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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大埔案律師邱顯智感嘆:真的拿劉政鴻沒辦法!

 2015-04-30 21:59
丟鞋案律師、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邱顯智(見圖、記者黃謙賢攝)談到參選心路歷程,提到在丟鞋案打官司時,請法院傳劉政鴻,但劉政鴻幾次不出庭,拿他沒辦法。20150430 
丟鞋案律師、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邱顯智(見圖、記者黃謙賢攝)談到參選心路歷程,提到在丟鞋案打官司時,請法院傳劉政鴻,但劉政鴻幾次不出庭,拿他沒辦法。20150430 

前苗栗縣長劉政鴻今(30)日為陳為廷丟鞋案出庭,在庭上的相關說詞又引發議論,本報記者日前專訪該案律師,獲時代力量提名參選新竹市立委的邱顯智時,他談到為何參選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因為參與多次社運,讓他覺得無奈。

他提到像丟鞋案時,感慨說因為劉自稱是受害人,「那他就應該出來講」,但「我們幾次請法官傳他(劉政鴻)出庭,但法院就是不傳」,而在大埔案時,開一次庭就不起訴,「當事人問我說,我們真的拿劉政鴻沒辦法嗎」?他感歎:還真的沒辦法!

邱顯智還提到協助參與社運的朋友,「因為他們(國民黨、劉政鴻)透過選舉,就取得政權,然後就做這些不對的事,百姓去抗爭」,抗爭是真的很辛苦,只能用「疲勞」來形容,然後又要被起訴、判刑,後續還有一些法律程序。

從社運走向體制內參選,他說,因為律師的角色就是站得很近,「像洪慈庸在演講,我坐在旁邊聽,都一直掉眼淚,因為站得太近了!你知道他們難過在哪裏嗎」?

以下是專訪部分內容:

 

記者問:您過去參與社會運動,為何會想要參選立委?而且選擇感覺上藍大於綠的新竹市參選?

邱顯智答:這也是從一件案件而來。例如,人家說你打贏了爭議17年的關廠案,洪案廢除軍事審判制度,但那些觀察未必看到我們遭受的挫折,過程中有許多挫敗。比如說秀春姐(大埔案張藥房老闆張森文遺孀)就常告訴我,「為什麼我們告劉政鴻,開一次庭就不起訴,這個案子房子也被拆了,但我們卻拿劉政鴻沒辦法」?

我們從苗栗的丟鞋案,打到台中高等法院,就一直設法傳劉政鴻出來,那法官就一直不傳,因為劉政鴻跟我們說他是被害人,那他就應該出來跟我們講,他哪裏被害啊?到台中高時,法官就變得很挺,一直要傳喚劉政鴻,兩三次了,但他就是都不來。當事人問我說,律師,我們真的拿劉政鴻沒辦法嗎?還真的沒辦法!真的沒辦法,你知道嗎?常常遇到這種情形。

現在我當一個律師,很接近那些當事人,洪案那個將軍(前542旅旅長沈威志)判沒罪,我們還是拿他沒辦法,要怎麼辦?會有很多很多挫折。這種狀況之下,我就鼓勵洪慈庸,做伙撩落去(參選),還有東吳的教授胡博硯老師,我找他來做關廠案,他是我的學弟,到最後我們也是覺得說,很多事若沒進入這個體制是沒辦法的。

(記者問:從衝撞到佔領體制,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我們參加社會運動,當然到最後會有一個想法是說,如果沒有進入那麼體制,就是沒法度,是不是可以把這種無奈,轉化成一個積極的行動?

我小的時候,看黨外、民進黨,我的感受是說,他們總是衝在最前面,因為我住嘉義,我家在嘉義竹崎山上,我1991-1994年唸嘉中的時候,那時剛好是國會改選等議題。那時放學後都到中央噴水池,看阿扁,看李鴻禧,那時李鴻禧是最紅的,然後蘇貞昌謝長廷什麼的,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能替人民對抗國民黨,那是我當時的想像。

對我來說,從2011年我從德國回來之後,這幾年內陸續參與關廠案、洪案、苗栗大埔這些事,我的感想是說:這些民代或政治人物,怎麼都沒出來?變成只有一群律師和學生在現場。一群是我們這種律師,另一群是學生和社運工作者,然後在跟劉政鴻或跟這些壓迫的力量在對抗。我是過了一陣子才想,這樣不對,怎麼會這樣?那個狀況讓我對國、民兩黨都不滿,這是內心話。我認為以黨外的勢力,他們應該可以做的更多,要幫助工人、農民,當那台挖土機推過朱阿嬤的田的時候,你不可能都不做什麼事情,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說,如果我當選的話,我的做法一定會跟他們不一樣。我應該成為這些艱苦人的依靠才對,就像我在洪案這些案子裏扮演的角色一樣,因為人民繳稅 金給國家,我們才能讀國立的大學,我爸爸是嘉農的老師,有那薪水我才能去德國讀書,雖然去德國讀書學費並不算高,但這也是人民的血汗錢供我讀書。

我們家在竹崎山上的金獅村,那裏山上的人都是務農,我爺爺也是在種點,所以我非常珍惜,我爸爸唸嘉農之後,還有去台大唸碩士,所以他就回嘉農教,我就是在那裏長大的,寒暑假我都回去摘龍眼呢!因此對大埔這件事,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洪仲丘案,我也是跟他們講,洪仲丘就是一個庄腳囝仔、農家子弟,他爸爸第一天來找我時,跟我說洪仲丘很骨力,唸成大,他會施肥、噴農藥,還會除草…。這當然很有認同感。應該是要幫這些卡艱苦的人,做他們的依靠才對。

當然也有人選擇幫助財團、幫助有錢人,這是別人的決定嘛!因為我出生、成長在這樣的地方,所以(幫助弱勢的農民、工人)這是很自然的,為什麼你要用挖土機毀掉他們的田?這不對!為什麼沒人幫忙他們,讓朱阿嬤73歲選擇喝農藥,這本身是無法理解的!

至少我的作法會跟一些人不一樣,我比較會像早期黨外那作法,因為我是律師嘛,鄉下認為是可以讀得上去的,可以做弱勢者的依靠,這是我參與社運二、三年來的感想,和我的同事、還有許多學生的想法一樣。

思考這些抗爭的成本,因為他們透過選舉,就取得政權,然後就做這些不對的事,百姓去抗爭,抗爭是真的很辛苦,只能用「疲勞」來形容,然後又要被起訴、判刑,後續還有一些法律程序,因為律師的角色就是站得很近。像洪慈庸在演講,我坐在旁邊聽,都一直掉眼淚,因為站得太近了!你知道他們難過在哪裏嗎?

有一張照片上面,他們放了幾個人,有關廠的、大埔的,鄭性澤冤錯案,看到這些照片他們還沒講,我眼淚就快掉下來,因為照片上面那些人,我都載過他們,像秀春姐、洪爸爸,苗栗那些老人家、阿公這些,我都載過。站太近了!你知嘸!那是多痛苦!很多事情既然沒辦法,那就化為積極的行動(參選),很單純的想法。這是MUST的問題,而不是咱看到希望才去做,看到會選上才去做,社會運動哪有看到希望才去做的?像賴中強在弄反服貿時,他也沒想到會有318,或真的怎麼樣,就是覺得應該要做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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