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台中文化之城──從文化協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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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化之城──從文化協會談起

 2015-05-01 16:51
櫟設四十周年紀念(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數數位典藏)
櫟設四十周年紀念(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數數位典藏)

在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新文學運動、台中一中設立、台灣民眾黨成立……等重大台灣文化、社會運動,台中都成為文化上看得見的城市。台中文化城的名號是從這裡建立起來的

當代人的印象中,說台中是文化城,恐怕會是一頭霧水,尤其是二十世紀末,所謂八大行業被趕來台中以後,KTV大火、黑道火併……等重大社會新聞早已讓文化城顏面無光。透過社會事件令人想到的都市內涵,文化也者,純粹是政治人物拿來消費的明日黃花。文化城已不是今天台中人可以順理成章繼承的文化資產,而是待創造或有待創新的文化使命。

從十七世紀初開始,台南有兩、三百年的時間可以慢慢蘊育它的古都文化,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色,十九世紀的八○年代,隨著政治重心的北遷,台北也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得地利之便,獲得政治資源的挹注,快速造就了台北文化。台中是山城,既錯過了早期開發的重點,也在文化資產大挪移的幹道之外──不像嘉義、彰化、新竹,至少在邊陲或道上沾上那麼一點文化餘氣。終清人統治以前的近三百年間,「台中城」都不曾成為縣級的行政中心,「城」是虛構的。誠然,政治不是文化形成或趨向唯一的主導因素,但政治肯定對文化有絕對的影響力,反對和反抗就是很重要的文化驅動力。

台中櫟社 日治時代三大漢詩社之一

代表台中的櫟社的崛起,就代表這種反向驅力產生的文化力量。1920年,林俊堂(林癡仙)、林幼春(林南強)、賴紹堯(悔之)等人發起成立櫟社時,其實就是從另面思考的文化行動。1895年6月,日本領台之後,雖然第一時間就發動日本文化覆蓋台灣既有文化的殖民統治行動,從芝山岩辦國語傳習所開端,一年後便在全台各地設立同樣的機構,傳習日語。但日本統治當局也發覺台灣固有文化中的漢詩及漢詩人,對他的政權無害,對他要推動的殖民統治文化沒有干礙,對漢語、漢書房並不干預。漢書房、漢詩社的蓬勃遠遠超過清治時代。這些打著漢文化旗幟的活動,大都以延續漢文化香火或保存民族氣節為號召。但事實上顯然沒有發揮這樣的文化驅力,不然,日本人為什麼不取締它?又為什麼有新的文化運動崛起?

台灣文藝創刊號、櫟社第一集翻拍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

櫟社被稱為鼎足於日治時代的三大漢詩社之一,與台南的南社、台北的瀛社並稱。雖然都是漢語文言詩社,櫟社的成立及存在却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從傳統的文化淵源,台南、台北成立漢詩社是極其自然的趨勢,櫟的成立就不可能只是附庸風雅了。也許從櫟社成員的漢詩作品不易看出端倪,可能要從櫟社和其他漢語文言詩社的相異處去看。櫟社於1919年倡組「台灣文社」、發行《臺灣文藝叢誌》月刊,後來改名《臺灣文藝月刊》,前後達7年之久。《臺灣文藝叢誌》雖然是漢語文言的刊物,但它的內容包括詩詞、論述、小說,世界歷史及人物傳記,已跳脫漢詩社擊鉢吟、徵詩、徵文、聯吟之類的舊思維。楊雲萍視它是台灣新文化運動「播種的前軍」,一點也不誇張。

回顧台灣的新文化運動史,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林呈祿、蔡培火等人組織「新民會」推展「台灣新文化運動」,已經是1920年代的事。《臺灣青年》的創刊也在1920年的7月16日。領導島內新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更是1921年10月才宣告成立。櫟社雖然被列為三大傳統詩社之一,但一點也都無損於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化先覺者的地位。櫟社的成員中,林獻堂、蔡惠如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最大的「金主」。

林獻堂和蔡惠如 新文化運動領導者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林獻堂被推為總理,林幼春當選理事。林獻堂、林幼春不僅是《臺灣青年》、《臺灣》出版的主要資助者,林幼春和蔡惠如都曾因1923年12月的治警事件入獄。1930年,北台灣和中台灣的作家共同組成「南音社」,後來也是得到林幼春等林家人的支柱,創辦了台灣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南音》雜誌。林癡仙在為櫟社定調時,雖以棄才、朽木自居,但以不材之木「櫟」為幟,就是強調「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道理,希望為世道人心盡一己之力。

櫟社成立之後,不但掀起了中台灣蓬勃的詩運動,許多地區性的詩社紛紛成立,最重要的是在台中城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集團,而且櫟集團的成員橫跨了日、台兩地,也跨越了新、舊文化界及打破了文化南北兩端分佔的固有局勢,成為新的文化運動中心。台中文化城的名號是從這裡建立起來的,日後在推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新文學運動、台中一中的設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的成立……等重大台灣文化、社會運動時,台中都成為文化上看得見的城市。第一本公開發行的文學雜誌《南音》的重要編輯人葉榮鐘,雖是鹿港人,但他也是櫟社的成員。《南音》雖由台北、台中的兩地作家共同發起,但主要的成員賴和、周定山、葉榮鐘、莊垂勝、洪棄生都屬於中台灣,負責《臺灣民報》「文學欄」的賴和也在中台灣。

1931年元月1日創刊的《南音》,5月25日出刊第一卷第七號即改由張星建擔任編輯及發行人,張星建服務的中央書局也成了文化、文學人的聚點。1930年在東京發起「台灣藝術研究會」出版《福爾摩沙》雜誌留學生,巫永福、張文環、吳天賞在學成之後,也都「回」到台中,儘管巫、張本來都不是台中人。以文學言,新文學運動發起伊始是屬日、台兩地遍地開花情形,除了東京一地,好像還沒有另一具體的落點。和文化運動不一樣,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台北,台北城是文化運動的本土基地。以全台詩人為號召的櫟社的成立,顯然已為新、舊文學及文化運動建立了新基地,也在逐漸調整台灣的文化運動生態。

台灣文藝聯盟成立 文學家空前結盟

1934年5月6日,在張深切、賴明弘等人的奔走下,有來自全台各地的82位作家,出席在台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的文藝大會,有日本人、有台灣人,有文言文人也有新文學作家,擔任議長的黃純青就是漢語文言詩人,一致通過組織「台灣文藝聯盟」。陸續加入的成員達到一百多人。推舉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張深切為常務委員,賴和被推為常務委員長,婉拒後改由張深切擔任,委員則遍布全台各地,之後陸續有台南佳里、南投埔里、彰化鹿港、台中豐原、台北、東京等地設立支部。已經在東京發行三期的《福爾摩沙》宣布停刊,決議加入聯盟成立支部。11月開始發行機關誌《臺灣文藝》月刊。從日本中輟學返台投入農民運動的楊逵,是台南人,由何集璧推薦擔任《臺灣文藝》月刊編輯。楊逵不但因此一腳踩進台灣文學圈,也因此種下他定居、終老台中,成為台中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的因緣。

台灣文藝聯盟(簡稱文聯)是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空前龐大的文學家結盟,不僅號召了新舊文學家共聚一堂,也一統了全台各地,不分日、台文學人的想望,在櫟社文化建城的想像之外,還有更遠大的引領全台風騷更大更高的期許。文聯表面上是文學家的結盟,但實際上是廣義的知識分子的結盟,更明白的說,文聯更是整個社會改革力量的集合,文學、文化旨在掩人耳目。促成文聯的靈魂人物賴明弘就說:「『台灣文藝聯盟』和它的機關誌《臺灣文藝》是『台灣文化界人士的總匯』……具有組織性、形象性、具體性…聯盟團結了作家、團結了知識份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統治的富有民族意識的台灣文化界人士于一爐,展開了提高文學和文化水準的工作。」

陶村詩稿全集、《笠》第1期

楊逵文學  為台中文化重要一景

文聯初期的核心人物,張深切、賴明弘、賴慶……對於文學創作都著墨不深,說他們是文學人,不如說他們是推動社會改革、革新的社會運動家,他們投入文聯,無疑是藉由文學的手段去實踐他們改革的理想。還好那是一個文學、文化、社會運動不分家的時代,誰也不會質疑誰。楊逵加入文聯前,只寫完〈送報伕〉這篇作品,在台灣民報上發表時被腰斬,嚴格說來,那個時候不會有人以文學家看待楊逵。楊逵不算長的文聯體驗,却讓楊逵文學和他的文學運動成為台中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景。

文聯的多元成份組合,或許是註定文聯的成敗和結局,但文聯創造了像楊逵一樣的文學地景,則完全符合文聯藉由台中文化城這座文化基地、讓台灣文化開枝拓幹的象徵意義。具體的說,台中自二十世紀初,由櫟社豎起的文化旗幟,就是文化集散地的地標,它讓許多、各方的文化人、文化力量集合到這裡來,然後再分散到各方去駐站、駐點,再把文化散到各地去生根、繁衍。文聯的佳里支部以及對蔡秋桐的文學影響,都是非常正面、具體的。楊逵因為和張星建編輯意見不合、退出文聯,而與夫人葉陶另立山頭,創辦了《臺灣新文學》雜誌。根據葉石濤的說法,文聯5月6日的成立大會上,大家都意興風發宣佈要發行機關刊物,《臺灣文藝》却遲到11月創刊,就是因為經費沒有著落,還是靠林獻堂、林幼春的資助才得順利創刊,1年10個月後,還是因為財源不繼而停刊。楊逵憑什麼以個人之力創立新刊?完全靠著運動家的奮戰精神。

在文學運動  楊逵有如一匹爭戰的狼

楊逵的《臺灣新文學》是同仁雜誌,他們夫婦在又窮又病的情況下,還是把雜誌撐了15期,包括被查禁的「漢文號特輯」。此外,他還刊行了《新文學月報》。楊逵堅持的是他的文學信念,他要為自己的文學開創園地。文聯的作家中,還有張深切、張星建少數人沒有參與《臺灣新文學》。葉石濤曾說楊逵有「一匹狼的性格」,不知道確切的語意是什麼?應該是說他有自己孤特堅持的想法吧!楊逵可以說一頭栽進文學後就沒有回頭的堅忍鬥士。

《臺灣新文學》的停刊原因,也是經費無著,但楊逵並沒有停止他文運的腳步,他租了兩百多坪的地,經營「首陽農園」並埋首創作。戰爭一結束,他立刻動起來,把農園名改為「一陽」,創刊「一陽週報」,扮演中、台文化交流的橋樑,介紹孫文思想、三民主義,翻譯自己的作品為中文,轉載、引進中國三○年代作家的名作。二二八發生後,他雖曾被捕數月後再釋放,却絲毫不影響他要扮演的時代文化人角色。其後,由於大量的中國來的新住民湧入,市容丕變,他還組織「新生活促進隊」清理垃圾、整理市容。

戰後,也許由於文學語言轉換的調適,楊逵的創作暫顯停滯,但在文學運動方面,他肯定是一匹孤獨爭戰的狼,他對文學、文化從不等人相伴相攜,却從不停歇奮鬥的腳步。他戰後的文學發言,同樣發人深省。以下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1949年4月6日,楊逵被捕、一去12年,原因不明,起草「和平宣言」觸怒當局,只是楊逵的臆測,但楊逵個人對台灣文化、文學的啟示和影響,不因他在牢裡、牢外而稍歇。楊逵的文學和櫟社、文聯的存在一樣,是一種象徵、是一種標竿,文化城靠他們散發的文化能量積聚而成。

  

(左)中央書局曾是台中文化、文學人的聚點(翻攝自中區再生基地網站)、(右)舊址已由永豐餘集團接手預計2016年重開。(劉蕙慈攝)

銀鈴會因白色恐怖而瓦解  失去接棒機會

橫跨戰前、戰後兩個時代的青年文學結社「銀鈴會」,對台中文化城也有建構的意義。1942年,尚在台中一中就讀的張彥勳(紅夢)、朱商彝(朱實)、許世清(曉星)就組成文學小團體,將三人的作品裝訂成冊,取名ふちぐさ,即「邊緣草」,團體取名「銀鈴會」。張彥勳18歲就出詩集。戰後,1947年三人再邀集林亨泰、詹冰、蕭翔文、許子潛等人,發行《潮流》,邀請楊逵當他們的顧問,後來也因為楊逵在四‧六事件發生的當天被捕,而停止了「銀鈴會」的活動。四‧六事件發生的1949年,銀鈴會的成員,有的已是國小教師,有人則進入大學就讀,如果不是政治干預文學,他們很可能就是擎起台中文化的旗手。楊逵這次被捕,一去12年,朱實逃離台灣輾轉香港、北京、上海,張彥勳遭到多次約談、拘禁……,銀鈴會因白色恐怖遭到瓦解,失去了接棒日治時代的新文化、新文學的機會。但銀鈴會展現在亂局中用文化舉旗的企圖心,則可以充分肯定他們在繼承傳統的使命感。

《笠》詩社已51年 具有強烈台中印象

在台灣現代史發展史上,具有燈塔地位的《笠》詩刊,從1964年6月創刊迄今已逾51年,以雙月刊的形式、已不間斷地出版了三百多期。《笠》的籌備雖在苗栗卓蘭詹冰家裡,但原始參與籌備發起的12人中,有兩人鮮少參與成立後的活動,其餘十人中,桓夫、趙天儀、白萩、杜國清都是台中人,林亨泰、詹冰都是銀鈴會的成員,詹冰晚年就住在台中。《笠》雖是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但它的創立和主要成員給人強烈的「台中」印象,也和它的在地自覺、本土發聲有一定的關係。2005年,另一個詩誌《台灣現代詩》在台中創刊,成員與《笠》有相當高的重疊性。歷史悠久的《笠》已經營不易,《台灣現代詩》的維持,難度便不難想像。

再現文化城風華 台中人不可推卻的使命

文化城的能量,端看文化繼起的能量,台中和任何城市都一樣,只要掌握它的文化背後的天時、地利,便有崛起的機會,從「櫟社」到《笠》詩社,中間不論是台灣文藝家的結盟盛會,或者《南音》、《台灣新文學》、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共同建構了台中文化城過去光耀的文化史頁,除了人的因素,天時、地利也一定發揮了它的作用。易言之,台中文化城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地理上的優勢。在歷史上,清治時代台灣建省之議起,就曾選定台中為省城,戰後國民黨政權逃來台灣之初,也曾一度想以台中為都,後來都因為人的因素而作罷,台中有可見先天的地利可為台灣文化發展為軸心。捨開求之於人,未來的台中人想再現昔日台中文化城的風華,乃至再度引領全台文化風騷,「文化」明日台中城,應是台中人不可推卻的使命。

(本文轉載自5月1日出刊《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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