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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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2019-09-16 14:30
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今天(9月16日)是殷海光先生去世50週年,今年12月是他誕生100週年。一個著名知識分子的生和死是這樣的週年可能是偶然,但在中國過去百年歷史中,出現殷海光這種理念清晰、心靈強大、堅守自由主義價值、敢於批判國共兩黨的智者與勇士,絕非偶然,更是罕見。這起碼體現在如下10個方面:

第一、認清共產專制,對極權警覺超過魯迅

在國共爭鬥的歷史大潮中,殷海光一直反共,直到去世都沒改變。這是他的大智慧!當年無數知識人被紅色思潮迷惑,相信共產主義而追隨中共。殷海光則很早就認清,共產黨代表專制,代表暴力,會把中國帶向災難。

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才20多歲,就旗幟鮮明地反共, 並一路奮筆疾書,後出版專著《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指出中共本質是反民主、真獨裁;共產黨五大特徵:詭變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崇尚暴力。因為反共,所以他支持了國民政府,最後選擇跟國民政府一起去了台灣。

當時到底有多少中國知識人追隨共產黨,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但從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去留名單可大致看出比例:全部81名院士有60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佔74%),只有9名選擇去台灣(另12人去了美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殷海光選擇去台灣,唾棄共產黨,是智慧 ,也是勇氣!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他並沒有經歷共產社會,也沒遭受到共產黨的直接迫害,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之清晰、之深惡痛絕,超過眾多深受共產磨難的文化人。殷海光是一個絕不接受極權專制的自由主義者,他當然跟直接宣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勢不兩立。中共把他列為「十大文化戰犯」,可見他反共的影響力。

所以說,在對共產黨本性的認知上,殷海光超過魯迅。魯迅曾一度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左聯。毛澤東的紅軍潰敗到陝北時,魯迅曾託人給毛送去金華火腿以示慰問。魯迅去世三年前,還想寫紅軍,他與紅軍將領陳賡在上海長談,當時陳賡畫的紅軍行動草圖魯迅一直保留。好在他最後沒寫,否則歌頌紅軍不僅是敗筆,更是恥辱。

當然,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他如活到中共建政,看到毛澤東們的本相,也一定會反!毛說過,魯迅如活著,或是識時務住嘴,或是在獄中(被毛抓起來封嘴)。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相比之下,殷海光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共產黨的獨裁本質,所以對中共從無幻想,到死都是嚴詞痛斥。好眼力,真智慧。

二、批判國民黨,特立獨行遠超胡適

台海兩岸的知識分子,以及海外華人,多年是這種狀況(尤其是殷海光那個年代):追隨共產黨的自然反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基本都反共。而殷海光是個異數,他在堅決反共的同時,也反蔣、批國民黨。

殷海光不到30歲就做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可見被重用程度。但他在台灣更看出國民黨的獨裁本相,所以加入了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寫出很多抨擊時政,痛斥國民黨的犀利文字。

殷海光的反國民黨不是出於情緒,而是從理論上認清了國民黨也是專制政黨的本性。他指出:共產黨是極權主義,國民黨是次級極權主義。只要是極權,都得要反、要批!他追求的是一個真正有自由的社會。

1958年殷海光執筆的《自由中國》社論疾呼:組織民主在野黨,對抗國民黨獨裁。在黨天下的台灣,他就敢發出如此嚴厲的批判之聲: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他繼續獨裁的幌子, 「藉著反共而做盡一切壞事」。「國民黨政權是建立於黨閥、軍閥、財閥、政閥這四大閥之上的」;「國共兩黨都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都鄙視理性,崇尚權力。」60年後回首,都無法不令人敬佩殷海光當年洞悉蔣家王朝的智慧和高聲喊出真實的勇氣。

而胡適的情況則不同。在二十年代,胡適曾相當嚴厲批評國民黨,寫出《人權與約法》等文章。當時他受到國民黨報紙的圍攻,他的中國公學校長也被取消。1932年底,胡適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5天之內見了3次並共進晚餐,由此確定了他一生支持蔣和國民黨的立場。尤其在台灣期間,國民黨施行白色恐怖統治,胡適想爭取點民主,但被蔣介石一吆喝就縮回去,例如雷震事件。而在吳國楨事件上,胡適甚至幫蔣政權圓謊。這與殷海光的堅持道義,至死痛批國民黨專制相比,實在距離懸殊。

殷海光去世前5個月,用盡生命最後的力氣完成了英文著作《剖析國民黨》,向專制政權投擲了他最後的砲彈!他的結論是:「國民黨可惡,共產黨可怕」。在那個年代,對國共兩個列寧主義政黨都如此堅定「反」的中國知識分子,恐怕無人能跟殷海光相比。

三、蔑視御用文人,單挑迎戰

中國文人傳統向來缺乏既問世、又獨立的特質。要麼做所謂竹林七賢,躲到深山不問政事玩清高;更多是通過科舉當上權力者的謀士;再有一大特點,就是善於拉幫結夥,靠群體壯膽;即胡適所說的,不以理服人,而以勢壓人;尤其是得到當權者支持的「勢」。在這種政治體制和文化氛圍中,出現心靈強大的特立獨行者,是極為困難的。

殷海光反共又批蔣,可想而知台海兩岸御用文人的反應。他們蜂擁而上,爭相攻擊殷海光來取悅龍顏。但殷海光既沒妥協,更不後退,而是左右開弓,痛批國、共兩邊的文人。在中國大陸時,他就曾批過上海救國會的所謂君子們(實為中共外圍),也痛斥過跑到延安諂媚毛澤東的美國記者斯諾,更警告民盟們將被共產黨卸磨殺驢(羅隆基、章伯鈞們的下場早被他說中)。

在台灣,面對國民黨文人的圍剿,殷海光揮筆反擊:「國民黨是由一班職業黨棍組成的,這些人絕大部份屬於老朽昏庸。」這些文人黨棍「離開了黨的窩子,只有成為廢料」。

殷海光罵得真是過癮!要知道,那是在報上一片國民黨文人的叫罵圍剿下,他的孤軍奮戰。對於這種孤獨,他曾悲憤地說,歷史上「趙高指鹿為馬不過偶一為之,但今日我們在台灣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組織的『趙高』。顛倒黑白,罔顧是非。」

在我的閱讀中,在那個時代,只看到兩個知識分子,面對酸腐醜陋文人們的群起圍攻而絕不後退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殷海光。他倆都是一個人單挑,用一排文字子彈回擊,即使戰鬥到遍體鱗傷,也仍然站立!

魯迅去世前誓言,對那些酸腐的文人們,他一個都不寬恕。殷海光則說,那些御用寫手們是「蚍蜉」;是人格最低的趙高,他完全蔑視。在這一點上,殷海光更像魯迅。中國有過這樣兩個心靈強大的思想者,留下這樣蕩氣迴腸、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遺產,實在是歷史上迅即之光!

四、居高臨下蔑視獨裁者

中華文化下的社會有「文人難過領袖關」的特色。被權力者摸頭,靈魂就跪下了。在國共兩黨統治下,這更是常見現象。而殷海光又是個「異數」:經徐復觀引薦,蔣介石召見了殷海光。一般人得到這種「恩寵」會感到受寵若驚,但殷海光卻是另一種反應。

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描述,等待領袖召見的前廳已有省長、部長、集團軍司令等大員,「都是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正襟危坐,畢恭畢敬。一副奴才相。卑躬折節。」「我不曾像他們那樣,我是一個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出入,全無懼色。」蔣召見時,他們談的不愉快,因殷海光沒像其他人那樣誠惶誠恐、俯首帖耳,而是以平等之姿與蔣談話。

蔣介石跟殷海光提起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然後滔滔不絕。殷海光是教哲學的,這是他的專業。他馬上聽出,蔣介石談王陽明可用四字概括「不知所云」;「那他為什麼要如此不藏拙呢?這就是人的權力沖昏了頭,強不知以為知,就是裝模作樣。」

後來徐復觀說,蔣再沒提過殷海光。可能印象不好。殷給未婚妻的信則說,他沒有在最高權力者面前屈膝折節,不僅厭惡蔣的不懂裝懂,而且「我懊悔啊!我不該去的,以後逢人問起這件事,我就絕口不提。」

被最高領袖召見,是升遷和重用的機會。殷海光不趨炎、不附勢,反而看透權力者,在日記中痛批。這在被毛澤東、蔣介石兩大獨裁者召見過的文人中,能找到第二個嗎?我沒聽說過。

在中國文人中,渴望被最高領袖召見的,可能像蝗蟲那麼多。毫不自尊、主動獻媚的更大有人在。僅舉一例:那個被魯迅痛斥過的酸腐文人林語堂(他在美國發表英文,大罵中國傳統文化;回到中國寫中文,卻高歌中國文明),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把林語堂和殷海光對「最高領袖」的態度放在一起,高低立判。殷海光可謂海光萬丈,林語堂則是魚塘之底。

殷海光實在是頭腦清晰、目光犀利;只跟蔣介石見過一面,談過一次話,就看出蔣的裝模作樣、不懂裝懂、被權力沖昏頭腦。而與蔣總裁有過多次交往、談話的胡適怎麼看不出來?還是看出來了,卻屈服權勢?

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時代,殷海光就最喜歡李白。大概是與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尊嚴、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氣節有共鳴,才有「兩岸國共罵不住,海光已過萬重山」的豪邁境地!

五、為說真話的吳國楨主持正義

1954年的吳國楨事件,不僅導致國民黨內部紛爭,也引起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歧,尤其是在殷海光與胡適之間。這場分歧更展示出:殷海光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都超過胡適。

吳國楨曾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後因跟太子蔣經國不合而辭職去了美國,而且一直住到死。吳在美國英文《Look》雜誌發文「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說你們美國人「每年提供福爾摩沙預算4億美元中,有3億被唬弄的用在建立極權國家上了」;並直指蔣經國是特務頭子,蔣介石要傳位給兒子。蔣政府組織反擊,請當時在美國的胡適撰文反駁,胡適照辦了。

殷海光讀到吳國楨文章的反應則欣賞到「如喝泉水一般」。所以他對胡適撰文反駁相當不滿。胡適文章標題是「福爾摩沙有多自由?」強調在蔣介石統治下,台灣的自由在擴大,並直接歌頌太子蔣經國「很勤勉、誠實、禮貌、愛國和堅決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說,蔣經國絕不會成為接班人。

殷海光批評胡適的做法是「書生誤天下」。因胡適對台灣情況很了解,在吳國楨抵美後,胡還與吳深談8小時,其中吳國楨說他離台時估計,蔣經國的秘密警察已逮捕1萬人,胡適則說現已超過10萬人。吳感吃驚。胡適說,蔣經國曾給他看過一份秘密警察機構運作報告,下轄7分支;而吳只知道4個。這說明胡適對蔣家的特務統治很知情,但他卻能在隨後出面批吳,且是在蔣政府要求下做的。

不少評論者推斷,這可能與蔣對胡的金援有關。胡適在美期間得到蔣介石9次撥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適撰文反駁吳國楨那一年最多,有4筆(每次5千)。1944年蔣饋贈胡適6000美元;胡適太太從泰國赴美時蔣給了1500美元。據蒋廷黻日記,蔣還給胡適一張11000美元支票。僅這幾項加起來就有63500元。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圖書館長的年薪是5200(胡適說繳稅後到手4500)。如此來算,胡適在美國期間,蔣介石給他的資助,相當他在普大做圖書館長14年的(稅後)收入。這還是從解禁的國民黨文件偶然發現的。是否還有其它沒記載的呢?不得而知。胡適的18卷本日记(後出版),對蔣的金援之事一字未提,顯然有忌諱。當然,對胡適這麼著名的知識分子,又是前駐美大使,他被派去美國,理應有一份來自民國政府的公開的正當收入,而不是蔣介石這種個人的「紅包」形式。這種形式就等於要刻意「罩住」胡適的言行。國民黨最善於搞「紅包」這種惡行(而不是正規發薪);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台灣。

胡適解釋他反駁吳國楨的理由是:內外有別,在美國等外國面前,不能批蔣和國民黨,否則中華民國失去美國支持,會丟掉聯合國的席位,讓中共得利。他強調「國家」的重要。而殷海光在這點上與胡適有重大分歧。殷海光認為,「國家」這個概念是錯的!country應稱為「國」。把「國」與「家」連到一起,蔣介石就把國變成他的家,建立家天下(蔣家王朝)。

殷海光反駁胡適說:「吳國楨批評的是『蔣』家,哪裡是我們的『國』家;是國民黨政府,哪裡是『我們的政府』 」。殷海光的眼光犀利到這種程度:「今日的台灣,在表面上是一個『國』,在實際上早已成為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

在那個年代,殷海光不僅把國民黨專制、蔣介石專權、蔣家父子的家天下看到如此透徹,更大膽公開說出來!真是壯哉殷海光!

在這場關於「國家」的概念與價值分歧上,殷海光是對的,胡適錯了!而這個對、錯的背後,是兩人思想基礎的不同——

自早年在美國留學起,到二戰期間任駐美大使,到後來以半公半私身份滯留美國,前後加起來,胡適在美國住了26年7個月。但在這四分之一多世紀中,從開始就懂英文、且沒有經濟和身份困境的胡適,卻根本沒有深入研究美國歷史及其建國之父的理念,更不清楚西方的左右派之爭。曾對胡適做了採訪錄、在紐約哥大東亞圖書館做過事的唐德剛說,當年胡適到圖書館都是看中文報刊書籍。我本人在台北參觀胡適故居時頗為吃驚地看到,他的書架上主要是中文書,英文只有Will Durant 眾多關於西方哲學史著作中的一、二本,其它基本都是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可見這位全中國最著名的高聲呼喊「全盤西化」者,對西方到底有什麼價值、應該把哪些引進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完全沒有作品)。胡適晚年專研老古董《水經註》等,是自然回歸(降落到原點)。

而只是短暫在美國住過一年的殷海光(哈佛訪問學者),卻研究了自由經濟派大師海耶克的思想,並翻譯了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還評介過海耶克的經典《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海光對《自由憲章》的評介很到位:海耶克信奉老輝格黨(old Whig),它不是傑弗遜的過激主義(指傾向法國大革命),也不是漢密爾頓的保守主義(指當時傾向更多政府權力),而是麥迪遜的(指古典自由主義)。殷海光贊同海耶克所說的,這是美國政治制度之所本。這個「所本」,就是以人為本,個人主義。他的這個認知不僅準確,更是難得。但在台灣即使到今天都沒引起知識界的足夠關注和探討。我認為這也是台灣民主之路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台北的殷海光故居(溫州街18巷16弄),一進門就會看到殷先生大照片下他評介《自由憲章》的話:「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左右開弓,批國共兩黨,其根本就因為他明白並看重了「以人為本」這個建立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要基石。

所以,就吳國楨的爭議,胡適站在了蔣介石的黨國一邊,而殷海光站在了真正自由主義一邊。這個分歧除了他倆的性格、經歷、為人等一系列不同之外,思想理論根基上的差異更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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