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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歌行】新冠的空白頁,有更多的故事

2020-07-14 11:54
在新冠大流行災難中,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照顧病人的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圖/擷自田知學臉書
在新冠大流行災難中,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照顧病人的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圖/擷自田知學臉書

麗莎·羅森鮑姆(Lisa Rosenbaum)醫師,她在NEJM上發表的〈很久很久以前……英雄就位〉(Once Upon a Time…the Hero Sheltered in Place)說 : 「新冠大流行出現一種安靜的英雄:我們被要求留在家中。我們不會遊行。大多數人無法將自己的犧牲與任何獲救的生命聯繫起來。但是他們的故事中也有英雄。編寫大流行後腳本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我們記得在這場災難中,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那麼空白的頁面將再次充滿故事。」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文章,一個不忘起初之心的醫者,在新冠這個世紀大災難,在大災難的「重症區」美國紐約,她遇到哪些事?想著哪些事?她娓娓道來,令人動容。

少數族裔沒有奢侈的社交距離或在家工作

麗莎·羅森鮑姆醫師說,她看到那些醫療行業以外的英雄人物,這些勞動工作者對工作的承諾遠勝於醫師的奉獻。「我不能在家工作,我的工作是必須完成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城市服務。」一名做清潔工作的工人在推特上說 : 「我們將繼續收集垃圾,醫師和護士將繼續進行醫師和護士護理。會沒事的,我們會沒事的。」 此外,新冠對少數族裔造成的損失不成比例偏高,由於少數族裔佔「必要工人」的大部分,他們沒有奢侈的社交距離或在家工作。他們都是英雄。

你是誰?如果你不能成為自己想像中的英雄?

麗莎·羅森鮑姆醫師同時也是一名作家,《華爾街日報》的通訊員。儘管父親建議她這段時間多寫作,「但我發現寫作不足以應對新冠造成的巨大災難」。她剛到紐約的時候,想成為作家。正好碰到911事件,當她想要奮筆疾書時,同事告訴她「現在就災難進行報導還為時過早,這不是悲傷的時刻。」「於是我停止寫作。徘徊在曼哈頓下城,我盯著成千上萬流浪者的海報,想到他們如何過活,我知道我講那些悲劇的故事是無法抹去悲劇本身的,是無濟於事的。我想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所以我換了跑道,去了醫學院。」

讓自己成為故事的主人翁是一種敘事陳詞濫調,但是許多人在尋求進入某行業時都會講述一個「我想幫助人」的故事。對於某些臨床醫師而言,這次的新冠大流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來承擔這一個角色。但是對於那些「做不到」的人來說,英雄主義的故事可能變成令人陶醉一樣沉默寡言。在場邊觀看的臨床醫師不僅必須面對羞愧和內疚,還必須面對失去原始故事的美麗。「你是誰?如果你不能成為自己想像中的英雄?」

「我活著?還是死了?」

今年3月下旬,麗莎·羅森鮑姆醫師和她的母親,談到她即將在新冠期間做哪些臨床工作,母女有了爭論。「母親說我的行為像個少女。如果您最後要呼吸機怎麼辦?」她問。我說:「我活著?還是死了?」她沉默。

麗莎患有狼瘡症,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療。包括她執業的波士頓的百靈醫院和婦女醫院,當新冠對美國造成沉重打擊時,「我決定參加在4月份進行計劃的2週的住院心臟病學職務。我考慮過這個決定,但我並不覺得困難。儘管狼瘡症感染的相關數據有限,但可以合理地假設我被感染和重病的風險高於平均水平。但是我在權衡這些未知風險與完全可以預見的風險之間:承受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的痛苦」。

「我第一次了解新冠毀滅世界的潛力以及我們卻缺乏制止的能力,那一刻是在三月初。我當時在TEDMED(一個以健康和醫學為重點的年度會議)上,在兩次談話之間,我讀了一個西雅圖物理治療師的故事,說新冠病人有的是沒有症狀的。物理治療師寫道:『這真令人沮喪,因為我正試圖在懲罰「軟弱」時刻(例如請假)的系統中做正確的事。』 哇,我想。如果我們甚至無法檢查測試出受感染的醫護人員,並阻止他們感染易受感染的病人,那將變得非常糟糕。」

她不懼怕死亡,但相信沒有人應該一個人死去

坐在我左邊的是馬薩諸塞州的初級保健醫師Kerri Palamara McGrath,他的2歲兒子被一輛麵包車撞死。在我右邊的是斯坦福大學內科醫師,神經外科醫師保羅·卡拉尼西(Paul Kalanithi)的遺孀,他先生2016年寫了他的《呼吸的氣息》,37歲時死於癌症。我的兩個朋友都面臨著深不可測的悲劇。她們在家中都有一個年幼的孩子。然而,當他們走上前線時,他們還可以同情於患病病人的渴望和緩解。顯然,當衛生保健工作者受到積極感染時,她呆在家裡並不適「弱者」,沒有什麼錯。但是,如果我們的系統更廣泛地「懲罰弱者」,那可能是代表,正如大流行提醒我們的那樣,我們需要醫療保健工作者變得更堅強。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我到處都看到了勇氣。當我在義大利採訪有關新冠的醫師時,一位年輕的醫師告訴我說:「您可以在他們的眼中看到恐懼,但他們還是想幫助病人。」當時義大利已有100多名醫師死亡。

「我在其他免疫抑制的人中看到勇敢。我的父親是一名風濕病學家,告訴我一個83歲患有嚴重類風濕關節炎,低血球蛋白血症和COPD的病人。每年冬天,她都會因肺炎住院。與她進行遠端視訊看診的前一天,她摔倒了,急診醫療服務必須幫助她重新起床。然而,她正在尋求父親關於自己健康以外的其他問題的建議:她擔心大流行期間的孤獨感;我的父親可以幫助她嗎?她說,她不懼怕死亡,但相信沒有人應該孤獨一個人死去。」

「我的母親是少數女性的心臟病專家。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我看到她站在火爐旁為我們做飯。許多夜晚,我因為她接聽電話的聲音驚醒。如果她必須前往醫院,她會踮著腳走,在開門前穿上鞋子,我總是仔細聽她的最後的腳步聲。然後我會一直保持清醒,直到車庫門的聲音響起,代表她已經回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她的工作曾經如何使我的幸福『受傷』,這會讓她感到痛苦。而事實並非如此:我了解她正在挽救生命,這需要犧牲。」

我有許多同事,他們的高齡使他們在新冠疫情處於危險之中,其中一些人以其科學和臨床專業知識而享譽世界。他們應該在第一線嗎?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女性醫護人員呢?幾十年來沒有照顧重病病人,有配偶或孩子處於危險之中,或者只是害怕而又不想這樣做的醫師呢?還有,其他基本的衛生保健工作者,那些打掃房間,運送病人,分發口罩的人,對他們而言,不工作的經濟後果可能會更加嚴峻?那些還在受訓的年輕醫師或醫學生呢?與我不同的是,其中許多人別無選擇,我們付給他們的錢最少,他們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醫院並依賴他們進行大多數直接與病人地互動。如果您年輕,生存的機率會更高,但由於感染了這麼多人,一些年輕人也會死亡。

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

我和我母親在表弟(我舅舅的最小兒子)去世一周年之際有了最大的爭議。我們有兩天沒有說話,對我們來說是極不尋常的。我們的隔離時間約為2個月。在那段日子裡,我醫院感染的員工人數攀升,《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一篇有關馬薩諸塞州衛生保健工作者中高感染率的故事。對我來說,考慮到我的醫院人手短缺的可能性,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必須加緊工作。但對我的家人來說,他們很恐懼。甚至我的姐姐——她是內分泌學家也是我最可靠的盟友——也沒有站在我這一邊。父親給我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標有「全家福」,當我不回覆時,他給我發了「表情符號」,我想這代表他的無言。情況顯然很嚴峻;因為他之前只給我發過一次表情符號短信,而且我敢肯定第一次是偶然的。

我的父母正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家中隔離,第二天下午我在FaceTime上給我父親打電話。他說:「我從未見過你媽媽這樣。」「她哭了兩天。」 他遞給她電話,當我看到她的臉時,就好像我第一次複診病人後經常感到不適,因為只看了他們的病歷。數據告訴你疾病的嚴重性,但直到看到病人的臉龐,我才感覺到有多嚴重。當我看到病人時,我已經學會為這個意料中的時刻做好準備。但是我沒有為看到媽媽做這樣的準備。我不記得曾經見過她害怕。她說,「我不忍心再也見不到你。」「好,」我說,「那我離開了。」就是這樣。

我的臨床主任告訴我不要再多想了,幾分鐘後,發現有人願意代我的班。有一天,我希望感謝那個人,但是現在我無法找到是誰代了我的班。我上任的日期與波士頓的新冠病人激增的同時。我必須說,照顧這些病人的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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