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帝國」在臺灣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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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在臺灣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

2020-04-07 15:00
作者:文/陳偉智、汪俊彥、李承機、李育霖、曾文亮、林文凱、李衣雲、呂紹理、蔡慶同
譯者: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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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戰後」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記憶與歷史認識等理解為持續性的文化工程,但在時序上相應於歷史論述的構成與認知,約略將戰後的解殖民運動區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945年隨著日本戰敗並結束在臺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旋即執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重大文化工程,我們暫且將之稱為第一層的去日本化解殖民運動。其二是1980年代中葉以降至今仍然持續進行的所謂「後殖民」運動,我們將之理解為第二層的解殖民運動,也就是一般所謂後殖民運動。儘管該時期的文化議題相對複雜,但在第二層的解殖民運動中,主體性的追求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工作事項之一。此處必須強調的是,這一權宜的區分表面上看起來像是遵循歷史線性發展的過程,但事實上在記憶的實際運作中,兩者並非截然劃分的。特別是後者的行動方案中,第一層的解殖民運動論述經常影響著第二層,兩者之間彼此交涉重疊,糾纏不清。

內文選讀

一、關於「歷史記憶」

至於何謂「歷史記憶」,本書將採取並引申Maurice Halbwachs所指出之「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同時具有衝突與互補關係的論點。Halbwachs透過區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以及之間「尖銳的對照」,指出兩者的相互關係建立在「集體記憶」需要將「過去以要約後的圖式般型態顯示」,以作為「個人記憶」的輔助,並用以消解兩者間不一定相互契合的對立關係。從而,本書一方面採取「集體記憶」所具有的「圖式型態」,並納入記憶原本就不安定的特徵,將「歷史記憶」理解為在不同歷史時期持續存在,並一再被變造而變形的歷史相關記憶或其製作方法。另一方面,相較於一般國民國家的建立過程往往需要建構屬於國家的「歷史」,所謂「歷史」的相關場域即形塑國民的重要裝置,甚至需要把國民擺放在特定歷史脈絡之中。本書為了聚焦於作為特定歷史場域的臺灣其相關「歷史記憶」的方法,以及考慮到臺灣特有的經驗過程(或可稱長時期未嘗出現建構屬於自身國家「歷史」的政治狀態),並無法直接認為國民就會輕易在國家所建構的「歷史」得到安置。簡言之,本書主張「歷史記憶」的方法需透過特定的歷史意識始形成一套具有歷史意義的「時間感」。因此特定群體對於「歷史」的理解也並非歷史本身,而是更接近歷史意識的「時間感」,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歷史記憶」。

當然,對於「歷史記憶」的關注也必然連帶與歷史編纂或歷史檔案等議題相關,同時也無可避免將標誌某些特定的歷史認知與歷史論述的立場或位置等。本書聚焦這些議題,並非嘗試論斷何種歷史觀的真假,亦非宣揚或斷定某些政治立場其正確與否。相反地,是將既定的歷史論述與記憶「問題化」,亦即深入這些歷史記憶的肌理,爬梳其生成的脈絡,並藉以披露這一歷史知識的生成系譜與權力配置。換句話說,這一關於日本殖民時期記憶的重新理解,恰恰標誌此時此地的一次歷史事件,一次見證(witness)歷史的當下時刻,而這些思考與論述也將進一步檔案化為歷史的證言(testimonies)。

二、關於記憶的「檔案化」

本書認為任何有關解殖民的文化工程都必然與意識型態、語言、文化政策,乃至一般民間文化活動密切相關。但重要的是,如同呂柯爾(Paul Ricoeur)指出,任何「自然記憶」都必須重新被喚醒、被追認,並強調認知與實踐的面向。引申來說,這便是一般所熟知的歷史認知與歷史編纂,亦即從一個特定視角對記憶進行重整或統合,也等於某種歷史過程與歷史知識的構築,其中就會涉及記憶的定型化與經驗材料的檔案化。從而,呂柯爾所謂的「自然記憶」僅止於一種未被喚醒或追認前的型態,仍然必須在特定歷史框架中經由既定的時空認識模式,而由人工轉化為某種獲得記憶的結果,也就是轉化為歷史知識與論述。此般過程即等同「歷史記憶」被賦予價值與意識型態之過程,或如同前述之「個人記憶」需要連結「圖式型態」般的「集體記憶」,以完成一套「歷史記憶」的做法。

然而,此處仍然必須強調本書目的並非希望再現那些被記得或遺忘於歷史現場的經驗,或重述既定歷史知識的系統,而是將其「問題化」,藉以披露歷史的知識系譜與其權力配置,以及人們在建構「歷史記憶」時的各種特殊文化裝置。在這一方面,需要從既有的知識考古學轉向為系譜學的考察,亦即從歷史經驗的細微之處以及歷史知識系統的斷裂之處進入,探索其論述的系譜脈絡及其權力布置。將記憶的定型化模式以及知識系譜構成加以「問題化」時,本書不會如同既有的知識考古學者一般成為新的檔案學家;而是與此同時,本書也會承認自身也是知識權力關係的繪圖者。當此面對歷史記憶的重新檢視與理解體現的時刻,一方面是一次「驗證」歷史的倫理行動,並標示此一重新驗證歷史的當下時刻;另一方面,重新檢視關於歷史記憶「檔案化」的同時,也正彰顯歷史的「去檔案化」歷程。

更進一步,對於歷史記憶的重新驗證也將挑戰歷史編纂所賴以建立的線性時間發展觀念。如果前述「自然記憶」甚或人工的記憶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框架中成為歷史知識與論述,那麼我們應該直接「遺忘」甚至「清除」歷史而返回記憶,因為記憶本身事實上已經標誌著不同於歷史的時間認知結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即指出,「過去」會作為虛擬的記憶而與當下共存,並在當下的「濃縮」中具體成形。柏格森在著名的倒圓錐形時間結構示意圖清楚說明,已成為虛擬的過去會在當下濃縮而成為實際的記憶;或者反過來,當下會持續進入虛擬過去的不同層次進行找尋,而成為具體實際的記憶。

柏格森關於記憶的時間構圖也適合我們用來理解「日本時代」記憶在戰後各種文化方案的運作情形,不管是透過回想(recollect)或非自主性的回憶(involuntary memory),「日本時代」的記憶必然在特定當下的平面中被具體化或實際化,甚或被轉譯成歷史敘述,並進一步建構成為特定歷史的相關知識。從這一角度觀之,戰後關於「日本時代」的記憶構成並非如歷史一樣是線性發展的,也正因為從不同時期所回復的「日本時代」記憶彼此之間並不必然存在邏輯性的前後關係,每個當下的平面與具有虛擬性質的過去圓錐體,就成為一種直接連結的相互關係。

三、關於記憶的「皺褶」

從而,本書進一步以「皺褶」(fold)一詞來描繪記憶之於歷史的複雜構成(或稱「歷史記憶」的構成方法)。此處可以先將記憶視為有如皺褶般的蠕動特性,並在皺褶運動中逐漸形構層疊的皺褶。因此皺褶一詞不僅用來稱呼記憶的活動,同時也指涉記憶活動所形成的記憶皺褶。如此一來,任何當下的追憶活動中的確將過去的記憶折疊在內,使其定著化並取得形式,進而構成歷史的論述與知識。而這些既定的形式與歷史論述就如地層的疊層一般作為基礎,並與持續而來的折疊運動相互影響。這是為何本書主張在第二次解殖民(或「後殖民」)的皺褶活動中,無可避免地涵括第一次皺褶的各項記憶元素。

更需要在此指出的是,每次記憶的皺褶蠕動中,皺褶除了將外部內折形成知識之外,同時也將自身外折,亦即將某些「歷史」遺忘而返回記憶,返回一個更廣泛的虛擬歷史性存有,而這點正是本書對「日本時代」記憶重新驗證的最重要企圖。此處無法也無意釐清「真實」的歷史為何,或「真實」的記憶為何,更遑論標誌一個政治正確的歷史觀或歷史編纂學。本書對於各項學術論述與各種文化檔案的重新考察,是期待披露「日本時代」的記憶其定著與消解,以及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合褶開褶,甚至指出往後仍會持續反覆的開褶合褶運動。從這一角度看來,與「日本時代」相關的記憶形構過程,即作為方法的「日本時代」,才是理解當下「歷史記憶」構成,甚至往後歷史發展方向的重要方法。

戰後不同時期與不同意識型態的解殖民文化工程對於歷史記憶的定型化都有一定效用。「日本時代」的記憶,當然包括自然與人工的記憶被喚起,重新認知與理解,乃至進一步構成歷史知識與論述。這是記憶的沉積化作用,進而逐步堆疊成歷史知識的層疊。然而,這一定型化應被視為持續變化的過程,因為定型化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正意味著固定型態的解消。這一持續不斷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也可以被理解為歷史記憶的定型與再定型,亦即一段彼此交織交疊,並不斷彼此衍生的歷史歷程。

此外,記憶的「定型—生產」過程一方面與被殖民歷史連結,另一方面也與當下的歷史時間連結,這正是本書嘗試披露的記憶皺褶運動及其歷史效用。例如,許許多多的大眾文化或文化產業(例如漫畫造型等),總是一再取之於歷史圖檔並重新賦予新的形象。但這不應僅被視為歷史形象的再現或更新而已,而應被視為歷史記憶的重新製作與再生產。歷史記憶在這一生產過程成為材料,然而也在其中推陳出新,構成新的歷史記憶。這一層面上,歷史記憶的定型化與構成也與文獻紀錄的利用與記憶的檔案化密切相關,因此歷史文獻檔案所被賦予的政治性於是成為記憶的政治。

作者簡介

陳偉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汪俊彥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曾文亮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文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衣雲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呂紹理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蔡慶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副教授

李育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李承機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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