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奕軍專欄】科技與民主的辯證——Palantir與川普政府關係的迷思
吳奕軍（鉅石智庫創辦人，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
2025/06/30 10:28
美國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因與川普政府的密切合作，以及強勁股價表現，成為國際關注焦點。近期有輿論甚至將其視為「數位極權」前哨，認為其與川普聯手打造以AI為基礎的監控社會。然而分析可見，此論充斥誇張敘事、邏輯謬誤與陰謀論傾向，需以更嚴謹角度商榷。
該文章以川普「生日閱兵」活動出現Palantir廣告為重要案例，聲稱這象徵AI與「監控資本主義」已經公開成為美國國家儀式的一部分。然而類似活動多由許多企業贊助，Palantir僅為其中之一。將一則商業廣告解讀為國家儀式的象徵，不僅誇大，更反映論者預設的政治立場。
文中大量運用文學象徵與比喻，比如將Palantir比作托爾金小說《魔戒》中的「真知晶球」（Palantir），暗示其為監控與極權工具。此種文學化的筆法雖頗能吸引讀者豐富想像情境，但在評論數位科技與政治管理等嚴肅議題時，卻有模糊幻想與事實之嫌。
論者指控川普於2025年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全民個資交由Palantir整合分析，以建構數位極權網路。然而該行政命令內容尚無公開資料佐證，而美國現行隱私法對資料整合與分享已有明確規範。即使川普政府想擴大數據整合政策，咸認也多基於行政效率、反詐與安全所需，並無意圖極權專制的直接證據。
全球資料外洩事件的錯誤掛鉤
此外，將今年六月爆發的全球資料外洩事件與Palantir掛鉤，也是邏輯謬誤。該事件被調查主因為來自Google、Facebook與Telegram等平台的用戶端漏洞，與Palantir沒有直接關係，硬將兩者獨立事件連結，是典型的因果推論誤導（false causality），說服力薄弱，無助於公共理性討論。
該文對Palantir創辦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與執行長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的描寫亦顯有政治偏見。依據來自2010年一篇提爾批判政府干預市場的評論，將其形容為「敵視民主制度的極右分子」、「厭女主義者」，卻忽略上下文脈絡與當時辯證背景。其實提爾長期投資領域橫跨左右多元光譜，不難查證，並未如該文所形容立場極端。
論者更引用卡普一句「我們救人，有時也殺人，這非常有趣」的發言，暗示其冷血與反人權。然而此段話出於軍事科技倫理之討論場合，主要論及企業參與國防的兩難困境，而非輕蔑與欣賞殺戮。如此簡單明顯的斷章取義，將複雜政治與科技角色討論簡化為惡棍之言，實窄化了合理的倫理辯證空間。
文章試圖強調十三位前工程師聯名致函和共和黨議員的反對，營造Palantir遭遇「巨大反對聲浪」的印象。雖然這些反對意見確實存在，但其規模與影響力被過度渲染，其實這類意見並未形成主流，也未能影響Palantir與政府的合作進程。
此外，文中對Palantir「軍工基因」的描述也過於誇大。雖然Palantir確實獲得CIA創投部門投資，並在初期與軍事、情報機構合作，但其業務早已大幅擴展至商業與民用領域。將Palantir定性為根植於軍工體系、專為政府設計，並且暗示CIA「控制」Palantir營運，忽略其多元客戶基礎和獨立商業發展。而至於Palantir「協助擊斃賓拉登」的說法，更只是草率轉述八卦傳聞，缺乏公開證據支持。
論者將Palantir股價飆升與政府合約掛鉤，主張其商業成功乃是與川普政府「互利共生」所致，甚至稱其為「數位國家承包商」。這種說法實在是相當不了解Palantir的發展歷程，忽視了Palantir在醫療、製造、金融等商業領域的快速擴展，政府合約對Palantir雖然重要，卻絕非唯一來源。文中將其與輝達（NVIDIA）短期股價表現相較，也屬選擇性謬誤，難言客觀。
文章認為Palantir與川普、提爾及「矽谷寡頭」組成「數位極權網絡」操控政府、弱化制衡，此說忽略美國民主制度仍健全運作的三權分立、媒體監督、公民社會、政黨制衡作用。企業與政府間的「旋轉門」現象固需被關注，但將其誇大為系統性陰謀，已非理性分析。
制衡與「數位極權」的陰謀論陷阱
Palantir與美國政府的合作，確實帶來數據集中管理的挑戰，包括個資保護、監督透明與法律適用問題。民主社會的確應該強化監督制度與問責機制，避免技術被政治濫用，但這需要立法改革、科技倫理進步與公民社會參與，若經由渲染恐懼與陰謀論來「喚醒」大眾，恐適得其反。
在文章末段，將Palantir與川普政府的合作類比台灣社會，警告「真知晶球」的虛構現實終將來臨，此說法忽略兩國法治、民主歷程與公民社會成熟度的巨大差異。台灣需警惕數據治理與科技濫權，但不能以美國問題為預設模式，而更應發展本國解方與強化制度創新與韌性。
科技公司與政府結盟不等於催生數位極權，企業參與公共治理不等於體制崩壞。Palantir的獨特存在雖然提醒我們，民主社會面對科技權力集中時，需有更強的監督能力、更深的倫理思辨，以及更高的制度防火牆。然而另一方面，過度扭曲現實渲染黑暗面恐怕招致反效果，不如積極建言。
Palantir並非完美，其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值得審視，但將其妖魔化，將川普政府與AI技術聯結為「數位極權」的預演，不僅邏輯薄弱，更可能使社會陷入對科技集體焦慮，忽略真正該問責的制度與監管缺失。民主的力量來自對權力的理性質疑與制度性制衡，而非恐懼的擴音器。
我們不宜將對科技的警覺與敵意混淆，也不應對某些政治立場之不安誇大為「末世預言」。在數位時代，唯有持續建構公共理解能力，才能強化社會韌性，擁抱創新又能守護民主自由。在資訊量爆炸與敘事極端化的年代，與識者同好共勉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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