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臺風雜記》:遇見120年前,台灣人的美麗與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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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風雜記》:遇見120年前,台灣人的美麗與怪異

2017-03-19 14:00
《臺風雜記》提到:「台灣人士嗜鴉煙,甚於食色。大抵男子自十七、八歲喫煙,至老尚不廢。」為了供應男人鴉片之需,許多女人必須下海賣淫。圖/取自網路
《臺風雜記》提到:「台灣人士嗜鴉煙,甚於食色。大抵男子自十七、八歲喫煙,至老尚不廢。」為了供應男人鴉片之需,許多女人必須下海賣淫。圖/取自網路

「台人重葬典,棺槨必選良材。坑穴必欲深,最稱古聖賢喪死之遺旨。唯葬送之際,傭泣人數名,白衣倚杖,成伍追隨,哭聲動四鄰;而靜視其人,未嘗有一滴淚。是全屬虛禮,可笑也!」

這段文字,是來自日本的警政官員佐倉孫三,對台灣早期「孝女白琴」的描述,收錄在他的《臺風雜記》。該書記錄他在台灣三年(1895-1898)的所見所聞,可見台灣喪葬怪俗「孝女白琴」,至少已有120年歷史了。

從近代化日本,看前近代台灣

不過,這段文字最重要的,是他的觀點,那是一個經過「近代化」洗禮的人,對「前近代」社會現象的觀察,而看到「虛禮」(形式主義、表面工夫)的一面。這種「從近代看前近代」的觀點,貫徹全書,是本書一大亮點。不幸的是,他看得太準,因為「表面工夫」正是台灣文化的精髓,至今發揚光大,「孝女白琴」只是涓滴之例。

佐倉孫三(1861-1941),號達山,福島人。少孤,好學,從名師遊,精通經史,且喜擊劍。他的老師是日本「三大文宗」之一的漢學家三島毅,因此他也精通漢文,《臺風雜記》就是以文言文寫成。1895年5月,34歲的佐倉與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同乘「橫濱丸」抵台,是日治時代第一批來台官員。他在台任「警視」(中階警官),三年後喪偶歸國。期間因職務關係,到處趴趴走,北到大稻埕,南至高雄,東走羅東,西遊澎湖,大開眼界,返日後出版《臺風雜記》(1903)。這是他第一次渡台。1910年,又從「征番軍」來台,配合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五年「理番」計畫,從事番地調查,也留三年。

佐倉孫三雖然是殖民官員,但從《臺風雜記》考察,並沒有一般殖民者的傲慢自大,這點難得。特別是他來台不久,乙未戰爭在全島燎原,日軍殺戮甚烈。但他並沒有歌頌皇威、教訓「清奴」,反而在〈耶穌教〉一文提到:「台人信耶穌教。觀十字會塔聳立於街上,又觀信徒集合唱贊美歌,亦盛矣…余曾觀台人坐叛逆罪處斬首刑者,概從容就死,毫無鄙怯之態,竊怪焉。自今日思之,知宗教之力居多矣。」從死刑犯身上看到宗教的莊嚴,這完全不是殖民者的思維。

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雖然是觀察「異文化」,卻非獵奇文章。獵奇文章有特定的題材選擇,競奇炫異,沒有或很少同理心。以「性文化」來講,這是獵奇文章酷嗜題材,且內容常以輕佻誇誕為能事。但佐倉寫〈賣淫婦〉是:「台婦賣淫者亦多。而大抵有夫之婦為之,處女則甚稀;是不獨恐妊娠,且忌汙節也…深察其事情,固非好而為之;一則家貧而苦育兒、一則為夫得煙資,衷情亦可憫矣!」這段點出賣淫背後的社會問題:一是貧窮,二是鴉片;前者普世皆然,後者台灣特色(男人吸鴉片,女人墮火坑),「亦可憫矣」則是同理心的流露。  

從比較文化學,看台灣文化深層結構

本書充滿「比較文化學」(台灣文化vs.日本文化;近代vs.前近代)的色彩,既然「比較」,重點就不在奇異,而在相異。《臺風雜記》的「近代化」觀點,體現科學、理性、實用、效益、客觀、進步、人權等價值觀,但又揉合日本人的自制和道德,因此沒有流於功利性,讓本書親切、耐讀。功利性的文章,缺乏人文深度,縱夸夸而談,也味同嚼蠟。

筆者最有興趣的,是從本書觀察日治最初三年的台灣(當時日化未深,可視為清治末年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在深層結構、精神文化上的異同。理論上,如果本書勾勒的一些面向,在今天依然存在,那就表示它是台灣文化深層結構的一部分,即使經過日本、國民黨統治的全面性改造,也不受影響(甚至強化),這對研究台灣人的精神史就有幫助了。

例如,作者在本書多次強調台灣人「勤於貨殖」:「台人勤業貨殖之風,無貴賤、無老少皆然。是以一年三百六十餘日,營營栖栖,未嘗休業撤勞」(盂蘭會);「島人蓄財之思想,出於天性。自幼至老,雞鳴而起,營營栖栖,貨殖是勤、生理是務」(蓄財);「台人急於生理,殖利之事,莫不講究,如市場最為然」(市場)。這和現代台灣的重商精神,以及最流行的口號「拚經濟」完全合節。

據此可以推論,「賺錢」或「逐利」對台灣人特別重要,已經成為台灣文化(或台灣精神)深層結構的一部分(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進而可以申論:只要讓台灣人有利可圖,要統治他們其實不難——這個論點雖然邪惡,但從後藤新平、中國國民黨到中國共產黨,都懂得抓這個罩門,而誘之以利,台灣人想要自覺自救,更不能不懂這個民族性。

又如作者敏銳的觀察到,台灣兒童非常聰明,「指字讀之,強記如流,不讓內地兒童;如筆跡,則遠在其上」,但又說:「蓋聞台島兒童,大抵敏捷伶俐;漸長至壯年,勞力廢學;又嗜鴉煙,消耗精氣。前寧馨兒,變為魯鈍漢…可嘆矣!」(學房)。台灣兒童至今依然聰明(中學生常在「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拿獎,可為佐證),而兒童是民族之本,因此可以說,台灣人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為何這麼聰明的民族(寧馨兒),只匹配二流的國家(魯鈍漢)?既無鴉片,台灣人的精氣消耗哪裡去了?吾人不能不有佐倉之嘆。

台灣人好逞口腹之欲,在《臺風雜記》也得到印證。作者在〈割烹〉提到,他曾遊「支那割烹樓」,滿桌五味八珍,「其最貴品者:曰燕巢、曰熊掌、曰鳳雛」,這一餐共吃掉「八十餘金」。他說泰西諸邦(歐美各國)以割烹誇世,最貴者不出二十五金,日本只有一半;台灣竟然吃掉八十金,「其貴可知耳」。

福爾摩沙的美俗與陋俗

不過,有些百年前的「臺風」,在日本統治下,現已不存。作者多次提到台灣人的不衛生:「台人不厭物之污穢。凡自飲食器具至家室井池,塵埃堆積、發異臭而不毫介意。且垢膩滿肌膚,不施沐浴,可怪矣」(婦女濯衣);「台地市街…不潔堆積、溺水泛濫、豚鵝雜還,異臭撲鼻,使人發嘔吐,而台人毫不顧」(不潔);「台人不好湯浴。塵垢充體,則以湯水洗拭手足耳。是以身體常有異臭」(浴場)等。但經過日本五十年公共工程的建設,和整潔習慣的培養,台灣人已經變成相當「清氣性」。反而是戰後國民黨來台,再度帶來髒亂。

佐倉孫三對台灣的美俗不吝稱讚、兼以自省。他讚美台灣人尊師重道,「師弟(按,即師徒)之情,亦有一種可掬者;不似我俗日頹廢,師弟之情漸如路人」(重師道);讚美台灣人酒品好,「操行溫靜,不似我酒家粗豪之態」(紹興酒);讚美台灣夫婦不輕易離婚,「台島破鏡少,而我反之」(娶妻);讚美台灣男女互敬互重,「本島風俗可觀者不鮮。其最可稱者:男女間畫然有別,頗存古國之風。蓋男子營營勵生業,婦女則裁衣、炊食,細心經理。兩者之間,肅然如調琴瑟,未嘗相媟戲淫語、未嘗相紛爭諠怒」(男女有別);更讚美台灣家庭的團圓之風,「台俗之最美者,莫若於一家團欒之風」(一家團欒)。

不過台灣的陋俗,也出現在佐倉筆下。除了女人裹小腳、男人吃鴉片等典型案例外,他還發現兩種駭人習俗:一是「錮婢」,「台地民間之婢女,年迄三、四十,有猶未嫁者;甚則終身禁錮,髮白齒落,尚被轉售」;二是質女,「典質子女,借金於人,名曰媳婦。及破瓜年紀,為娼妓,從賤業。及二十歲以上,尚不得贖還者,比比皆然」,對此他特別斥為「背反天理」。兩者都顯示當時台灣女權的低弱(上段的男女有別,並不包括婢女和典當女),可作為台灣女性史研究的參考。

還有一段,作者也感到駭異:「台人嗜豚肉。每家必畜豚…吸濁水、吃不潔,溺水狼藉,尿糞堆積,怪臭撲鼻,而家人視之如孩兒,愛撫成育。及肥大而屠殺,碧血淋漓,叫聲動人,至此時,家人視之如仇人,毫無悲哀惻隱之色,甚可怪矣。」(畜豚)

土匪作亂常綁票,原漢相爭吃生番

作者對台灣的匪亂有生動的描述:「台地多害物,曰瘴癘,曰生番、曰土匪,是為三害。而土匪之害最慘烈,不可名狀。其嘯集夥黨,多者百餘人,少者二、三十人,各提銃劍,暮夜擁炬火,驀然來襲。壞門戶、破牆壁,奪主翁;主翁不在,則奪子息而去,抑留於深山幽谷之中。以人需償金,或一、二百金或四、五百金,不見金則不放還。若夫不能得財,則舉水牛、雞、豚之屬而奪之。其狀殆似我國往昔山賊者,可謂可惡之極矣。」(土匪)

至其對生番、原漢衝突的描述,則可視為重要史料:「余曾帶特命,巡視宜蘭地方。過羅東,土人齊飛報曰:『昨夜生番襲民家,殺八人,冀賜臨檢。』乃奔就其眾,家眷八口,橫屍相枕,皆無首級;碧血淋漓,腥氣撲鼻,不覺豎毛髮。」(生番)作者說,村民用銃(土槍)打死一名生番,痛恨之餘,剖其胯肉,投鍋煮羹,吃番肉以弔死者。原漢衝突激烈由此可見。不過,佐倉對土匪和生番,倒有一套殖民者才會想到的絕招:向當局獻策,「驅番奴夾擊土匪」,而且奏效。

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是一扇窗子,讓我們窺見120年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台灣,頗值得研讀。此外,它也為台灣人示範一個態度:當你站在權力、身分、文明、知識的制高點,遇到一個「位置」(而非水準)比你低的異文化、異民族時,你如何客觀以對,並保持同理心?這是個人修養問題,也是文化涵養問題。

延伸閱讀: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
(《台灣文獻叢刊》第107種,1961年5月出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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