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向心案所凸顯的司法問題
2023/09/08 13:19
2019年11月於澳洲，自稱是中國間諜的王立強，直指中國創新公司是解放軍的外圍組織，並試圖收買台灣媒體以影響總統選舉。而此公司負責人向心夫婦，即被以違反國安法偵查，直到2021年11月，才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卻又遭洗錢罪起訴，在去年第一審判無罪後，再於9月6日第二審判無罪，但在檢方尚可上訴下，此案仍未終結。雖未來檢察官就算起訴，最高法院有很大機率，亦會駁回上訴而確定，但從此案，卻已凸顯刑事司法的諸多問題。
檢察官的職責非在入人於罪
根據法官法第86條第1項，檢察官的職責，不僅在訴追犯罪，更是公益代表人，故必須超出黨派，以維護憲法及法律為衷，公正超然行使職權。換言之，基於檢察官的公益代表人地位，其對被告的犯罪證據找尋，不僅是不利者，也應顧及有利的情況。只是法條所宣示的應然規範，卻難在個案中實踐，向心案即是一例。
限制出境的本質缺陷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凡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除非是屬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檢察官或法官可逕行限制出境，然如此重大權利侵害之強制處分，既可未經訊問，也未讓被告有任何辯解之機會，就必陷入司法者的恣意決定。
尤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3項，雖限制出境必須通知被告，然通知期間卻是「6個月內」，因此就可能出現當事人到達機場後，才知已被限制出境的窘境，致造成突襲。
而於偵查階段，檢察官可自行決定最長8個月的限制出境期間，並可向法院聲請延長兩次，如此亦容易形成先限制出境，再慢慢找證據的弊端，戕害人民的行動自由權。
以向心案來說，檢察官僅憑海外未經查證的傳聞，即以違反國安法先行限制出境，雖最終不起訴處分確定，卻已是兩年多之後，完全暴露出這項制度的本質缺陷。
為何無罪可一再上訴
而檢方在查無違反國安法之情事後，卻另案以洗錢罪起訴向心夫婦，故法院又於2021年延長限制出境的期間；雖在去年2月底，台北地院以被告在台置產的金錢來源合法，致無洗錢問題而判無罪，原可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4，即只要法院判決無罪，毋庸等到確定，就視為撤銷限制出境，向心夫婦似可因此獲得解脫。
惟依據此條文但書，若案件仍在上訴期間或上訴中，法院得繼續限制出境，故即使現在第二審又判無罪，向心夫婦仍是動彈不得，由此也凸顯一個更大問題，即對無罪判決，為何檢察官仍可不斷上訴？
在英美法有所謂雙重訴追禁止原則，即被告判無罪，檢方原則不能上訴。但於我國，僅強調同一案件不得二次起訴，卻不禁止檢察官可對無罪判決上訴，如此一來即使是無辜被告，仍得面臨長期訴訟之惡夢。
雖在2010年制定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若第一、二審皆判無罪，僅有在判決違憲或違司法解釋時，才能上訴第三審，算是給了一定限制，惟在檢察官擁有強制處分權，致使當事人於法庭地位極不對等下，為何在第一審無法舉證說服法官而判無罪後，仍允許上訴，實令人不解，這不僅是對被告的凌遲，也等同是對司法的不信任，更是種有罪推定，致嚴重違反無罪推定的憲法原則，而應立即修法以對。
即便無罪確定也求償無門
更糟的是，向心夫婦就算將來無罪確定，若要向國家求償，除會面臨中國人或香港人有否請求適格的問題外，在國賠法第13條明定，對於檢察官侵權之國賠請求須以其犯職務之罪經判決確定為前提，則在在此案終結後，檢察體系不可能以濫權追訴罪起訴自己人、更遑論有罪判決下，就使請求國賠之路，變得不可能。
又在刑事補償法僅限於受人身自由受拘束，如羈押，才可向國家請求補償，則如限制出境所帶來的行動自由之侵害，就只能由被告默默承受，從此，又再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合理，再添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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