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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與愛】系列十三 佃農代言人邱桶(上)

― 邱桶家屬、親友訪談紀錄

 2015-01-01 07:40
(潘忠政 攝影 / 邱明昌 提供)
(潘忠政 攝影 / 邱明昌 提供)

(二二八受難者簡介)邱桶 1913-1953年,臺灣桃園觀音人。關懷弱勢、充滿理想,是街坊鄰里口中的孝子。案發當時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桃園縣議員。1953年因「張旺等案」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叛亂」起訴,與同案被告張旺、溫勝萬、梁標、陳阿呆、廖奕富、梁維潘、陳金成等被判處死刑,1953年5月14日槍決,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所需生活費用外均遭沒收。

   

殺雞儆猴的犧牲者
— 張完訪談紀錄(邱桶的妻子)

邱桶 是我的先生,我今年七十三歲(一九九四年受訪),大溪內柵人。我出生八個月時,就被送來邱家當童養媳。我先生的祖先原來也住在大溪,因為一次水災而搬到觀音廣福做佃農。

他(邱桶)和陳阿呆 (河洛話念「歹」)都是作田人。他會被抓,完全是他們(指當時的政策執行者)想要「殺雞儆猴」。那時候他是縣黨部委員,說要開會,和人出去以後就沒有再回來了。大約是農曆九、十月的樣子,這件事連他爸爸也不清楚!(當時邱桶的父親臥病在床。)

判刑以後田產就被沒收,當時我們也沒有財產,因為我們還是佃農,只有公田放領了一些。並且地也是耕者有其田時做在叔叔名下,直到定罪半年後才分產。

處決以後,我們也不知道算不算運氣較好,別人家連屍體都看不到,我們還看到載回的屍體,並且自己埋葬。


一生熱愛家人、熱愛鄉里的邱桶生前照片。(邱明昌 提供 / 潘忠政 翻拍)

出事以後,親戚朋友都不敢來,怕被牽連。我生六個小孩,老大銀妹十五歲、老二月妹十四歲、老三明昌十一歲、老四金英八歲(這個最可憐,身體最差,受最多苦)、老五瑟琴六歲、老么垂益才五個月大。

那時候在大家庭裡,養很多豬,要做很多事。到了第二年,我們家族那一輩分產了,我們和屘叔共業,到他被槍決後第二年,又再分產,從此就各自自立了。想起那段日子真是可憐啊!(哽咽)

我這大兒子(明昌)很有擔當,小小年紀就能吃苦,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偷偷地跟鄰居去人家茶園幫忙除草,不知道過了幾年,賺了一百元回來,蓋間浴室。說起來冤枉!大家庭三十幾人住六間房間,我們住一間半,連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大廳也是外房的。

他被抓以後,時常有人來調查,對我們是沒什麼擾亂。軍法處的人來,被我罵,警察來,我也嗆他…,日子實在很難過,也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家裡務農,還不至於缺米,不過作田實在是真辛苦!現在這間屋子是我兒子的才情(臺語tsâi-tsîng,才華、本事),那時候,他向人租田耕種,二、三甲地他也敢做呢!完全是靠他的雙手打拚起來的。(老人家不適宜晚睡,此時先入房間休息。)

家人遭歧視 忍辱度日
— 邱明昌訪談紀錄(邱桶的兒子)

邱桶是我爸爸,他被人抓走的時候,我才十一歲,不是很懂事,但是多少有了解。那時,大家都「隨人顧生命」,親朋好友因為怕被牽連、誣賴,都很冷淡。當時政府專抓地方的「領袖」,我父親因為是議員,說話有份量,就逃不過了!


2014年6月27日,邱桶的長子邱明昌76歲受訪時照片。(潘忠政 攝影)

父親是國民黨員又當選縣議員

當時政府要實行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這對民眾很好,可是地主卻不滿。反對的地主多半是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比較占優勢,而我爸爸是站在佃農的立場。後來他當選縣議員,又當國民黨桃園縣黨部的委員,還曾受邀和蔣介石同桌吃飯。

他在一九四八年時曾被抓一次,四九年被判無罪,聽說我爸爸的案子是有人告密,這個人住桃園,後來有人在街上看到他。第二次被抓時有很多人自首,崙坪村 姓詹的、廣福 姓鄒的,都是自首無罪。有些人自首的時候多說一兩句話,被點名的人罪就加重了!我爸爸不肯自首,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政府也應該會還他清白,有一位後來出獄的政治受難者就曾對我說:「你爸爸和陳阿呆就是太硬氣!」這個人就住在大園。

當時村、鄰長都要入國民黨,地方的頭人也都要加入國民黨,進了國民黨才可站出來說話。我爸爸和李振東 很好,他們可說是知識分子的結合,可是硬骨頭的都走了;不是民主社會,骨頭硬的就會被捶,很多人都是被屈打成招的。過了一、兩年後的白色恐怖事件,就很少被判死刑,聽說是有人建議老蔣,要注意國際觀瞻,才減輕的 。

被抓後,我們家常有憲兵來,我大姊嫁到臺北,也有憲兵曾去問東問西。那時候親戚朋友大部分不敢接近我們,雖然也有人暗中託人送錢來,但是光明正大來幫忙的可以說沒有。想一想也不能怪他們,我爸爸當時是縣議員,交遊廣闊,出了事大家都怕惹禍上身,當時的政府,誰不怕啊?

姐妹至臺北幫傭 以狗食度日

不怕你見笑,我十四歲時,和隔壁姓鄭的出去賺錢,賺到的不是二百元,只有一百四十多元而已。我去景美工作的事,怕母親不答應,只好偷偷地去。去的時候先走到中壢,中壢到鶯歌有輕便車,我算一算車費大約是我兩人一天的工資,為了省錢,就繼續用走的到鶯歌。工作到五月的時候回來。

我十三歲就持家,到我弟弟他們時就舒服了!他差我十歲,後來讀書讀到大學畢業。我的兩個姊姊都到臺北幫傭,大妹也送到有錢人家當女傭,他們要她用手撿貓屎(此時邱母插話進來:「那人是外省人,養了四隻大狗,不讓她住在屋子裡,只在庭院搭一座小木寮給她,可憐喔!被狗吃了也沒人知道!有錢人不知人間疾苦,他們的軍用狗吃得很好,主人把狗食當飯給我女兒吃,我女兒後來愈想愈怕就走了!」)一整天在那裡被叫來叫去,每個月領五百塊錢。其它在家的弟妹就靠養豬,每個月賺個兩、三百塊。

接到中科院工程 卻因黑身分被拒

當兵的時候,我當衛生兵,算是很輕鬆;因為當兵前就有高人對我說要裝得傻傻的才不會吃虧。我平時做挑茶水的工作,很少發表意見,他們認為我不會鬧事,對我就放心。曾有一位將官找我去,要我加入國民黨,我跟他說:「我退伍就回家作田,入國民黨也沒什麼意思!」他也沒有強迫我,我想他大概是在試探我,看我的反應吧!

我起初向人租田,做幾年後,就放棄了!因為收成不好,沒有什麼利潤。後來改做水泥工,先跟人家學,後來當師傅,才自己接工程,這房子就是我自己蓋的。我在接一些工程的時候,也曾碰到一些阻礙,那時我的上層包商接到龍潭中科院的工作,我當然認為自己可以進去做,所以跟著大家把身分證交給他們去登錄,沒想到第二天,上層包商老闆直接跟我說:「邱的,你不行!」這樣的事,一直到解嚴後,都還持續一段時間才改變。

對於那時候來臺官員的惡劣行徑,除了我父親冤死之外,印象中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平鎮山仔頂的兩位受難者被關十年的事,其中一位姓李,另一位忘了他的姓名。李先生說當年他們家馬路對面在做排水溝,看到當時的工程品質做得很差,他們兩人就在旁邊評論起來,他們說:「做那個什麼嘛?做那樣能看嗎?」沒想到就因為這樣一句話,第二天,兩人就被抓去關了十年。

批評工程偷工減料 竟被關十年

我有追問他們:「你們是嫌他們什麼呢?」他告訴我:「又沒打底、土又爛爛的,你至少要拿硬一點的土鋪下去,或是鋪一點石頭,然後用板子,再鋪水泥,這還差不多。」由於日治時代大家都學到對工作的專業知識和技巧,他們看到這些人做事品質那麼差,看不爽說兩句批評的話,沒想到就這樣,一關十年才出獄。

當時許多外省的真的很貪,工程報價都要我們多報好幾倍,甚至上十倍的也有,後來我也會看情形跟他們多報一點實價,不能說我們做得要死,好康都給他們拿去。

他們外省人,來到我們這裡,都娶我們這裡的女人當老婆,漂亮的差不多都給他們娶去了。他們因為跑到這邊來,要在這邊生根,有的孩子生出來,他是很好,就是我們臺灣人不好啦。有些很垃圾,真的,他要吃啊!國民黨他們比較顧外省的,他們說是互相啦。那時候蔣介石帶兵來這裡,他自己也知道沒辦法打回去了,只好先把帶來的兵安頓好。那些兵,有些真的是離離落落(臺語li-li-lak-lak,凌亂散落而沒有條理)的。很多人都說外省的壞,但我在外面跑的時候,發現如果是那些基層的、老芋的,和我們也差不多。而臺灣人都是自己把自己害死掉,我看破了…,現在的政治人物就別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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