報中心等單位組成任務小組,針對攔截通訊情資、網友回報、衛星拍攝影像等數據展開詳細過濾,調查中國與世衛組織是否在疫情爆發初期刻意隱瞞真相。美國將傾盡國家之力,全力調查武漢肺炎病毒來源及傳播到全球的途徑。2020年4月30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他已經看到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武漢肺炎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他在此點名幫助中共圓謊的世界衛生組織:「我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應該感到羞恥,因為它們像是中國的公關組織一樣。」川普認為,中國可能無法阻止病毒蔓延,或是故意這樣做,與疫情相比,美中貿易協議已是次要問題。

毫無疑問,與中共的戰爭就是與謊言的戰爭。這是一場只許勝不能敗的戰爭,一旦失敗,世界將淪為升級版的動物莊園,每個人都將被謊言奴役,再也不能享有自由。誠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所說,「失敗的可能是不存在的」。邱吉爾和柴契爾夫人都引用過這句話。今天,容許我再次引用這句話,堅定我們將謊言及其製造者──獨裁中國──埋葬的信心。

1989年的夏天,年僅十六歲的我聽聞天安門大屠殺的噩耗,就將「拒絕謊言」作為座右銘,雖然我知道這樣做在中國必然生活得異常艱難。果然,我一畢業就失業—靠陪鄧小平打橋牌而飛黃騰達的中共宣傳部(謊言部)部長丁關根說,只要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都不能給他任何一份工作。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就如劉曉波所說的那樣,得到了全部的自由—假裝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國度,自由地思想和寫作(只能在海外發表),直到被綁架、被黑頭套、被酷刑的那一天到來。我被那些「過於聰明的中國人」看作是傻瓜和狂人,主審我的那名秘密員警的處長似乎「哀其不幸」地說:「本來你有大好前程,為什麼偏偏要雞蛋碰石頭?」原因很簡單:我不能說一加一等於三,我不能看到白色說是黑色,「是,就說是;非,就說非」,這是我本能,也是我的信仰。

這本《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說謊?》,是一本揭秘之書,也是一本決裂之書。我揭示了中國人喜歡說謊的秘密,但我也深知,若中國的觀念秩序、民族性情、政治與經濟制度不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誰也治癒不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謊話病」。所以,與這個謊言帝國決裂是我唯一的選擇,至少我可以逃離這艘正在撞向冰山的鐵達尼號,不必成為它的殉葬品。

疾病與仇恨:患病的不是肉體而是心靈

「武漢義務送藥人被舉報賺差價」──《新京報》的一則報導,日前引發關注。二十五歲的中學實習物理老師吳悠在武漢封城後的一個多月,騎著電動車為網上求助者特別是一些孤寡老人義務送藥。花清瘟、口罩、酒精等物資都是免費送給求助者,奧司他韋、阿比多爾等稍貴一些的藥品則收取低於市場價的費用。吳悠和朋友們為六百多戶求助者送去藥品和防護物資,他自己投入上萬元儲蓄。然而,吳悠卻被人以非法售藥和牟利舉報,並接受公安機關調查。在配合調查期間,吳悠的奶奶因腦溢血昏迷,被送進醫院。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跟北島原作中膚淺的樂觀主義相反,這才是中國的現實。在這場瘟疫中,吳悠不是第一個被傷害的好心人。武漢火神山醫院開始建設時,正是無數人拼命逃離武漢之時,建築工人張元二話沒說就報了名,從老家「不怕死」地來到武漢晝夜施工。可工期結束,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卻被全村的人擋在外面,理由是:從火神山來的,是高危人群。這個勇敢的逆行者,被與確診及疑似病人隔離在一起,之後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

遼寧有兩名普普通通的貨車司機,在網上看到雲南有大批蔬菜要支援武漢,向社會徵詢免費運輸車的消息,直接從貴陽駕車到雲南裝貨,又風塵僕僕地運到武漢協和醫院。卸了貨,顧不上休息,又啟程回到雲南繼續裝貨。十二天,往返雲南武漢之間三次,行程一萬兩千萬公里,分文不取,還倒貼五萬元油錢。當他們終於回到家鄉,希望好好歇息時,卻被鄉親們罵「瘟神回來

了」。

疾病帶來恐懼,恐懼滋生仇恨。在武漢肺炎席捲全球之際,很多人想起法國作家加繆的名作《鼠疫》。而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卻無人談及。《失明症漫記》是一本虛構和想像的預言,武漢肺炎宛如其現實版本。


薩拉馬戈(右)與著作《失明症漫記》圖/擷自維基百科,博客來網路書局,民報合成

《失明症漫記》是這樣開頭的:繁忙的路口,綠燈亮了,中間車道的頭一輛汽車卻停止不前,司機在擋風玻璃後面揮舞著手臂,圍觀的人打開車門之後,才聽到他在喊:「我瞎了!」沒有人會相信,因為他的眼睛清晰明亮,鞏膜像瓷器一樣潔白緻密。他卻一再絕望地喊著:「我瞎了!我瞎了!」一位偷車賊假扮好心路人送他回家,順便偷走了他的車。在開著這輛偷來的車離開時,偷車賊被傳染上失明的怪疾,半路拋錨。第一個失明者由妻子帶著去看眼科醫生,眼科醫生成了第三名犧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個城市陷入一場空前的災難。普通的盲人眼前是一片漆黑,這次的失明症卻讓失明的人眼前是濃濃的白色,仿佛睜著眼睛沉入牛奶的海洋中。白色的黑暗比黑色的黑暗更加可怕,正像薩拉馬戈追問的那樣—誰告訴我們這種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種靈魂疾病呢?

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指出:「《失明症漫記》是薩拉馬戈最令人吃驚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極具說服力的想像震撼人心,讓讀者深刻意識到,人類社會竟是如此脆弱、荒誕。這部作品必將永存。」《柯克斯書評》評論說:「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審判》並駕齊驅。」《泰晤士報》則評論說:「薩拉馬戈成功地刻畫了人類的缺陷,創造出當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驚人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在「歲月靜好、閒來無事的悲劇」中麻木不仁太久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居然如此荒謬。

關押與槍殺:當病人成為敵人

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現的海潮那樣洶湧澎湃,拉枯摧朽,淹沒一切,而是如同千萬條涓涓細流緩緩滲透,逐漸把土地泡軟,突然間把它變成一個澤國。

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一公共衛生危機。薩拉馬戈模糊了故事的背景,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讀者可以聯想到任何一個他們不喜歡的政府。不過,從書中政府對軍隊高度依賴的情節可以看出,作者融入了自己在葡萄牙獨裁政權之下生活大半輩子的經驗。衛生部長的助手,以其豐富的想象力,用中性的「白色眼疾」代替難聽的、讓人談虎色變的「失明症」──正如現實生活中,中國政府堅持聲稱「武漢肺炎」帶有歧視意味,而操縱世界衛生組織改名為「新型冠狀病毒」。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堅持使用「武漢肺炎」這一名詞,並非無意為之。

委員會經過討論得出解決方案:在找到處理和治療失明症的方法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與之有肉體接觸或直接聯繫的人,統統收容起來加以隔離。隔離在哪裡呢?衛生部長建議說,正好有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於是,失明的男男女女都被運到精神病院。

病患剛剛進入各自的房間,廣播裡就傳來政府宣佈的十五條規定。其中第一條說得溫文爾雅,政府希望所有公民在此艱困時刻表現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遵紀守法,被隔離是一種支援全國其他人的行動。中國政府的修辭術比書中的政府更為加高明:中國政府自我表揚說,「現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表示,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視窗,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新冠肺炎疫情擋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加害者變成拯救者,甚至不需要川劇變臉那一瞬間的招式。

第二條規定立即就殺氣騰騰了:「在事先未獲允許的情況下,離開所在建築意味著立即被打死。」那名偷車賊稀里糊塗地跨越了紅線,被一名緊張萬分的士兵開槍擊斃,成了第一個犧牲品。開槍的士兵擔心自己會受懲罰,長官卻表揚他當機立斷、殺人有理。一名團長在軍營中說,盲人問題只能靠把他們全都從肉體上消滅解決,包括已經失明和必將失明的人,無須假惺惺地考慮什麼人道主義,團長說的話與切除壞死的肢體以拯救生命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

官員的地位越高,越是視人命如草芥。陸軍部長對衛生部長說,我們這裡有一位上校,他認為解決辦法應當是盲人一出現就隨即把他們殺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會使情況發生很大的改變;失明不等於死亡,但死人都是盲人。陸軍部長下令組織二百名公車司機去運送病患到隔離點,但他沒有告訴公車司機,等運完病患,官兵將奉命將司機們也關到裡面去。同一天傍晚,陸軍部長把衛生部長叫去,告訴衛生部長說:「你想知道件新鮮事嗎,我對你說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現在要看看他對原來出的主意怎麼想了。他已經想過了,朝自己頭上開了一槍,可見他的態度前後一致。這樣的軍人是好樣的。」這就是當局的真正意圖:「蟲子死後,毒汁也就完了。」病人都是敵人,要麼自生自滅,要麼被像韭菜一樣割掉。

不久,作為隔離點的精神病院爆滿,政府轉而主張由各家各戶把自家的失明者關在家裡。很快,全家都被感染,全家都變成盲人,沒有剩下一個人看護他們,給他們引路,保護他們不受眼睛還好的鄰居和其他人的傷害。最後的結果是:「不論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顧,他們只能像圖畫上畫的那樣,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本文轉載自《病毒、謊言、大外宣:中國造假如何毀滅全世界》自序(前衛出版社,202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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