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 第一起由國民法官參與酒駕致死案審判的問題
2023/08/02 11:37
一般民眾總認為，法官對故意酒駕致死罪會予以輕判，第一起由國民參與審判的酒駕致死案，由台北地院判處七年兩個月有期徒刑，本案被告曾聲請依通常程序審理遭駁回，如今的結果，是否代表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必重判呢？
從今年實施的國民法官法，前三年適用的範圍，是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故意酒駕致死罪，即在其中；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即可裁定改依通常程序，此條項列有四款不適宜的情況，包括：難期公正、國民法官恐受威脅、案件複雜或高度專業、被告承認犯罪等，故此次的酒駕致死案，被告以此案經媒體報導顯會污染國民法官心證及已認罪之理由，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似有其正當性。
程序轉換的標準明確嗎？
惟國民參與審判者皆屬重罪案件，實不可能不受媒體關注，因此即推論國民法官會受影響，實過於武斷；而在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雖候選的國民法官是隨機產生，卻可藉由選任程序來排除具偏見者，又檢察官起訴時，除起訴狀不能記載可能產生偏見的內容外，亦不能將相關卷證移送法院，即「起訴狀一本」以免未審先判，審判期間更禁止國民法官與媒體接觸，凡此規範，反比現行司法，更強調預斷排除及避免輿論之影響。
惟若被告已認罪，就僅剩量刑問題，似毋庸動用成本極高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或可因此轉換為通常程序；然所謂認罪與否，到底所認為何、是否基於自由意志、是否附有條件等，總會有爭執，為免法官恣意判斷，似更有賴國民來參與審判，也因此，要否改依通常程序，似乎皆可成理，也代表這個標準，是相當浮動且不確定的。
罪與刑的審理不分離之問題
雖在刑事審理上，於犯罪事實證據調查結束後，亦會有科刑證據之調查，同時，言詞辯論，亦先為犯罪事實的辯論，再為科刑辯論，但罪與刑的審理，卻未加分離；而因犯罪事實的證據，受到嚴格證明的限制，必須有證據能力，也必須經合法調查，這與量刑，採取較為寬鬆的自由證明，有著極大的不同。
比方說，對於被告的人格特質或過往經歷，乃與行為本身無關，因會使人產生未審先判的偏見，自不能成為犯罪有無之證據，但就量刑來說，因必須考量再社會化，如此的人格特性與前歷，就是必須考量的重點。惟在罪與刑的審理未分開下，就使證據的使用被混用，也可能使審判者於一開始，就因檢方丟出被告的過往經歷，致已生有罪的預斷，就算國民法官法採取起訴狀一本，恐也無濟於事。
量刑問題
在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除死刑外，乃採附條件的過半數決，即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中，至少有五票且包含有法官意見，才能達成量刑評議，若無法達到此門檻，則須將最不利加入次不利，直至過半且含有法官意見為止。如此的過程，必得藉由相互討論，才足以達成最終評議，更能使量刑趨於理性與客觀，而非僅是情緒性的從重或從輕之結果。
惟因量刑的多元考量，即便是法官，也會面臨很大的問題，何況是生平第一次坐上法官席的民眾。司法院建置的AI量刑資訊系統，似能讓九位法官方便掌握審酌因素，迅速為量刑評議，惟此等量刑系統，除數據量是否足夠外，這些過往判決，有否受到嚴格的罪刑相當原則之檢視，肯定都有疑問，最終恐還是得由審判長為適當之引導，故如何在法律專業輔助與保持國民法官的獨立判斷間取得平衡，必是未來的重要課題與難題。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目的
故以故意酒駕致死罪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若從此次判處七年兩個月，是否為重判，還有賴未來更多案件為觀察，更重要的是，藉由國民法官的參與審判，絕非在重判，而在實現公正審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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