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SARS後13年/一句愛台灣 讓醫院同心抗煞
寄件人 E-mail
收件人 E-mail

SARS後13年/一句愛台灣 讓醫院同心抗煞

667人感染、81人死亡、395億經濟損失,和平醫院被蠻荒封起、台大醫院百年首關急診,曾經,人心與人心也戴起了N95...

 2016-03-14 15:12
13年前的SARS,曾讓台灣全島成了「恐懼之島」。如今,一個季節性流感就讓全台急重症大亂、民心不安...,防範傳染疾病這一課,13年來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圖片來源: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民報》影像處理)
13年前的SARS,曾讓台灣全島成了「恐懼之島」。如今,一個季節性流感就讓全台急重症大亂、民心不安...,防範傳染疾病這一課,13年來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圖片來源: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民報》影像處理)

【編按】13年前(2003年)3月14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CDC,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接獲台灣第一例SARS病例通報,一直彷若遺世獨立般存在的台灣,迅速捲入全球危機風暴中心。

這場風暴捲起的,不只是疫病對人身安全的奪取、更是對人性的突襲,病毒測試的不只有醫療公衛體質,還誘發了血淋淋的政治鬥爭、冷冰冰的國際現實。667人感染、81人死亡、395億元經濟損失,和平醫院被蠻荒封起、台大醫院百年首關急診,更慘痛的是,曾經,人心與人心也戴起了N95,失去同理和同情。

13年過去,許多當時不能說的祕密,逐一顯露。從荒腔走板到凝聚力量、從粗暴冷漠到挺身而出,有些人自此胸前別起閃耀的徽章、有些人和家庭再沒走出黑暗陰影。這一仗,輸掉的部分不該忘、贏回的又有哪些?未來疫病考驗不會就此結束,國家政策、醫療體系、人民素養該要由血淚中更茁壯。

「這不只是天災、也是人禍!」專家事後下了註解。《民報》今起將推出一系列<SARS後13年>專題報導,悼念追記、檢討針砭這場本世紀台灣最嚴峻考驗留下的傷疤、抗體與前方仍有的難題。

運氣,只能救你一次。引用在台灣SARS百年大疫上,再貼切不過。

台灣首例SARS感染者勤姓夫妻第一時間被台大攔截,有些機運。勤姓夫妻兒子當時就在CDC服替代役向CDC書記郭明珠提起,在中國工作的父親返台後就因不明原因引發肺炎住院,病況來愈嚴重;警覺性高的郭立即通報當時正密切關注中國非典型肺炎的CDC副局長許國雄。不久,勤太太也因肺炎進入台大,台大感染科驚覺不尋常,才如此快速通報首例個案。

如此的「運氣」應是讓政府與其他醫院更要警惕、加強防範。但政府竟忙著沾沾自喜,宣誓零社區、零死亡及零輸出的「三零政績」,高調召開全球第一場SARS國際會議。2天後和平醫院即爆發嚴重院內感染,之後上演駭人的和平封院,被「關」在院內的醫護在窗口呼救、企圖脫逃的畫面在全球播送,成了最不人道、也最不堪的一幕。

三零一個月內歸零,全台如SARS恐懼島。如今倒帶,讓疫情失控的有五大關鍵

和平封院當晚,前CDC局長陳再晉打了電話給他的老長官、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李教授你要出來拯救台灣,不然台灣會很慘!」

後來李明亮(下圖。柯文哲辦公室資料照片)奉派執掌抗SARS總指揮官,事過境遷,他曾撰書直言,台北巿初期疫情失控的問題就在中央與地方對立,形容當時衛生署就是抱著「我就是要看你死」的態度,而台北巿衛生局則是「我就算死了,也不會向你求救」,弄得一發不可收拾,結果受害的是老百姓。

當年,是總統陳水扁任期最後一年,積極尋求隔年連任;時任台北巿長馬英九則已連任、早已為2008年總統大選鋪路。擔任抗SARS副總指揮官的黃富源呼應李明亮的說法,「初期台北巿的衛生局就是競選團隊,當時每次來專家會議,對會中的共識都點頭沒意見,但轉身出去開召記者,說的又是另一套。」

SARS初期時還沒有成立指揮中心,衛生署責成專家小組幫忙做決策和個案判別。台大醫學院院長張上淳說,但同時,台北市也有成立自己的應變小組,確實會有一些資訊不同步的狀況。

藍綠互鬥影響防疫登革熱再次上演

SARS中期接任CDC局長、與臨危授命接掌衛生署長的陳建仁併稱「抗煞雙仁」的蘇益仁,曾於和平封院之後交給李明亮一份「密件手稿」,直指和平大禍的因素,絕非單一疏失,而是一連串的錯誤造成,「包括醫院、病患及當年台北巿衛生局長邱淑媞等部分官員都必須負責。」

目前擔任南台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講座教授的蘇益仁指出,當時和平醫院封院中央與地方互摃,中央是民進黨執政、地方是國民黨,藍綠之爭的情況直至今天還在持續,台南登革熱疫情角色轉換,中央是藍、地方變綠,同樣中央都有袖手旁觀的心態,防疫除了專業,「態度」也很重要,如果領導人是這樣冷眼心態,那疫情防堵得賠上更多人力、物力以及民眾的健康。

直至和平失控後、仁濟也淪陷,才將防疫提升到行政院的層級。張上淳表示,當時也有人建議不能再用原來的專家諮詢小組,因為原本的專家小組不是專職的,各自有其他職務,開會或召集時才來。「這是沒辦法應付疫情的,應該有一個專責的人做指揮官的工作。」

政治凌駕專業,是SARS疫情失控起點。黃富源(左圖。黃謙賢攝)透露,直到李明亮接掌總指揮官,中央地方事權才統一,李明亮還婉轉對馬英九說:「巿長太忙了,不要自己當對話窗口,可指派專責人員和中央對口即可,後來由副巿長歐晉德擔任台北市政府SARS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整個防疫工作就協調、順暢多了。」

儘管政黨色彩和專業範疇不同,但黃富源盛讚歐晉德是極為優秀的技術幕僚。「他可以說是當時我們的『手和腳』,當時要把照顧患者的護理人員集中隔離的地點、運輸的車輛都是他主動協助安排,甚至萬華華昌社區出現社區感染,最後整個清除工作結束時,他還自己去巡視一遍,又找出一名個案。」

「這證明,人若無私心,專業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黃富源說。

政治力量阻擾台灣抗煞,除了在島內的內鬥,在國際上也不斷受到打壓。台灣人的健康人權一直成為國際現實環境下的犧牲品。

疫情爆發初期,全球對SARS仍一知半解,病例的診斷、病毒的特性、防治的手段、治療的建議等等,WHO作為全球健康衛生組織,無論基於職責或人道,理應將所有資訊提供給世界各國、特別是疫情發生的高危險地區。

但台灣3月14日出現第一個病例之後,CDC局長陳再晉於3月19、21、24、26及4月3日五度向WHO發出求救信函,多次表達希望能提供SARS防治技術協助及最新資訊,以防止疫情在台蔓延;同時也針對WHO將台灣誤列為中國一省要求更正。但完全未獲當時WHO幹事長Dr. Brundtland任何回應。

李明亮日後感嘆,如果當時台灣在第一時間能獲得緊急援助,相信抗煞過程會容易得多。

現任疾病管制署署長郭旭崧(右圖。中央社資料照片)也不平地指出,在SARS防疫工作上,台灣早就可以從WHO除名,但很明顯,WHO先於2003年6月17日宣布台灣自旅遊警示區除名,直至到7月才宣布疫情結束,這就是政治考量,「為了要避免製造出台灣和大陸分屬不同國家,其實明明台灣可以更早一點除名,這很明顯是政治操作。」

       

和平淪陷後,當時已知,發燒是SARS病人最顯著的徵兆,部分醫院拒收發燒病人、加上病人對當下仍維持「零死」的台大醫院信任,病人大量湧入台大急診,連專責醫院松山國軍醫院眼看都要爆滿。

黃富源說:「我印象深刻,當時都是深夜在行政院開會,直接向行政院長游鍚堃報告,有一夜,當著七個醫學中心的院長,新光洪啟仁、國泰陳楷模、台大李源德、三總陳宏一、榮總李良雄、馬偕黃俊雄、長庚陳昱瑞面前,張上淳哭了。」

台大急診快要支撐不住。張上淳說:「當時會議中又接到電話傳來,仁濟醫院也已經要失守了,因為署立台北醫院也湧入了許多從仁濟醫院轉去的病人。但其他大醫院仍未伸出援手,台大容納不了。」

現場的院長,多位都是張上淳的老師,當下一片靜默,仍不願接下燙手山芋。張上淳(下圖)一時情緒湧上,忍不住問:「大家究竟愛不愛台灣?」游鍚堃也一臉凝重。七位醫界大老才終於點頭同意,立即準備、清出病房、動用人力,做好收治SARS轉院的準備。


張上淳(黃謙賢攝)                                                                                                      

張上淳提到,「當初台大沒有辦法將全部病人都收治進來,需要把病人轉院,拜託三總、榮總或是署立醫院幫忙,也讓他們開始熟悉處理SARS問題。」從那時候開始就持續有轉出去的個案,等到和平醫院要轉病人出來的時候,也面臨了很多為難的狀況。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之後,從派駐華府負責WHO事務被調回擔任抗煞指揮中心辦公室主任的郭旭崧指出,疫情當頭,由於恐慌,出現許多荒謬的情況,甚至有些縣市不願載著SARS病人的救護車經過,還有民代出來阻擋,更別說是要後送到其他縣市的醫院,困難重重。中央與地方、各醫院都有本位主義,最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大家都怕染煞,因此推來推去,「忘了大家都是台灣人、一家人。」

郭旭崧認為,面對SARS這樣的新興病毒,大家都怕,CDC也一樣,有人願承擔、也有人能閃就閃,所以才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面,不能老是把勇敢的人推去當砲灰。

事實上,台灣原本有機會堅壁清野、在SARS中全身而退,關鍵就是No.149號病人的漏接。事後證明,這名後被稱為「和平醫院曹姓洗衣工」的婦人,正是本土病例的源頭。

最早發現此一例、還手繪出其完整傳染樹圖的蘇益仁(左圖。蘇益仁教授提供),至今對此無法釋懷。他說,台灣整個疫情擴散的關鍵就是這名曹姓婦人,牽動了日後整個疫情擴散、和平封院的中央與地方對立,同時反映出台灣官方與學界自信與創新能力均相當薄弱,墨守成規導致疫情失控。

蘇益仁於2002年獲延攬為昆陽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 SARS爆發之初,他負責疑似SARS個案病毒篩檢,見證NO.149個案檢體2次均被檢驗為陽性,而且2個檢體還是分別從和平醫院和新光醫院送往實驗室檢驗,當時就確信該例為SARS個案。但專家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卻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一定要去過疫區(大陸或香港)才能判定為SARS病例」,曹姓婦人未到過疫區因而排除。

「委員會當時有17個委員,每個都是學界代表,不信任科學證據,一味的依靠WHO的指引,這很可笑。」蘇益仁開玩笑說,「台灣不是WHO成員,但我們的人最遵守WHO的指引。」官方也一樣,只要WHO說的就不疑有他,結果反而不利疫情控制。

4月15日專家委員會排除NO.149個案為SARS,蘇益仁打電話給當時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請她注意,無奈不被相信。蘇無奈的說:「如果她採信我,把曹婦隔離,就不會爆發4月22日的和平封院,也不會延伸出仁濟醫院封院,以及高雄長庚院內感染的事件。」

張上淳則認為,SARS是一個全新的疾病,所以一開始是參考WHO的定義,主要是要有接觸史、曾到過疫區旅遊,這是很大的指標。曹婦是沒有出國過的,在和平醫院還沒有類似個案的情況下,一開始不會馬上想到是SARS,可是他周遭如果接觸過的人也有發燒的問題,這又是另當別論。

「或許第一時間沒辦法單單從一個洗衣工就認定什麼,可是如果在和平醫院裡面,好端端的住醫院裡面的人,包括可能有工作同仁,他們也無緣無故就發燒起來,有幾個同一間醫院的人、在那個時空環境下也都有發燒的狀況,是不是需要更高一點的警覺?不要先當作都沒有問題。」


蘇益仁給李明亮的密件中,親手繪製NO.149病例的傳染樹圖,認為其是SARS本土
散播的超級感染者。翻攝《走過SARS》                                                                  

蘇益仁直言,SARS是天災、也是人禍,台灣的許多專家學者、學術界很習慣「Me Too」,臉書有、論文有、別人說有才是有,「對自己沒信心」。實驗室都已經檢驗出來,但學界多半沒有創新思維,也缺乏科學防疫概念,沒有創新就沒有自己的思維,那要發展生醫產業,很讓人懷疑?

事實上,SARS剛發生後,美國CDC派人來看,發現台灣不少醫院原本就有負壓隔離病房,覺得台灣做得很好,曾戲言,若罹患SARS要送來台灣。張上淳說:「所以,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應對準備,只是沒有想到發生這麼急和這麼嚴重的狀況。」

但和平事件,從院內感染的疏忽、事後封院的草率,最終在台灣社會、甚至國際社會留下了永遠難以去除的悲慘畫面。當時的醫護人員、病人們被關在醫院裡、在窗口呼救的驚恐表情,如今仍令人揪心。

其間曾與和平視訊的張上淳說,裡面景象真的很嚇人。當時不僅把休假的醫護、甚至已派到他院支援的一併召回、連只是去看門診的病人都留下。但通常醫院的容量並沒有辦法把全部醫護人員容納進來,「護理師輪三班,平常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裡面,全部關進來的話,人要去哪?」當時情況是,護理人員甚至要坐在同一張椅子,那種景況很可怕,把醫院塞得更擁擠,只會增加感染的機會、更危險。

黃富源提到,一名感染科女醫師,被「關」到瀕臨崩潰,說話語無倫次,透過台大李慶雲教授向外求助,最後將她接出來。

事實上,究竟誰下令封院?至今中央和地方仍互相推諉。但原本在和平院內感染之初,專家會議是建議召回和平醫護以及曾在和平就醫的病人,再由中央與北巿組成的疫調小組進入調查,然後把高危險群分出區隔,分批送出到其他醫院、逐層清空,最後竟然未被採納,就直接封院,令人錯愕。

後來在總統府開會時,張上淳建議應把和平醫護撤出來,送至其他醫院的負壓病房,如此才能讓感染者真正受到照顧,非感染者也不會一直曝露在危險環境之中,才真的控制疫情。

他認為,未來不會再用「封院」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這類事件。最初決定把醫院封起來的思維是「為了保全外面的人」,因為搞不清楚誰有、誰沒有,都先不要出來,那就不會再把病毒擴散出去。表面上這個概念和思維看起來似乎有道理,但若以醫院的模式來看的話,有不能控制的狀況。一定要以區塊處理,疑似病例在住家自我隔離檢疫、有症狀的病例集中隔離病房治療,這才是細緻人道的作法。


和平封院是震撼全球的一幕,經歷此一創痛,專家肯定且懇切說:未來不可能再這麼做!(資料照片。《民報》影像處理)  
                                                             

【SARS後13年系列2—變革檢驗】395億元的血淚,台灣學到了什麼?
【SARS後13年系列3—那些人吶1】他們不是英雄 是受難者
【SARS後13年系列3—那些人吶2】他們沒有名字 他們是真英雄
【SARS後13年系列4—病毒解密】是笨蛋?是陰謀?快閃病毒的真貌
【SARS後13年系列5—下個敵人】與病毒競賽,我們贏了嗎

 

留言板
相關新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