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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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

2017-01-25 17:19
雖然台灣早已告別農業社會、買入工業文明,但農業和農民仍有重要地位。農業不應當是被漠視的產業,農民不應當是被犧牲的群體。二林蔗農事件,不是一頁全然翻過去的歷史。圖/網路資料,民報影像合成
雖然台灣早已告別農業社會、買入工業文明,但農業和農民仍有重要地位。農業不應當是被漠視的產業,農民不應當是被犧牲的群體。二林蔗農事件,不是一頁全然翻過去的歷史。圖/網路資料,民報影像合成

我是從台灣民主運動前輩陳婉真的臉書上知道彰化有一個「二林蔗農事件史跡館」的。一九九三年,我在北大唸書時,選修了在哲學系任教的陳鼓應教授的課。在六四屠殺之後的萬馬齊瘖之中,聽陳鼓應講尼采、莊子、陳獨秀和殷海光,重新點燃了我對自由的熱愛。我也有幸受邀到陳鼓應的公寓中,聽他講述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其中就講到他與陳婉真並肩參選的往事。多年之後,我學會用臉書跟台灣的朋友們交流,陳婉真也成為我的臉友之一,她居住在彰化鄉下,關心的焦點轉移到如何保存在地歷史文化方面。

我在臉書上與陳婉真聯繫上,向她請教史跡館的情形,她一口答應驅車帶我去二林參觀。陳婉真還特意幫我聯繫上二林鎮農會總幹事蔡詩傑,讓我有機會瞭解當下台灣基層農會的運作。農會的辦公室就在合作社樓上,合作社就是農民自己的銀行。蔡先生精明能幹、熱情洋溢,他的祖上正是當年領導二零蔗農抗爭的「五虎將」之一。他告訴我,農會是地方自治的重要機構,有農民說,「可以沒有政府,但不能沒有農會」,並非誇張之語。若是二林蔗農事件中奮勇抗爭的前輩們知道今天台灣農民可以得到農會的幫助,該是何等欣慰!

研究二林蔗農事件的在地文史學者謝世海,也特意趕來為我導覽。我們先來到蔗農事件發生地,如今是一片青蔥的農田,在田埂邊上有一塊小小的石碑,註明此處是當年衝突的發生地。然後,我們再去史跡館所在的二林國小。二林國小是日治時代設立的一所名校,有若干日治時代的院落保存下來,史跡館設在其中的一所老房子裡,如此更能復原事件發生時的歷史氛圍。

「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這棟老房子是單獨的小院子,在學生的操場的一角。前院是清幽的花園,將孩子們熱氣騰騰的競技場景隔離在外面。我們先邁入大門,裡面是小小的玄關,然後是一間寬敞的客廳,裡面就能看到介紹二林事件的展板了。

謝四海介紹說,在日治時期,台灣的許多農產成為總督府與日人會社聯手壟斷、強行收購的經濟作物,「糖」被視為搖錢樹。總督府為了推展糖業,制定了原料採收區域制度,限制蔗農種植的甘蔗僅能賣給製糖會社。以甘蔗「採收區域制」為例,全台被劃分成五十個產糖區,一個區只能設立一家糖廠,每區所產的甘蔗由該區的製糖會社採收,蔗農不能自行處理,收購價格也由會社片面決定。

當時,二林地區的「林本源製糖會社」,為買辦林本源家族所設立,在政策保護下對同胞進行殘酷剝削。農民與資本家的矛盾日積月累,漸漸勢同水火。

一九二四年,林糖收購的甘蔗價格與鄰近溪湖工廠相較,每千斤少八角,引發蔗農不滿。二林庄地方領袖向台中州知事及總督殖產局長提出請願書,籲請會社改善採收甘蔗問題,未獲回應。直到由郡守出面斡旋,社方才同意每甲支付補給五圓。問題只是獲得暫時解決,壟斷的收購制度紋絲不動。

農民的抗爭需要知識分子組織和領導,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回鄉行醫的李應章被歷史選中。在內部陳設宛如日式住家的小小史跡館中,首先出現的是有關李應章的生平事跡的展板。李應章在彰化公學唸書時就常常閱讀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在就讀台北醫專時還曾組織「島恥紀念日」集會。畢業後,他回二林開「保安醫院」,醫術精湛,宅心仁厚,深受鄉親愛戴。照片上的李應章,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一看就知道不是暴徒,乃是君子。

受文化協會活動方式的啓發,李應章等人成立「蔗農組合」,起草「蔗農組合章程」,共有四百多位農民參加,這是台灣第一個獨立自主的農民組織。李應章以台語編寫「甘蔗歌」,四處演講宣導,啓發民智。其歌詞如下:

種作甘蔗無快活,風颱大水驚到大燒沙炎日也得行,一點蔗汁一點汗咳喲喲,有蔗無吃真壞命。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行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作奴隸咳喲喲,啥人甘心作奴隸。
蔗農組合是咱的,同心協力救大家兄弟姊妹相提攜,不驚青面和獠牙咳喲喲,出力得和齊得和齊。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蔗農與「林糖」雙方的第二次談判告破裂。蔗農眼看甘蔗採收期將至,一致發表聲明:在沒有公布價格前,甘蔗拒絕「林糖」採收。

「林糖」自恃有日本官員做靠山,無視二林蔗農之請求,依原訂計畫於十月二十一日雇工到二林竹圍陳琴的蔗田採收,被蔗農們阻止而作罷。第二天下午,「林糖」又派六十餘名委員、社員、工人,到火燒厝洪江崙謝財的蔗園強行採收,並有遠藤巡查部長率六名巡查及北斗郡特別高等警察支援。

二林蔗農得知這一消息,匆匆號召一百多人前來阻止。又見巡查公然袒護「林糖」,蔗農們更加氣憤,有人拿土塊,有人拿甘蔗,攻擊採收工人。遠藤見狀,拔出配劍威嚇,其他六名巡查也拔出劍來。蔗農並不畏懼,雙方發生肢體衝突。蔡琴、謝衢兩人上前奪下兩位巡查的配劍,還有一位日籍工人與五位巡查受傷。蔗農的反抗嚴重挑戰日本殖民統治的權威,二林蔗農事件成為台灣史上第一個農民抗暴運動。

日本殖民當局氣急敗壞,將蔗農的反抗視為「騷擾事件」。次日,北斗郡召集一百多名巡查,先包圍李應章的醫院,將李應章逮捕。接著又抓捕劉崧甫、詹奕候等「蔗農組合」的重要成員及事件當天的要角共九十三人。被捕者大都遭到嚴刑逼供、拷打凌虐,有人自殺、有人殘廢。

後來,被送公判者三十九名,判刑二十八人,最重的是李應章獲刑五年。二十八人皆提出上訴,二審改以「妨害公務」減刑判決。李應章在獄中還留下一張紀念照,仍然衣冠楚楚、神采奕奕,既表明他不屈不撓,也說明日本人的監獄相對人道——泰源監獄和綠島山莊的囚犯,大都衣衫襤褸、骨瘦如柴,哪能保持當年李應章的風采?

二林蔗農事件以失敗收場,卻為台灣農民運動寫下第一篇光輝的史詩。

為什麼二林成為台灣農民運動的聖地?

陪同我參觀的二林國小校長陳瑞吉以及蔡詩傑、謝四海等人,如數家珍地介紹展板上「農民組合」的幾位先驅者。很多先驅者的後人都是他們熟悉的鄉友,在他們繪聲繪色的講述中,二林蔗農事件仿佛發生在昨天一般。

為什麼台灣農民的第一次抗爭發生在二林這片窮鄉僻壤呢?謝四海認為,台灣歷來都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結構,形成地主與佃農關係的傳統模式,貧富懸殊很大。在日據以前的佃農,受教育的寥寥無幾,知識貧乏,文化刺激又少,長年只是反復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樸生活。不只是看天吃飯,還要仰著酷吏的臉色、雇主的鼻息過日子,安分、認命、沉默、忍耐,都被視為當然,被歧視、欺蒙、壓制、剝削,只能忍氣吞聲,無奈地承受,甚至有的無知無覺、茫然無措,可以美名曰「良民」、「順民」。兩三百年來,台灣的小農民就這樣一代一代「可憐」地過生活,「悲哀」地傳承下去。

但是,二林人可大不相同:二林僻處彰化西南之海隅,濁水之溪北,長年是旱耕地帶,風頭水尾,荊棘叢生,沙丘處處。環境是冬則沙害,夏則水患;農民是看天種植,與地爭利。濁水溪年年氾濫,每每淹沒村落,族群年年遷徙流離。二林區先民之「以啟山林」,實在較其他地區艱辛百倍。由此,二林人逐漸磨鍊出堅毅不拔,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個性。

我插話說,我是四川人,四川之於中國,宛如二林之於台灣。四川人向來具有反抗精神,有人說四川人天生就有「反骨」。四川人不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是希望擺脫外人的奴役,選擇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在台灣,二林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以農業為主的鄉鎮。據張素玢教授〈從二林蔗農事件到葡農事件〉一文統計,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台灣較具規模的農民運動共有三十二件,在台灣三百多鄉鎮中,二林占了四件,是全台之冠。二林農民的抗爭,參與者不僅是蔗農,葡萄農、酒農也都前赴後繼;不僅在日治時代風起雲湧,在國民黨遷台之後,還有過六次的反抗浪潮。直到幾年前,二林有年輕人楊儒門以身試法,用「白米詐彈」力諫政府不公平的農業政策。

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後,台灣文學家賴和——他跟李應章一樣也是醫師——曾寫一首〈覺悟下的犧牲〉的詩歌寄給二林蔗農朋友,讚美並鼓勵他們。詩中一再呼喚著:「唉!覺悟下的犧牲,覺悟地提供了犧牲。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多麼光榮!」學者黃煌雄指出:「我要很嚴肅地說,在台灣民族運動的歷史上,尤其是農民抗日的運動史上,二林是個聖地。」而謝四海自豪地認為:「台灣農民正式的組合,是從二林開端;台灣的農村教育,是從二林出發;台灣農民在日本鐵蹄下沉睡,二林是最先覺醒;台灣農民勇於對抗強權,二林是第一聲春雷。」歷史的這一頁並未完全翻過去,二林在地的人士發起組織「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希望將抗爭精神代代相傳。這間小小的史跡館,藏品雖然有待增加、知名度也有待推廣,但它畢竟邁出了第一步。

看哪,那個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二林蔗農事件,不僅僅是二林當地人孤立的抗爭。除了李應章之外,另一位領袖人物是來自高雄鳳山的簡吉,簡吉傳記的作者楊渡指出,「如果李應章是農民運動的盜火者,簡吉則是農民運動的推手」。

李應章是一名事業有成的醫師,而簡吉是台南師範畢業的一位小學教師。在當時的社會格局中,他們都屬於為數甚少的本省知識精英,是既得利益階層。如果他們安於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及家人可以過上舒適安逸、受人羨慕和尊敬的生活。但是,他們出於理想主義的熱忱,出於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對人類苦難命運痛徹肺腑的憐憫」,毅然放棄事業、犧牲家庭乃至自由和生命,成為農民運動領袖。

二林蔗農事件前後,簡吉數度前來二林,被二林人的抗爭精神所感動。二十二歲的簡吉更看到「二林蔗農組合」激發出蘊藏在民間的巨大力量,遂辭去教職,全身心地投身鳳山地區的農民運動。他成立了「鳳山農民組合」,串起全台農民運動的煙火。直到四十八歲被國民黨槍殺,簡吉後的半生的二十六年是職業的「農民運動鼓動家」,且有一半日子是在監獄中度過。

後來,簡吉受謝雪紅的影響加入台共,他沒有像史明那樣去過延安,不知道共產黨的本質乃是比日本殖民者和國民黨政權更暴虐的極權專制。以農民運動而論,簡吉發起的農民運動跟毛澤東發起的農民運動可謂南轅北轍:毛澤東的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以農村的地痞流氓為主力,裹挾無知農民充當其炮灰,其締造的號稱「以工農為領導階級」的政權,沒有帶領農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卻造成亙古未有之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在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被活活餓死。而簡吉是一名熱愛音樂、隨身帶小提琴的知識分子,他對農民有一種民胞物與之愛,他反對用血腥暴力手段獲取「解放」。如果簡吉不是死於國民黨之手,像謝雪紅那樣逃亡到共產黨中國,以他的個性、他的命運,一定比謝雪紅死得更加悲慘。如今,簡吉被台灣的統派和左派樹為神主牌,連中國的極左派(毛派)網站「烏有之鄉」也發文紀念,他若地下有知,大概只能搖頭苦笑吧?

曾經下獄的中國自由主義作家冉雲飛在台灣旅行時,對簡吉的獄中日記感觸良多。簡吉在獄中收到家人的照片,看著孩子們健康成長,「想像得到妻子與岳母的辛苦!注視著——看呆了——不覺熱淚盈眶。旁邊若無管理員——不,心裡多麼渴望著旁邊沒有人看,能夠盡情地放聲慟哭,涕泗縱橫。只好在妻子和岳母面前(在照片面前)由衷的懺悔!」「願懺悔,願道歉,對孩兒亦是同樣的心情。啊!從兒(三男)的樣子多麼可憐,一定很淒涼!我注視著,他的眼睛似乎在說,『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無父之孩兒,守活寡的母親——但是,我如果真正地死了的話,他們都該可以想開,可以看開了呢!」將心比心,冉雲飛感嘆說:「這一部分我反復讀了幾遍,讓我潸然淚下。因為那種對家人的愧疚,與自身理想的糾結,我也有自己的體會。雖與簡吉先生相比,微不足道,但也算是一個有點淺經歷的過來人吧。此種遭遇,在我們未來的生活中,將不知凡幾,誰知道呢。」

日治時代,簡吉兩度入獄,都有司法審判的過程,一次判刑一年,一次判刑十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簡吉直接被拉到馬場町槍決,未經任何司法程式。兩種外來殖民統治,誰更惡劣,由此可知。國民黨的統治並不仁慈。然而,中國仍有無數陷入輕信和迷狂狀態的「國粉」(中華民國及國民黨之粉絲)乃至「蔣粉」(兩蔣父子之粉絲)。對此,冉雲飛潑出一盆冷水:「有很多大陸人羡慕台灣如今的民主自由,以及社會的良序美俗,很容易浪漫地認為是蔣經國。……一個良好的社會,是多少像簡吉先生這樣的人努力奮鬥、犧牲的結果啊。他們的親人在無數寒風苦雨中,在多少個暗夜裡無助地獨自飲泣啊。」只有奴才才盼望民主從天而降。台灣的民主不是統治者賞賜的,統治者賞賜的民主,他隨時可以收回去;台灣的民主而是民眾歷經千難萬險爭取來的,只有自己爭取來的民主,才懂得珍惜與捍衛。

雖然台灣早已告別農業社會、買入工業文明,但農業和農民仍有重要地位。農業不應當是被漠視的產業,農民不應當是被犧牲的群體。二林蔗農事件,不是一頁全然翻過去的歷史。

二林蔗農事件史跡館設於二林國小內,如需參觀,請與二林鎮公所、二林農會或二林國小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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