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習五條後臺港澳關係發展挑戰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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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習五條後臺港澳關係發展挑戰及政策建議

2019-05-14 11:20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談話;對於習五條,香港經驗告訴我們,國民意識是最後的堡壘,我國不宜讓中國在我國的多元文化政策中找到製造族群對立衝突的空隙。圖/擷自央視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談話;對於習五條,香港經驗告訴我們,國民意識是最後的堡壘,我國不宜讓中國在我國的多元文化政策中找到製造族群對立衝突的空隙。圖/擷自央視網

2019年1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會上發表講話,針對兩岸關係的今後發展,提出了標誌習近平時代的五條主張,重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剛在前一年底九合一地方自治選舉中遭到挫敗的民主進步黨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旋即召開臨時記者會發表回應,明確否定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原本跌宕到谷底的民意調查聲望,竟應聲強勢反彈,臺灣民意的所在和走向,對比韓國瑜在地方自治選舉捲起的韓流旋風,由此立判,臺灣人民支持兩岸和平發展、共存共榮,但是厭惡武力恫嚇,反對消滅臺灣國家主權和憲政民主的任何統一方案。

一如從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兩岸關係研究學者紛紛跳出為習五條辯護和詮釋、註解,當中特別提醒我國人應重視習五條中有關兩岸民主協商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倡議,以白話文表達的習五條,竟然讓臺灣民意不解其微言大義,真不知是習近平太笨、統一戰線工作能力太差,還是臺灣人民太笨,不會體察上意?

習五條大意

習五條對臺工作方針,有目標、實踐、前景、基礎與認同五大重點,大意如下:「

第一, 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1. 廣大臺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2. 臺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
3. 共圓中國夢。
4. 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

第二, 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1.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2.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
3. 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1.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2.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

第四,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1. 打造兩岸共同市場。
2. 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
3. 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第五, 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1. 親人之間,沒有解不開的心結。
2. 熱忱歡迎臺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兩制臺灣方案避談是否承認現行臺灣憲法秩序

習五條中我認為較有新意的,是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民主協商和金馬小四通,關於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臺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2014年主持研究出版的《一國兩制臺灣模式》一書,當中對於一中三憲、一中兩憲及坦尚尼亞模式有所討論,被認為是突破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高度自治之特別行政區體制而適用於臺灣的可能模式,一中三憲的構想源自我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也就是通過兩岸和平協議或基礎條約的簽訂,以之作為架構兩岸共同屋頂的中國憲法,兩岸則仍保有國家法人地位和既有憲法秩序,此則類似於邦聯國的建立;一中兩憲出於我國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光國,主張基於現行兩岸憲法秩序,由兩岸簽訂一中和平協議;坦尚尼亞模式則出自對岸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助理教授王貞威的主張,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原由坦噶尼喀和尚吉巴兩國組成,尚吉巴現為坦尚尼亞的自治共和國,尚吉巴總統為坦尚尼亞內閣成員。黃光國贊同王貞威關於坦尚尼亞模式的主張,即在未來統一的中華聯合共和國之下,尚可保留中華民國。以上幾種模式,都和現行香港、澳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有所不同,簡而言之,港澳高度自治地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單方制定和解釋的基本法來決定,這種模式不可能為臺灣所接受,臺灣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的安排必須擁有自決權,而且必須在承認臺灣現行主權國家地位和憲法秩序的基礎上來展開兩岸的政治協商。習五條不談臺灣中華民國現行的政治地位,迴避了兩岸關係中關於臺灣人民主權和自決權的根本問題,因為臺灣人民如果沒有主權,臺灣的憲政民主制度現狀就不可能維持下去,而只能取決於大中國的善意。習近平和對岸的涉臺智庫,對於制度差異是兩岸分歧的所在,臺灣需要制度的有效保證,習近平和對岸的涉臺機構人員,經過多少年的研究,是明知而不問,裝糊塗?還是茫然未知,真糊塗?

民主協商對象具選擇性

習五條談到兩岸臺灣方案的協商,臺灣人民將擁有與對岸對等的協商地位,而不同於昔日的港澳人民,被完全排除在中英和中葡兩兩的正式談判過程之外,但習五條又對臺灣參與兩岸協商的政治力量限定了條件,即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對「臺獨」。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來把在兩岸關係中維護中華民國主權的主張都歸類為臺灣獨立,在其所詮釋的九二共識中,只有一個中國原則,而沒有中華民國。對岸如果不將臺獨的定義釐清,則臺灣恐怕只剩下新黨和中華統一促進黨以及一堆統派幽靈政黨能為對岸接受為協商對象,而這些無法代表臺灣普遍民意的政治力量,憑甚麼代表臺灣人民對外協商臺灣的前途?習五條所談的民主協商,顯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安排下由兩岸政黨或個人為參與者所展開的會議過程,其協商的主體,不是兩岸政府,而是兩岸的政黨和各界別代表性人士,是排除中華民國角色的協商,也可能是排除相關性政黨,而直接和民間言論領袖對話的最後的結果,必然就是統一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個政黨和個人,個個擊破意見零碎分歧的分子化對手,甚至就在談判桌上兵不血刃地就地解體了中華民國。

金馬四通,單向融臺

金門、馬祖兩個離島縣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之側,過去如兩隻巨螯牽制著閩南與閩東,隨著兩岸臺海區域戰力的消長以及現代戰爭科學技術的進步,金馬在國防上的前線作用已經大為消退,作為維繫兩岸民間關係和平發展的象徵意義反而不斷在提升。金門馬祖人民追求地方繁榮富裕的心理應當受到理解和支持,而其在前線所面臨的戰爭或淪陷的風險也應當受到管理。對岸提出金馬通水、通電、通氣、通橋四通的倡議,在金馬地方受到歡迎,因為兩地隔絕海外,自來水、電力和天然氣的供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險,如能就近自對岸福建省獲得補充,可以保證供應量的正常和充分。金門供水議題最早來自金門縣長陳水在的主張,後來獲得對岸福建省的響應和我國中央政府的同意,復經由兩岸海峽交流基金會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授權兩岸地方政府進行協商,由福建省晉江市龍湖引進自來水源,通過海底管道向金門縣供應,去年八月通水儀式上,金門縣長陳福海提出新三通,希望通水之外,再通電和通橋,即向對岸購電和興建金廈大橋,此次習五條中的金馬四通,顯然是對於金門縣新三通的正面回應。

在目前兩岸官方互動中斷的情況下,通水之外的三通如何啟動,對岸的意圖明顯,即希望繞開中央政府層次,直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和金門縣與連江縣政府協商,如果民主進步黨政府反對或橫加阻撓,勢必引起金馬民怨,因此,我國中央政府宜乘勢利導,就我方可接受的四通方案先行進行評估與規劃,再由海基會授權金馬兩縣政府與對岸展開先期和分階段的協商。

金馬四通的背後,其實存在著金廈和平實驗區或金廈經貿特區的圖像,這一構想的主要發動者為臺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秘書長謝明輝,而得到金門縣長李炷烽、立法委員吳成典、陳福海等金門地方人士的響應,基本上是希望金門經濟能與廈門進一步整合,並以泉州和漳州為外緣,形成閩南經濟圈或生活圈,而期待能以一國兩制的概念描述金廈特區和兩岸中央政府的關係,這顯示金門當地基於地緣關係,希望在兩岸關係中有更積極有利於兩岸和平和地方發展的作為。其中,興建金廈大橋將金廈連為一體,是金廈特區建構工程的基礎工程。金廈特區的主張已為現任楊鎮浯縣長所支持,對岸的反應反倒始終冷靜,因為金廈特區涉及的制度與價值的融合與衝突問題,甚至會從閩南擴散蔓延到福建到鄰近各省,畢竟金門不是香港,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完全影響和控制的。所以對岸所正面回應者,為興建金廈大橋,並納入海西高速公路網進行佈局規劃。二零零七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新聞局局長張銘清出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時,曾部分呼應李炷烽,提出金廈資訊一體化和一國兩制新聞學的主張,支持金廈新聞自由交流合作。其實金門和臺灣都是資訊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制度環境,金廈資訊一體化,張銘清的潛台詞並不是要金門實施新聞管制或自我審查,而是希望廈門媒體擺脫政治管制實施新聞自由,但在當前習近平核心的領導下,這一政治條件恐怕已經不存在於廈門了。

由對岸對金馬四通問題的回應可看出,在金廈一體化的問題上,對岸只想處理與金門經濟民生有關的層次,而且是創造金門長期依賴海峽西岸福建省經濟的形勢,並不想讓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合作治理或共同管理的名義將手伸進廈門。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既然已經提出,又強調不同於香港澳門模式,則關於香港澳門回歸以來失敗的治理經驗,也必然是對岸所要吸取的教訓,接下來,本文則就要試著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香港與澳門的歷史作為,而由此來看未來該國如何對我國內部展開統一戰線工作,再就臺港澳關係情勢進行研判,提出政策建言。

中共接收港澳工作之策略作為與實際執行情形

香港澳門原本都是殖民地,英國和葡萄牙在當地實施的都是殖民體制,由殖民母國任命的總督來主持行政和立法大權。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洽簽,乃至於199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香港人民都不是主體,甚至不被視為當事人,這一模式又進一步套用在澳門。英國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原欲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來實現港人治港,終結殖民體制,這一以「民主直通車」通稱的政策,是要以民選的立法局直接過渡到主權回歸之後,沒想到竟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橫加反對。一言以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允諾的一國兩制,是維持香港殖民體制現狀下的兩制,不是香港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另起爐灶,在1996年任命了臨時立法會,提前展開回歸後的立法工作,根本架空了立法局,更早在1993年便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下指導棋,形同提前接收。1997年7月1日回歸之後,立法局解散,臨時立法會成為正式立法機關。彭定康政治改革的失敗,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始就是想要在香港繼承英國的殖民宗主國地位,而不是要放手任由港人自治。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意香港人民自決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政治改革,則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4年以主動解釋法律的方式,巧立名目創設出所謂政改五部曲五道程序關卡來加以阻擋,即先由特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政改報告,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同意後,復由特首向立法會提出政改方案,立法會須以三分之二多數決審議通過政改方案,獲特首同意後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但特首參選前還要通過特首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投票的預選。

2013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與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的一場座談中,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對於普選特首人選問題的「堅定不移」立場,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是未見於任何法律文件的政治標準,是否愛國愛港實際上則由中國共產黨來認定,無疑乃可歸結為「愛黨」。

2014年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雨傘革命和2016年魚蛋革命的秋後算帳,以暴動罪起訴抗爭民眾和學生,說明了香港沿用英國殖民法制的結果,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司法上也取得了屬於殖民宗主國的優勢地位,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爭議的主動釋法,做出得以審查宣示人誠意與否的決定,並以此為由褫奪了數位議員的資格,這一事實,也告訴我們,「愛國愛港愛黨」這一參政門檻,端賴特區政府依其對人的好惡來判斷與認定。

在政治之外,2003年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簽訂了《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剝奪了特區政府對於中國大陸人民入境香港的邊境管理權,大量湧入自由行和移居的大陸人民造成了香港人民生活環境的嚴重負擔,生活品質下降,福利資源緊張,勞動者工資水平停滯,樓價上揚,貧富差距拉大,族群衝突日增,以致引發香港本土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危機;而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是使香港的製造業全部外移大陸,大陸黨國權貴資本進佔、滲透香港和利用香港洗錢,香港從而對大陸形成高度的經濟依存關係,在這一不利於香港自治地位維持的經濟形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內政的干預已經越來越有恃無恐,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領域,對於香港自由港地位的負面影響毫不為意。而由環珠江口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港珠澳大橋落成通車之後勢將加大力道,加速大陸對香港的融合,根本動搖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經濟和信心基礎。

中共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可能借鑑之港澳統戰經驗

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現狀仍是感到不滿意的,不滿意之處在於香港人分離意識的不斷上升,而不斷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權威,而阻礙了香港與內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體化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治理成敗的檢討,主要是歸咎於未在回歸之初即在香港加強國民愛國主義教育以及香港人民與內地的交流,以致錯失通過國家安全立法、建立和鞏固香港人黨國意識的良機。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自信心和虛榮心的膨脹,他們對於香港是否持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根本已經不思珍惜,維持一國兩制樣板的理由,只是為了垂範臺灣。

正因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結果難以說服臺灣人民,將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臺灣的未來治理模式脫鉤,乃成為不得不然的政治選擇。鄧小平昔日便有臺灣將保有較之港澳更大自治空間的說法,如今則逼使習近平必須面對臺灣特殊化的這一現實,換言之,畢竟臺灣原本就存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任何的一國兩制方案在目前對臺灣人民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所以只要逐漸削弱臺灣的主權地位,使臺灣最終不得不屈服於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事實上宗主國地位,再由此過渡到法律上的中央政府地位,就應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方案的設想了。我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階段和可見的未來會有武力併吞臺灣和實施直接統治的妄念,因為將付出難以償還的族群仇恨的歷史代價,同時中國大陸和臺灣制度不同,直接統治所造成的磨合與衝突,乃有可能衝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正當性,或者習核心的領導威信。

基於香港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要對臺灣先期展開鋪墊的各種預備動作。從統一戰線工作的角度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仍舊深信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工作失敗是香港治理的根本問題,則本文推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將會加強在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戰作為,最有可能是以中華文化的捍衛者姿態,與中國國民黨及統派政黨合作或相呼應,將民主進步黨妖魔化為臺灣獨立基本教義派政治力量,同時透過深入臺灣社會基層民眾的廣泛經濟文化交流,建立公共關係,爭取臺灣主流社會多數民眾的好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將會致力於透過代理人在臺灣建立意識形態文化霸權陣地,所以對傳播媒體的滲透和控制會是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即大舉以廣告收買或收購媒體股權,而企圖達到根本控制主流媒體言論立場進而利用其形塑民意的目的,其在臺灣,已經有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甘而為之前驅,其他覬覦妄想中國大陸市場的媒體,也極容易出賣靈魂自我審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命;以香港國民教育爭議的前車之鑑,我們也相信,從《十二年國民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到教科書的編纂,將可能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伸手影響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將會持續透過臺商的政商關係或是與臺灣本土社會關係的直接交往,影響各級政府和議會的立場和決策。而他們當前對臺政策的重心,已經由招商引資轉為融合了,這與臺灣對大陸經濟的高度依存度有關,加上中國經濟崛起多年已經壯大,使他們不再需要大量依賴臺灣的資金和人力來發展自身,反之,通過在教育、租稅、福利、投資等等方面的國民待遇措施,將臺灣人吸引進入中國大陸,產生密不可分的社會連帶關係,藉此也在臺灣社會內部培養出龐大的親中隊伍,就能夠影響臺灣人心和民意走向,利用臺灣的選舉民主制度,選出能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代言的政客。

面對這一可能的情勢,我們最好的對策,應當是趨吉避凶。香港經驗告訴我們,國民意識是最後的堡壘,因此我國不宜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國的多元文化政策中找到製造族群對立衝突的空隙,強化現代公民教育中憲政民主人權法治價值的內化,而以之支撐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的過程和架構,是在意識形態文化霸權領域最佳的戰略。由此,將中華文化視為臺灣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環,臺灣文化發展的成就將有助於充實中華文明,應當是我國應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統戰策略的最佳武器,如此一來,臺灣的主權以憲政民主的國家型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是中國大陸猶在黨國專制統治底下,當前最為符合中國文明化和民主化利益和有效風險管理的制度安排。在多元和開放的社會,要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代理人對臺灣社會進行統戰並不容易,因此,我們應當化守勢為攻勢,加強對中國大陸人民和各民族的文化影響和價值輸出,視之如同政治作戰,而總統和政府高層善用臺灣選舉政治行銷技巧對中國大陸社會宣揚臺灣進步價值,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暴政,爭取中國大陸民眾好感和同情支持,就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抵銷他們對臺灣進行統治宣傳的力度效果。

至於臺港關係,眼見香港自由港或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在亞洲陣地的地位逐漸弱化,我國應當思考取代香港經濟地位的國家大戰略,在國內設立境外經濟特區,鬆綁法律,延攬優秀的香港人才和企業來臺灣發展,補強我國國際經濟金融服務不足之處,為我國創造有利國家競爭條件,而我國則也可提供香港人民在人身自由和資金避險的管道,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在香港家鄉奮鬥打拼,也可以與臺灣分享香港發展的成果。

澳門則由於地理和產業條件不佳,在面對一國兩制時,最初反而期待回歸之後可以改善葡萄牙治理不佳的狀況,因此澳門人民對於高度自治的需求不如香港。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澳門人民有香港和臺灣為心理後盾,因而得以安身立命。對於香港與澳門民眾意識的差異,有其現實上的結構因素,這是我們需要認識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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