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嘿嘿TAXI,你載到凶煞!言論入罪的運匠叛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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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TAXI,你載到凶煞!言論入罪的運匠叛亂案

2017-04-16 16:48
戒嚴年代,計程車運匠只要講幾句批評政府、肯定中共、支持台獨的話,幾年自由就可能泡湯了。圖/郭文宏
戒嚴年代,計程車運匠只要講幾句批評政府、肯定中共、支持台獨的話,幾年自由就可能泡湯了。圖/郭文宏

很多人都有搭計程車,並和司機聊天的經驗。這些「運匠」腦中的街景比一般人豐富,人面比一般人闊(雖然總是浮光掠影),有時也比一般人健談。談話中往往聊及政治,聊政治往往批評政府、譙國民黨。運匠的不滿,很大程度是來自社會底層,和攤販一樣,為體制忽略,也忽略體制,因此思想言論較為「自由」。然而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戒嚴年代有多起「運匠叛亂案」,都因言論入罪,最少感化3年,最多判刑7年——只因為講了幾句話。

政治黑手伸入密閉空間

在許多人印象中,比較敢批評政府的運匠,多為本省人、台灣意識濃厚;不過在這些「運匠叛亂案」中,涉案者多為外省人,涉案原因多為挺共產黨。為何如此?難以解釋。涉案的外省人都是來台第一代,在社會底層謀生,對共產黨有不同於當局的想像;而這想像是混合亂離的人生經驗,並經過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的雙重發酵,容有不少失焦和失真。即便如此,也是言論範疇,並無強暴脅迫情事,據以入罪,殊為殘酷。

不只如此,「運匠叛亂案」的形成也極具爭議性:第一,絕大部分案件都是在計程車內發生的,而且受害者都是運匠,因此乘客理所當然是加害者。這便意味,這些案件都是告密入罪,也可見戒嚴年代強大的告密網,不只能覆蓋公領域,而且能深入到「私領域」或「密閉空間」。

其次,這類案件有些是隨機告密,有些則是追蹤告密。要知道,運匠行蹤不定,與乘客接觸短暫。乘客舉發運匠,若沒有當場錄音,只要運匠在庭上否認,案件殊難成立。若要成立,照政治案件邏輯,必須乘客的背景具有「可信度」,例如景志昌第一案的乘客,是知名黨政人士(詳下文);或是運匠的思想具有「可疑度」,這就牽涉到追蹤,必須調閱他的資料綜合研判——白色恐怖年代,官方對有政治異議嫌疑者,建立龐大的「安全檔案」(政治偵防個資庫),數目高達六位數,要調閱和追蹤特定人士不難。

再宏觀來看,絕大部分案件成立於1979-1985年(當時正值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國民黨出現政權危機,鷹派勢力抬頭),而且主要由警總保安處和台北市警察局逮捕,筆者懷疑這是有計畫性的;有計畫就有追蹤,也就有錄音,而且乘客可能是特務、便衣或線民。從景志昌第二案和呂清雄案,都可看出明顯的追蹤痕跡;呂清雄甚至在發表言論後第三天,就被警總逮捕(筆者解讀是:證據收集完畢,收網抓人),這些都令人懷疑乘客的身分。進而言之,如果乘客有特殊身分,搭計程車有特殊目的,那麼運匠的言論是否出於誘導,就相當可疑了。

依時間順序,簡述各案如下(按,所引運匠言論,皆據官方指控,屬片面之詞,純供參考):

兩度入獄:都開計程車,都載到惡客

景志昌,山西人。他的案例相當特殊:兩度入獄,都是因為開計程車,而以言論賈禍。第一次是1975年(42歲)5月11日凌晨一點,在台北市營業時,向乘客錢O潮、王O蓉(兩人疑係服務於國民黨黨報)發表:「大陸國家強大,美俄都不敢打他」、「共產黨是個政黨,為什麼我們罵人家是匪?」同年6月21日,在台北市向乘客高O新及其妻兒發表「共產黨一切措施都是替人民著想,共產黨的建設和發明都超過我們很多,他們批孔是對的」等言論。9月8日警總保安處將他逮捕,判刑4年。

景志昌1979年9月出獄後,仍以開計程車維生。筆者懷疑,他可能不止一次載到特務喬裝的乘客。因為官方指控,他從1979年12月至1980年5月,經常藉機向乘客發表:「共產黨建設大陸成功,大陸的產品一切都比台灣好,價格低,到處受歡迎;大陸人民生活好,工作輕鬆,逍遙自在」、「台灣應和大陸通商、通郵,相互交往觀摩」等言論。於是1980年7月,47歲的景志昌又入獄了(這次是台北市警局抓人),以「連續為匪宣傳」罪名重判7年。經過人權團體不斷陳情施壓,生教所在1987年6月將他釋放——距離他刑滿只剩15天,也就是說,他僅僅提早15天出獄。

另一位二進宮的計程車司機是孟世傑(河南人)。早在1958年(32歲),就因違反《檢肅匪諜條例》被交付感化3年(實則坐牢4年);到了1980年(54歲),又被台北市警察局逮捕入獄。官方指控他在當年1月20日晚間,在台北市仁愛路中山醫院前候客時,跟一起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張O本、O茂春等人說「台灣現在的民主自由是假的,大陸共產黨可以把群衆集合起來討論問題,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等言論,為此又被判刑5年,前後坐牢9年。可見密告運匠的,不完全是乘客,也可能是運匠。

1980年10月4日,高上達(河北人,46歲)開著計程車,從台北市克難街搭載乘客殷O中、陳O行前往圓山大飯店,途中發表「大陸上生活無憂無慮」、「在台灣只有自生自滅」、「在海外中國人,拿中共的護照,就可以抬起頭來」等言論,隔月即被警總保安處逮捕,交付感化3年,實則坐牢3年3個月。

恐怖乘客:兩次告密,加害六旬老人

1982年9月24日,陸漢斌(江蘇人,59歲)開計程車時,對乘客李O興、楊O銘、沈O源發表「共產主義將統一中國」、「大陸共產黨武力強大,台灣這些武器不堪一戰」、「共產制度好,老百姓生活比我們好多了,不要納稅」等言論,當天即被警總保安處逮捕,遭判刑4年。

陸漢斌也是二度入獄。早在1960年(37歲),當時他在鐵路局當事務員時,即被指控早年在大陸曾參加「叛亂組織」,判刑12年。兩次案件合計坐牢16年。從脈絡來看,他應是第一次出獄後,找不到工作(這在政治犯是家常便飯),因而改開計程車,不少政治犯的情形與他類似。

上述這位乘客楊O銘,不知是湊巧,還是蓄意,又於隔年舉發另一位計程車司機。據官方檔案,他於1983年10月27日上午,從台北市財神酒店坐上李長發(62歲,河南人)駕駛的計程車前往萬華,途中李長發說「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建設進步,能自製洲際飛彈武器,是世界第三大強國。大陸跟台灣都是實行三民主義,只是共產黨用的是真正的三民主義,而台灣用的是歪的三民主義。台灣政府沒有資格談論反攻大陸,但是中國統一是一定的,是由大陸來統一」云云。隔天,李長發便遭台北市警局龍山分局逮捕。交付感化3年,實則坐牢3年4個月。

李長發年逾花甲,會出來開計程車,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因幾句言論傾共,就被送去仁教所坐牢3年,出獄時已65歲。如此加害,極不人道。

不只抓傾共運匠,也抓台獨運匠

「運匠叛亂案」不只發生於言論傾共的外省人身上,也發生在言論傾獨的本省人身上。例如一位嘉義人呂清雄被控在1979至1980年間,經常向乘客發表「台灣必須要獨立」、「我們追求台灣獨立,不要怕失敗,總有一天會成功」等言論。1980年(36歲)12月18日下午,在台北市搭載旅客劉O航、葉O鵬前往北投途中,再度發表類似言論。過了兩天,12月20日,警總保安處前來抓人,把他交付感化3年,實則坐牢3年2個月。

本省人也有傾共主張者。例如吳再成(雲林人,30歲),1981年7月26日下午,搭載乘客梁O誠、尚O國,從板橋前往台北市中華體育舘,途中發表「台灣不自由,而大陸的共產黨是自由的」、「台灣人民百分之七十都喜歡跟共產黨來往,最好大陸能跟台灣來往,外省人才能囘去」等言論。隔年9月被台北市警察局逮捕,交付感化3年,坐牢3年2個月。

又如1982年2月25日,林松林(南投人,39歲)被警總「高雄機場協調中心」逮捕。他被指控於1979年11月9日上午,搭載乘客黃O平、林O煌;復於1981年11月17日凌晨,搭載乘客高O、黃O曄,途中發表「共產黨很好、共產主義好、共產黨幾個運動都很好」等言論。被交付感化3年,坐牢3年1個月。

1984年2月7日上午,余新民(河南人,53歲)從中和市搭載陳O妹等三名乘客,前往台大醫院。途中發表「共產黨三十多年來進步很多,比台灣公路、鐵路等交通發達」、「共產黨播音員對台廣播都很客氣」;又於同年5月,在台北市某計程車行,對陳O深發表「鄧小平上台後,大陸人民生活都已改善,容許人民擁有土地及私有財產」等言論。隔年(1985)台北市警察局將他逮捕,交付感化3年。當時已屬戒嚴末期,社運團體(如1984年成立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不斷向當局施壓釋放政治犯。余新民幸而只服刑2年,即在1987年7月3日出獄,成為最後出獄的「運匠政治犯」。

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中,「運匠叛亂案」雖然為數不多,卻相當驚悚。這些運匠原本就是經濟、社會的弱勢族群,又隨機遇上意圖不軌的乘客。在與乘客的交談中,話題逐漸轉向(或被引導至)政治的方向。運匠只說了幾句批評政府、肯定中共、支持台獨的話,幾年自由就泡湯了。隨後乘客下車,車門一關,獄中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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