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325美術節.追念台灣藝文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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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美術節.追念台灣藝文貢獻者

2014-03-25 12:42

「美術節」慶祝什麼?

3月25日是台灣「美術節」,而這一天也是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受難日。

台灣第一位油畫家陳澄波,於1947年擔任嘉義228事件的和平使者,因而被國民黨陳儀軍隊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廣場。陳澄波枉死的這一天,被視為「台灣藝術與人權的受難日」。國民黨政府自中國撤離台灣後,將每年3月25日訂為美術節,這一天,台灣美術科系師生都「莫名其意」地舉辦歡樂的慶祝晚會,然而美術節的文化和意義卻誰也講不清楚。

台灣人是有情有義的民族,藝術工作者更應扮演「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角色。雖然現階段台灣無法重新設定「美術節」的新日子和新意涵,325這一天為陳澄波舉行默哀,應該是台灣藝文界可以做到的補救正義。

上圖左:《自畫像》陳澄波 1930油彩 6F陳澄波完成自畫像17年後,於1947年3月25日被國民黨的陳儀將軍槍殺於嘉義火車站。
上圖右:《陳澄波之死》蘇振明1997油彩160x320cm透過嘉義地區的口述歷史調查,畫者將陳澄波與劉家莊村民受難的情景史詩般的表現。

陳澄波是油彩與悲劇的化身

如果有人問我:「誰是台灣油畫第一?」,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陳澄波」。

「我是油彩的化身」,這句話可說是陳澄波一生熱愛油畫創作、追尋理想的最佳註解。陳澄波出生於台灣割讓給日本統治的1895年;卻因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而受難。他的出生和死亡,剛好也是台灣兩大歷史悲劇的重要年代,其一生可以說是台灣美術近代史與時代悲劇的縮影。

陳澄波出生於台灣嘉義,1913年,陳澄波考上台北國語學校師範科,成為日本水彩名師石川欽一郎的學生,引發他對藝術的愛好。1924年,陳澄波赴日考取東京美術學校,踏上藝術家的挑戰之路。

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美術青年,陳澄波自我期許透過美術創作的挑戰,為台灣人爭一口氣。1926年,陳澄波以《嘉義街外》油畫作品入選日本第七回「帝展」,成為台灣油畫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的第一人。1929年後他自東京美術學校研究科畢業,應聘到上海新華藝專擔任西畫科主任。直到1932年,日軍入侵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後返回台灣。

1946年,陳澄波榮任嘉義市第一屆參議會參議員;隔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嘉義鄉親推舉陳澄波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和平使者,到水上機場和軍方談判,要求國民黨軍隊進入嘉義市區不要再搶劫和殺害市民。不料反被軍方無理拘禁,並於1947年3月25日上午於嘉義遊街示眾後槍傷於火車站廣場。遺孀陳捷女士強忍悲痛,暗自收藏槍決時留下的血衣及其畫作40多年,含辛茹苦扶養子女,直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陳澄波的畫作及美術史地位才逐漸被討論與定位。

2000年後的陳澄波畫作,不僅在台灣大型美術館爭相展示,其作品業在國際拍賣市場也創下天價交易,這些訊息一再驗證陳澄波確實是台灣難得的傑出畫家。慶祝台灣美術節追思陳澄波的生命歷程和作品意義是值得推廣的文化議題,在此同時,若能延伸探討台灣近代美術教育的發展與精神導師石川欽一郎先生,那將是深化美術節活動內涵的必要思考。

石川欽一郎──台灣近代美術的啟蒙導師

今位於台北市愛國西路的台北市立大學,在美術史上堪稱為「台灣近代美術教育的搖籃」。這所學校的誕生淵源頗長,開始是基於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日本統治者為了讓台灣民眾聽懂日語而設立「台灣總督府台北國語學校」(1895-1918),後來為了解決小(公)學校師資不足,而改為「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1919-1927)。這所日治期的高等學校與當時「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並稱為「台灣之劍橋與牛津」,是台人在台能就讀的唯二最高學府。

日治期的台北國語學校已將「圖畫」列入學校課程中,課程內容第一學年含毛筆書寫黑板畫、圖案與美術寫生課程,教學目的在培養學生的美術素養與與教師基本知能。日治期的台北師範學校的美術教育,幾乎是東京學校美術課程的翻版,不僅超越當時中國北京、上海與廣州城市,更可稱為全亞洲美術教學與師資培育先驅之一。值得深思的是「台北師範」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台灣美術教育的搖籃,其中最應感念的是一位推動搖籃的導師──石川欽一郎。

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的石川欽一郎 (1871~1945),父親為石川直,也是德川幕府將士之孫。12歲時入東京府立尋常中學,開始學習俳句、南畫,又對英語感到興趣,進而引發對西洋美術的持續探索。

20歲前的石川透過英語廣泛的接觸歐洲印象派美術與英國水彩繪畫。可說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積極認同「脫亞入歐」的文藝青年,因此他加入「明治美術會」,一方面積極學習洋畫,同時也參與對抗保守國粹主義的大和美術思維。

28歲的石川辭去大藏省(財政部)印刷技師職位,赴英國跟阿爾高瑞‧伊斯特(Alfred East)研究英國水彩畫。留英時期的石川,此時大量地探索歐洲印象派的「科學驗證主義」美術創作思維,並且吸納英國水彩畫家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1775-1851)的大氣色彩描繪技法與康斯塔伯(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鄉土人文題材意識。

離英返日後的石川,基於對美術的愛好,號召印刷局的同事們共同組織一個美術寫生團體「紫瀾會」。1907年日本已經接管台灣12年,36歲的石川畫家被派駐台灣擔任總督府陸軍翻譯官,負責將歐美戰事情報提供給總督府。對石川來講,翻譯的工作簡便輕鬆,工餘時間他投入台灣的風景寫生並且兼任府立台北國語校「圖畫科」的美術老師。

上圖左:《簽名照片》石川欽一郎
上圖右:石川欽一郎 兼任台北國語學校圖畫課老師的校園建築 1916

上圖左:《台灣總督府》石川欽一郎 ,水彩,33.2 x 24.5cm
上圖右:《台灣次高山》石川欽一郎 ,1925,水彩,32.3 x 48cm (次高山指作者眼中的苗栗雪山)

畫家石川欽一郎前後兩度來台,他不僅透過畫筆為台灣留下了許多深刻感人的畫作,並且積極投入台北師範學校校內與校外的美術教學,由於他堅持人本藝術教育的理念與熱情教導台灣美術青年,因此石川的學生留下了溫文儒雅的紳士、不著軍服的老師、知人愛才的導師等感念評語。

筆者任教於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開設「台灣美術史」課程二十餘年,每學期都會挪出大量時間講述兩大議題:台北市立大學為何是台灣近代美術教育的搖籃?日本籍的石川欽一郎畫家為何是台灣近代美術教育的導師?為了回應這兩大議題的探索,師生透過文獻收集,最後整理出下列五點石川欽一郎與台灣美術教育的相關史實:

(一)石川第一度來台事蹟(1907~1916):任總督府陸軍翻譯官,工務之於兼任台北國語學校圖畫老師,開始建立石川畫家與台灣美術青年的師生關係。為了推動社會美術風氣,1908年石川發起「紫瀾會台灣分會」的畫家例會,並於1913年推動「番茶會」台北文化人聚會。

(二)石川第二度來台事蹟(1924~1932):任教「台北一師」(今愛國西路,現「台北市立大學」)、「台北二師」(今和平東路,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兩校之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在「台北一師」的台籍美術高徒有:倪蔣懷、黃土水、陳澄波、郭柏川、王白淵、李梅樹、廖繼春、陳植棋、楊啟東、李澤藩、葉火城、李石樵等人,其中葉火城與李石樵兩位是跨「一師」與「二師」兩校的學生,值得一提的是石川透過教學輔導還培植了藍蔭鼎、洪瑞麟兩位傑出美術創作者。

(三)石川推動台灣畫會:為了讓台北師範的畢業校友能持續創作,並且帶動社會美術風氣,石川鼓勵倪蔣懷、李梅樹等熱心的學生籌組「七星畫會」(1924~1929)與「台灣水彩畫會」(1926~迄今)。1930年代,台灣社會藝文風氣盛開,然而部分青年並非師範體系學生,為了讓學校外的美術愛好者也有學習的機會,於是再建議倪蔣懷提供資金,於1929年創立「台灣繪畫研究所」,該研究所培育出的優秀美術青年中以洪瑞麟最具代表性。

(四)石川推動台灣美術展覽:1921年蔣渭水與林獻堂等人共同籌組「台灣文化協會」,透過演講、座談、讀報等民眾教育運動,讓台灣的文學、音樂、美術創作風氣展現相當濃厚的自主性思維。1927年石川聯合日籍藝術家顏月桃甫、鄉原古統、目下淨涯等人向台灣總督提議舉辦「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1927~1936)共十屆,「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1938年至1943)共六屆。這十六屆「台展」與「府展」的展覽專輯,已經成為今日研究台灣美術史的重要文獻。

(五)石川主要美術著作:1909《最新水彩畫法》、1932年離台返日後同年出版《山紫水明集》、《水彩畫第一步》、《課外習畫帖》三冊等美術專書。不管是透過畫筆創作或美術教學專書出版,石川老師在台灣近代美術教育史所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經由上述台灣美術教育史實的呈現與分析,台灣美術史課堂中的學生終於可以理解台灣近代美術導師與美術教育搖籃的相互關係,並且開始思索「台灣美術節」的內涵與相關思維。

上圖左:石川欽一郎帶領學生於台北師範學校校園內寫生 (約1924-1932年二度來台時),為台灣近代學校美術教育揭開新的里程碑。
上圖右:石川欽一郎(左立者)在民間「台灣繪畫研究所」指導學生畫石膏像,首創西洋美術觀察與思考教學,右二為陳植棋 (約1929年)

上圖:《石川老師與台灣第一代美術菁英的舞台照》(引自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美術館開館展)圖中石川老師與其台北師範美術學生的自畫像共聚ㄧ堂,共同為台灣近代美術史的舞台揭幕。

上圖左:《蔣渭水照》如果沒有蔣渭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倡導台灣民族自治權,1930年代的台灣藝文創作者將無法展現自主性的土地與族群心聲。
上圖右:《浣衣》藍蔭鼎1965 水彩紙 37x56.2cm。

藍蔭鼎為石川老師在宜蘭認識並培養的校外美術高徒。《浣衣》畫中作者融入石川老師的英國式印象派水彩技巧,並深刻描繪了宜蘭鄉親洗衣、養鴨、牧牛的生活情景。

重建台灣本土藝文主體性價值

節日(Festival)意指是社會族群共同記憶與慶祝的日子。「美術節」在台灣為何在台灣定為3月25日?台灣美術系所師生與美術團體如何有意義的參與美術節活動?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認真提問和思考,表面上它是美術工作者小族群的議題,深刻面它卻又牽涉到國家文化主體性的內涵與發展動向。因此筆者認為,台灣所有美術教育者和創作者,皆有必要重新建構「台灣美術節」的意義與精神。

1895年以前的台灣美術,畫家大多沿襲中國文人畫稿在室內憑想像作畫。換句話說,清末民初的台灣水墨畫,只能視為中國文人書畫在台灣的複製版,書畫作品的理念與內涵均無法與台灣島民的生活連結。這種美術文化跳脫本土人文生活的矛盾與虛浮現象,直到日治期石川欽一郎引進歐洲科學驗證主義的美術教育觀入台後,台灣近代的美術創作者的作品才開始與台灣島國風土民情的意象有所連結。

2014年的台灣美術節,筆者有幸接受宜蘭美術協會的邀請,於羅東「森之藝廊」與美術同好分享「石川欽一郎與台灣近代美術發展」的主題,並且將此篇文章發表於宜蘭美術協會的會刊,這是我從事學校美術教育四十年退休前的一份獻禮。

如有機會,筆者更期待與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和在地的藝文工作者攜手整理宜蘭地區的藝文發展史,系統化的將蔣渭水、藍蔭鼎、楊英風等藝文前輩的作品與史料加以建構陳列展示,這項藝文基礎建設的成果,除了可以融入宜蘭中小學的藝文課程,落實宜蘭人的鄉土文化素養,更可以進一步豐碩綠色宜蘭的藝文休閒內涵,讓宜蘭人文之美穿透雪隧,分享給所有國內外的訪客和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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