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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一)

紀念博物館和轉型正義

 2018-01-21 11:49
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自1998年至2010年展出「平反228運動」單元。此展區目前大幅縮小單元主題,並置不同議題。圖/曹欽榮
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自1998年至2010年展出「平反228運動」單元。此展區目前大幅縮小單元主題,並置不同議題。圖/曹欽榮

當代「紀念博物館」和「轉型正義」兩個新興領域之間的關係,與理解台灣如何經歷228事件與長期戒嚴體制走向民主化,是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民主化至今,是否已具備足以進行轉型正義機制的社會期待,朝向穩固民主制度和深化民主文化,成為保障人權的社會,關係著每一位生活在台灣的公民。

進入21世紀,民間呼籲「轉型正義」聲音和政治局勢變化互相影響,目前已到了立法機關論辯、訂定特別(框架)立法,執行轉型正義機制的時機。非政府人權組織監督政府落實人權政策的工作,還是需要持續。另外,設立已久的遺址紀念地或紀念館,開始跟著輿論使用「轉型正義」一詞,出現「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特展」、「釋放的記憶-轉型正義書展」。透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機構展示,與社會溝通效果如何,有待觀察下列兩點:一、觀眾對轉型正義的認識,以培養民主文化;二、轉向全新的文化機制如未來設立人權研究中心,擴及民間紀念館合作(文化部稱為串連各館),推廣人權教育。

國際社會的研究文獻顯示,以日常性的人權教育活動為宗旨的紀念館,影響觀眾深遠。從轉型正義的國際視野,可知紀念館的使命和功能在於:一、不斷探求真相,二、將全球轉型正義的啟示傳遞給訪客,三、創造能夠互相瞭解、對話的和解大環境,四、確保民主制度深化,落實人權保障。做到以上幾點,紀念館進行深入的記憶計畫,才能使真相與和解的內涵更加深刻。台灣必須向內從原住民歷史學習真相與和解的文化如何「日常」地進行,「局外人」成為「局內人」,沒有人是局外人,更必須廣泛深入了解國際社會轉型正義的研究。


2005年5月19日,台北火車站大廳展出「不堪回首戒嚴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第一次根據檔案展出白色恐怖槍決名單。自由遺產。圖/曹欽榮

台灣民主化後是否有效運用轉型正義機制,適當處理過去人權侵害的影響,以避免侵害的體制和行為再度發生,國際社會的轉型正義機制與它的歷程、影響、目的、限制和正負面作用,以及所涉及的國家體制、法制系統的調整,需要我們深入關注。本章探討三項主題:一、轉型正義和現代紀念館的關係,探討紀念館對轉型正義的社會文化作用;二、檢視台灣紀念館概況,以及紀念館和歷史真相、責任的關係;三、白色恐怖政治犯舊監獄遺址、人權博物館對達成轉型正義、人權文化積極作為的重要性。

一、轉型正義和紀念博物館

轉型正義機制

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USIP)於2010年出版的《平衡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In Balance: Comparing Process, Weighing Efficacy)一書,針對全球已經進行不同程度轉型正義的國家,採用被研究者和實務者普遍認知的5種主要轉型正義的機制:審判、真相委員會(南非稱為TRC,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特赦、賠償、除垢(清淨)政策,進行主要機制的測試、分析,並且就影響該國轉型正義採取何種機制的政治環境、經濟條件、國際因素、戰爭衝突、轉型正義機制運作等條件,提出33種測試後的假說。例如:一、長期獨裁政權或轉型期很久之前的高壓統治,在後轉型環境裡,比較少傾向採取審判及真相委員會,比較傾向特赦;二、具有民主統治的歷史的後轉型國家傾向追求審判、真相委員會及除垢政策,較少傾向特赦;三、國際因素影響國家的轉型正義決策;四、一個國家有更多INGO(國際非政府組織),該國將更傾向選擇審判;五、選擇轉型正義機制的國家比那些沒有進行轉型機制的國家,更傾向達成改善民主及人權政策。台灣處理228、白色恐怖、原住民歷史正義的轉型過程,探討這些假說是否成立,有助於台灣自我檢視各種條件下轉型正義的不足、缺失、機會,及其原因和改善方法,據以建立新的政治文化經驗,逐步落實於民主制度之中。


景美政治犯舊監獄遺址於2017年7月展出「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特展」,不包括「228不義遺址」。自由遺產。圖/曹欽榮

除了前述5項機制之外,和平研究所認為還有兩項重要機制,因為缺乏長期累積有效的資料庫做為量化檢測根據,而被排除於書中測試機制的選項。這兩項一為制度改革:例如創造新憲法、設立人權辦公室(如國家人權委員會)、司法及安全部門徹底改革;二為建構記憶計畫:例如普遍訪查受害者、建立檔案、設立紀念館及紀念地、重寫新歷史教科書、豐富化歷史相關的視覺和表演藝術,以及鼓勵各種對歷史記憶形式的創作等。紀念館是建構記憶的重要文化機構,它有多元、創新的可行方法去建構積極性的記憶計畫。紀念館透過個人和集體的社會改造方案,和參訪者互動的過程,潛移默化創造新文化,這是現代紀念館的新任務。

失衡轉型下的紀念館

《平衡的轉型正義》書中的資料庫包括161個國家,書中結論建議轉型國家至少運用兩種以上的混合機制,才能有效達成最起碼「平衡的正義」。台灣雖然也列名於書中轉型正義資料庫的國家之一,嚴格來說,5項轉型機制的任何一項,台灣還沒有做或做得不夠徹底。目前,台灣只進行228、白色恐怖的賠償/補償,以及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追討不當黨產。「沒有一個加害者被追究」,但卻能夠確認受害原因而發放給受害者補償金(228和白色恐怖補償金發放合計將近萬人),台灣的「補償」機制存在事理不明的後遺症。台灣因此是轉型正義機制相對不足的新興民主國家,或可稱為「失衡的轉型」、「正義失衡」的國家。


2015宜蘭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新館常設展,展出「白色恐怖」單元。自由遺產。圖/曹欽榮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簡稱二二八基金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簡稱白色恐怖基金會)進行的賠償金/補償金發放,十多年來已經告一段落。前者轉為經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後者已結束階段性任務,補償資料移交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兩基金會至今尚未發表全面、整體性報告書,公開向納稅人詳細說明:補償作業的歷程、個案統計、研究、分析,受害原因、受害實態(誰下命令、誰執行命令、受害者家族牽連的狀態)、整體歷史評價和影響、今後防止人權侵害之道(可能產生憲法修正或制定新憲法、司法體系修正;各級教科書深入說明當代民主演變、博物館培養民主文化的機制)。或將兩基金會所有「補償」檔案副本、研究成果,提供國家人權博物館研究,限期階段性撰寫公開報告,做為博物館為觀眾詮釋的依據,許多學者、專家呼籲應及早公開檔案以供研究。另外,如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與鄭南榕自焚,三起事件目前分別由民間自行設立紀念館,但是事件起因是否因國家不當命令執行都有待究明。

在「失衡的轉型」下,台灣的紀念館如何達到轉型期間的文化推廣目標?防止過去集體暴力再犯的教訓是全球紀念館共通的任務,實際的做法則有賴於各國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條件。台灣的紀念館在過去民主選舉中成為候選人的政見,在不同階段設立。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兩次候選人辯論和政見發表會,3位候選人幾乎不談「轉型正義」。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民間呼籲「轉型正義」的聲音普遍升高,候選人辯論和政見發表會裡,「轉型正義」還是沒有成為主要議題。因此,已經成立了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只是台灣政治競逐、紀念化下的形式性產物,抑或能夠發揮相當的社會文化作用,從文化層面傳遞轉型正義訊息給參訪者?

本文摘錄自:台灣游藝出版《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一書

作者曹欽榮,投入台灣歷史遺址、紀念館設計實務、田野記錄,歷時20年,

本書為了年輕世紀認識父祖前輩的文化遺產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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