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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我的打鐵匠父親

 2017-08-10 10:57
我的打鐵父親——邱坤發。圖/邱萬興提供
我的打鐵父親——邱坤發。圖/邱萬興提供

我的父親邱坤發辭世已經38年。父親出生於1908年,他沒讀過書。他生前也只留下唯一的一張相片給我們。今年的父親節,我想書寫「打鐵匠父親」的小故事,來紀念我天上的父親。

我出生在1960年代,父親50歲、母親40歲時,最後才生下我。我們家中兄弟眾多,我上有5個哥哥,因家裡窮苦、小孩多,我們家老四送給觀音塘背的廖家做養子,我在家排行因此變成老五。我哥哥們國小畢業後,就必須到台北工作,我是家中最受寵的孩子,只有我完成高中學歷。我在桃園觀音的客家庄成長,留在家中的時間最久,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的溫飽。我在童年懵懵懂懂的歲月裡,就是喜歡拿著畫筆在塗鴨畫畫。

我的祖父邱傳茂與父親邱坤發,兩代都是桃園觀音的打鐵匠,祖父在1940年因病過世。中研院院士廖運範醫師的老家《廣生中藥店》,就在我們家附近。我們是觀音老街上最窮困的一家,沒有田可耕種,祖父傳給父親的那一間打鐵舖的土地,還是向甘泉寺承租的土地,父親每年都要繳地租給寺廟。

在我的記憶中,我父親一再告誡我們「不要參與政治,盡量都不碰政治」。其實,我的叛逆因子,遺傳到我父親反叛個性,我們父子二代都參與了台灣二戰前後最重要的農民運動事件。

今年(2017年),為了策畫行政院客委會的「硬頸精神——客家守護台灣的故事」特展,我查了許多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史料,從漫漫牛車路、簡吉獄中日記,到陳翠蓮教授出版的《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書籍中,我才了解父親曾經參與1924年到1931年的農民組合運動。這是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爭取人權、民權的力量,當時直接與間接參與的人數超過3萬人,尤其當時的農民運動都是靠走路、騎單車串聯全島。


策畫「硬頸精神——客家守護臺灣的故事」。圖/邱萬興提供

1924年起,彰化二林的蔗農不滿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甘蔗收購價格太低,發起抗爭,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發起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參與者多半是由北部新竹廳(桃竹苗)移入當地的客家農民。從二林農組開始,全台各地農民組合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包括:中壢、觀音、新屋、湖口、竹東、大湖、竹南、三義、中寮、內埔等。各地客庄不時都有農民起而抗爭。

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面對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是一個全新的反抗運動者,都是知識份子、地主與農民的組合,他們不是要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1925年1月李應章召集農民,在彰化二林的仁和宮前廣場召開蔗農大會,決議組織農民組合與製糖會社交涉,確定抗爭方針,要求先議價再收割甘蔗,並反對製糖工廠單方面執行甘蔗秤量。1925年10月23日,日本警察包圍李應章診所與蔗農組合辦公室,強行逮捕李應章、劉崧甫、陳萬勤等農組幹部共93人,日本警方將李應章、劉崧甫、陳萬勤等農組幹部逮捕。李應章被判處8個月徒刑,他入獄期間,家中被火燒毀、父親病故,他為投身農民運動付出不少代價。這就是台灣史上著名的「二林事件」。


1925年,彰化二林的蔗農不滿製糖株式會社的甘蔗收購價太低,引發衝突事件,是台灣史上著名的「二林事件」

台灣農民組合的委員長簡吉,是高雄鳳山人,1903年生,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1921年到母校鳳山公學校擔任教職4年後,他辭去人人稱羨的教師工作,因為不願做「領月俸的盜賊」,開始推動台灣農民組合運動。

1926年6月28日台灣農民組合正式成立,簡吉為中央委員長。初期以鳳山、大甲二個組合為主體,初期成立時有6個支部。1927年底,台灣農民組合迅速擴大,全台已經有17個支部,24,100位組合員,帶動台灣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

1927年3月黃石順、謝武烈,為要求日拓土地比原來減租4成,於中壢郡觀音庄下大崛成立農組支部。5月,古屋貞雄是日本勞動農民黨派來的律師,他與台灣農民運動關係深厚,主要指導台灣農民爭議的民事與刑事案件之辯護問題。古屋貞雄律師到台灣後,隨即與簡吉舉辦台灣環島25處演講會,他們來到新竹、中壢地區舉辦講演會,激發了農民抵抗意志,包含在新竹支部、觀音的石觀音廟(甘泉寺)、新屋庄、中壢舊社等地的客家庄農民紛紛加入農民組合。

父親因參與農民組合運動被捕

1927年7月23日,農民組合針對日本拓殖會社,發起抗租運動,日本政府偏袒資本家,且以公權力對農民施行壓制,引爆衝突,有83人被捕,因而爆發農民組合「第一次中壢事件」。我的父親19歲時,就參與了農民組合運動。我祖父和父親是觀音老街上唯一的打鐵匠,我的祖父認識很多附近村庄農民。我的父親邱坤發因此事件被捕,母親曾經告訴我說,「你的父親在獄中被日本警察打的很慘,因為不識字、不是農民組合幹部,才能被提早釋放。」7月30日,觀音庄佃農、桃園佃農約2、30人,到新竹州中壢郡警察課抗議,要求釋放被留置農民組合幹部,隔日又邀集桃園、中壢、新屋、觀音農民3百餘人,前往聲援。


石觀音廟(桃園觀音甘泉寺)。圖/邱萬興提供

1929年2月12日(二一二事件),日本總督府認為時機成熟,以農民思想惡化為由,台灣農民組合遭日本政府全面鎮壓大逮捕,幾乎農民組合重要幹部全被逮捕,59人被逮捕,51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名移送,共有簡吉、侯朝宗、顏石吉、蘇清江、楊春松、陳海等人,他們分別被判1年到8個月徒刑,簡吉被判刑1年,先後服刑於台北與台中監獄。

簡吉在(二一二事件)法庭審判時這樣說:「我在村庄做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學,但教習效果便失其大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確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員之職」。簡吉雖然在獄中,仍鼓勵同志們要再接再勵為理想而奮鬥。

2017年,我在策畫行政院客委會的「硬頸精神——客家守護臺灣的故事」特展時,發現我父親也參加日治時期的農民組合運動,為農民爭取權益,這是我最大收穫。我的父親,參與了台灣第一波民主運動,跟著農民一起去對抗當權者的壓迫。我父親逝世於1979年初,他一定也沒想到他的么兒,最後也跟著他的腳步,參與台灣戒嚴時期民主運動,這是我和我父親生命連結的故事。

見證民進黨圓山建黨過程

1985年,我在開始在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擔任美術編輯工作,開始參與反對運動。1986年,我在黨外公政會第3任理事長顏錦福市議員的邀請下,從黨外雜誌轉而到「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當時簡稱「黨外公政會」,是黨外公職有意籌組新政黨的辦公室)工作。

當時,是蔣經國總統還高高在位的戒嚴時期,「黨外公政會」是國民黨眼中的非法組織,我負責「黨外公政會」《黨外公報》周刊攝影及美術編輯的工作,一個月的薪水是8千元,白天要拍攝黨外重要活動及台北圓山建黨活動,晚上還要加班擔任美術編輯工作。

民進黨的圓山創黨記者會,由費希平、尤清、謝長廷、顏錦福、游錫堃建黨發起人主持,黃玉嬌省議員也搶者要來入座、當時椅子不夠,尤清監委對我說:「請你多擺一張椅子讓阿嬌姊坐。」。下午6點6分由組黨發起人費希平立委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當時不少黨外人士激動得不能自已,「這是真的嗎?」1986年9月28日,這個已被歷史記載的日子,民主運動的浪頭洶湧,台灣人民終於創建了本土第一個政黨,我則是用相機在現場記錄這台灣民主運動歷史新的一頁。


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創黨的瞬間。圖/邱萬興提供

江鵬堅擔任創黨主席時,民進黨中央黨部裡的專職黨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20幾個人,有黃爾璇秘書長、邱義仁副秘書長、政策會主任傅正教授、文宣部主任李逸洋、幹事蔡文旭、秘書處鄭寶清、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總主筆林濁水、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黃惠芬、黃建興、組織部陳武進、巴燕達魯等人,我們都是當時的創黨黨工。

從黨外公政會到民進黨,黨外最主要的文宣品也從《黨外公報》變為《民進報》。我從創黨開始,就在《民進報》周刊編輯部門,一共擔任長達3年多的攝影及美術編輯工作,其間還要幫忙李逸洋、蔡文旭的文宣部,做文宣設計工作,為民進黨設計創黨的黨員黨證及文宣部系列的街頭運動傳單。

李逸洋的父親是我們桃園觀音武威村廖家的叔公「廖香景」,李逸洋有客家血統,李逸洋父親後來過繼給李家,李逸洋因此每次在民進黨中央黨部8樓的編輯部看到我的輔娘廖紫妃,一定要我按照廖家輩分叫他「叔叔」才可以。(李逸洋是現任考試院副院長)

316農民第一次反美示威

1988年起一連串的農運事件,數以千計的農民走上街頭,從「316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到「426農耕機進攻總統府」,到「520流血抗爭事件」,爆發了520嚴重的流血衝突,我都在現場記錄農民抗爭影像。

1988年3月13日,我與輔娘廖紫妃結婚,我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請幾天婚假,總編輯謝明達說,「整個編輯部就只有你一個攝影編輯,過幾天有一個316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第一次反美示威遊行,需要你回來幫忙拍照。」因此,我們連去蜜月旅行的機會都泡湯了。

美國水果開放進口後,首當其衝的就是以生產柑橘、蘋果、梨子等水果為主的台中縣山城地區的農民。抗議行動由山城、南投、新竹農權會主辦,3月16日上午9點,由林豐喜、王昌敏、胡壽鐘等人,率領5千多位農民北上,在建國南路信義路口的高架橋下集合,以「台灣不是美國殖民地」為主題,發動大規模「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的示威抗議。當時我就揹著2台相機,跟著農民走在美國在台協會、國貿局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抗議遊行隊伍中。

這場316農民抗爭運動中,許多街頭運動的朋友與公職人員,看到我在街頭拍照,紛紛過來跟我打招呼,他們也顧不得身上沒有紅包袋,硬是要塞錢給我,祝我新婚快樂,我很難推辭,我回到家向紫妃說,「哇,我身上竟然有2、3萬現金。」

520農民事件在街頭救人

1988年5月20日發生在台北街頭的520農民事件,原本是農民上街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執政的國民黨卻指稱上街的是「假農民」,從白天到晚上,警民持續了19個鐘頭的流血衝突。深夜時分,要求「和平、放人」的大學生,在靜坐中遭到憲警無情地鎮壓,被警察押進台北市城中分局的人也慘遭刑求。這場「520農民請願活動」,成了台灣解嚴後最嚴重的街頭流血抗爭事件。

我當時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擔任美術編輯與攝影工作,我與雜誌社總主筆林濁水、陳啟昱、朱容徵等同事,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1988年5月20日上午10點,由「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簡稱雲林農權會)」所發起的農民請願活動,在總指揮雲林農權會會長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以及總領隊李江海的帶領下,來自雲林、嘉義等10個縣市的農民數千人北上,在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集合,以農民的「七大訴求」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等,遊行示威抗議。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當遊行隊伍走到立法院後,詹益樺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橫匾,那時我就在他的旁邊。當時國內3家電視記者台視、中視、華視與《聯合報》的攝影記者,絕不敢站在群眾這一邊,只敢站在鎮暴部隊後面拍照,我們這些與群眾站在一起的攝影記者反而勇往直前,衝到抗爭隊伍前面拍攝紀錄,因而比較能拍到珍貴的畫面。

在場的許多街頭攝影記者跟我比較熟,因此詹益樺要拆招牌前,特別把我拉到旁邊,吩咐我說:「小邱,我想要拆下那塊立法院招牌,可以請他們不要拍照嗎?」我當時告訴其他現場的攝影記者:「大家請幫忙,不要拍詹益樺好嗎?他怕會成為警方蒐證的犯罪證據,詹益樺會被抓去關。」當時詹益樺正在拆立法院招牌的照片畫面沒有人拍,立法院招牌掉下來的那一刻,我們才拍照。


「大家請幫忙,不要拍詹益樺好嗎?他會被抓去關。」立法院招牌掉下來的那一刻,我們才拍照。圖/邱萬興提供

其實,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警方噴出的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一套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傍晚7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20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夕,我與黃嘉光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我看到一隊鎮暴警察衝過來要上宣傳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略有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我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8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民進報》編輯同事,林濁水與就讀台灣大學社會系陳啟昱、台灣大學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學生的靜坐行列,要求警方放人。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霹靂小組的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上,傷勢非常嚴重。我當時見狀,也顧不得拍照了,我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那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我的衣襟都染的血紅了。

我在城中分局前遇到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我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室包紮傷口。我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頭上的血卻一直冒出來。急診室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車禍求診的病患、還有衝突受傷的群眾與員警,我記得當時有一位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察。朱容徵的傷口才剛縫好、頭部才剛用紗布包紮好,稍微有清醒,我才放心多了。沒想到那位警察就趨向前來。「看到那個警察往我們這裡走來,他問我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做筆錄,哪管他急診室醫生交代,我還要帶受傷的朱容徵去做x光腦部檢查,我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帶回我在台北市富陽街的住處,請新婚的輔娘紫妃幫忙照顧受傷的同事朱容徵。

親自上法庭作證

我有2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第一次是為了1988年1月29日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2、3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台獨案。《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我當時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我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為我的幫忙出庭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520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2個月之久,還好,出庭時,有我的證詞與謝長廷、陳水扁律師的辯護,才得以無罪開釋。

520農民事件後,我幫忙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與社運團體設計聲援傳單,當時我跟《民進報》接任的主筆劉一德說:「總編輯的牽手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我們的好友黃嘉光都在獄中受苦,我們要提高抗爭訴求。」我提議策畫一個「520小時接力靜坐」的抗議活動,在立法院前「靜坐抗議」要求警方放人。當時正值炎熱的盛暑,後來參與接力靜坐的同志陸續遭到台北市城中分局執行7次的強制驅離。

2016年12月,我和自由作家邱斐顯一起去台聯黨訪問黨主席劉一德。訪問結束後,我們聊起28年前共事的許多回憶。當下,我被台聯黨主席劉一德消遣說,「小邱,你知道嗎?6、7月是台灣最熱的時候,根本不適合作長期抗爭,我們帶著斗笠,日正當中坐在馬路上,快要熱死人了,還好有警方不斷的強制驅離,我們最後才有理由進入另一階段的聲援活動。」

1988年7月起,民進黨國大黨團開始在台灣各地的警察分局前抗議,分別前往台北市城中分局、台中市警察分局、雲林縣斗六警察分局、高雄市警察分局前靜坐抗議,舉辦聲援「520農民事件」,抗議憲警暴行靜坐活動,我都跟著民進黨國代攝影記錄,製作聲援傳單。

我和父親在馬路上數星星

我的父親不識字,一生在貧困中渡過,不曾出外去旅行,最遠只到過17公里外的中壢市區採購打鐵用具。我的哥哥們都在台北工作打拼,但我父親也不曾離開家鄉到台北旅行。父親只從事一個工作——「打鐵」,不管是春夏秋冬,父親在家裡總是穿著一件短袖內衣。我不曾看過父親穿過外套,因為家裡的打鐵舖,像火爐一樣熱與溫暖。

我永遠記得夏天時,家裡的溫度太熱了,我小時候就和五哥、父親,將家裡的木板床抬到老街的馬路邊睡覺。我很想念那個時候與父親在馬路上數星星的日子。雖然父親不曾牽著我的手一起去旅行,也不曾和我合照過,但是,農忙時,我喜歡跟著父親和母親一起幫農民割稻、插秧。父親告訴我說,「我們幫助農民,他們也會來我們家的打鐵舖採購農具。」我才真正了解農民辛勤耕種後「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我敬愛的父親,母親和二哥、三哥都在天上與你團圓了。感謝您的養育之恩,我在2017年的父親節過後,書寫完成一篇紀念您的文章,感謝您為家庭的付出。

資料來源:
簡明仁,《漫漫牛車路:簡吉與臺灣農民組合運動》。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簡吉獄中日記》。
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自治的夢想》卷一。
邱斐顯,〈民主運動  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收錄於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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