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奕軍專欄】中共對台統戰的行為經濟謬誤
吳奕軍（鉅石智庫創辦人，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
2025/07/28 13:23
近年來，中共不斷強化對台灣統戰的手段與範圍，從「惠台31條」、「融合發展」、「青年交流」、「農漁採購」到大打「兩岸一家親」的感情牌，試圖以經濟利誘與血緣關係包裝來爭取台灣民心。
然而，中共統戰越積極，台灣社會的警覺與反感反彈卻越高。此等現象若從傳統地緣政治或者戰略分析可能難解，但若從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觀之，或能清楚看出中共統戰政策背後的謬誤。
錯認台灣人高度「經濟理性」
中共統戰策略無論形式如何更迭，邏輯核心始終建立在「經濟理性假設」上，認為人們在選擇時會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唯一原則，實誤解情感與認同因素。比方中共推出對台灣「協助青年創業」、「採購農漁產品」等措施，要讓台灣人民「用錢包投票」，最終改變對中國的態度與認同。
然而，行為經濟學強調「人類行為受到非理性因素深刻影響」——例如歸屬感、價值觀、文化認同與歷史情感。絕大多數台灣人的政治選擇與國家認同，不是透過金錢交易所能改變。正如「行為經濟學之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決策常由「直覺與情緒主導」，而非經由冷靜計算。因此，當中共企圖以金錢和機會「收買」民心時，台灣人民看到的不是善意，而是中共的政治目的與統戰意圖，如此不但無法建立信任，反而強化受眾戒備心理，政策於焉失效。
根據「心理帳戶」觀念（mental accounting），人們會將不同類型的收入與支出放入不同心理分類中處理，並賦予特定意義。例如，父母給的錢與等額從賭場贏來的錢，心理感受不同。套用在台海兩岸關係上，中共提供的機會往往被台灣民眾視為「有政治意圖的交易」，而不是單純的協助。甚者，接受統戰資源的人往往會在台灣被貼上「被收買」、「中國代理人」的標籤，流失信任與社會資本。這種現象反映了統戰紅利的「道德成本」過高，即使有經濟誘因，也難以被接受。中共正是誤判了這層心理機制，才會一再失策。
此外，行為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指人們在做判斷時會受到第一印象或初始資訊「定錨」的深遠影響。在兩岸關係上，中共多年在軍事恫嚇、資訊戰、認知作戰、外交打壓、封鎖台灣國際空間的行為，早已在台灣民眾心中建立起「負面錨點」。中共的印象分數早已被打折扣。因此，即使北京「似乎」釋出善意推出所謂「和平發展」與「兩岸融合」政策，也難以擺脫惡霸形象。台灣民眾心理對中共早已「定錨」，不管如何修飾，都會被解讀為政治操弄。 這種情境，讓中共精心設計的「正面訊息」難達效果，甚至加速倒車——中共當局與親共者愈說「愛台灣」，社會就會愈懷疑；愈說「一家親」，愈顯得肉麻偽善。
自由與主權是不容交換的資產
行為經濟學中的另一重要觀念「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意即人們對損失的感受遠大於對同等收益的快樂，極力避免損失。
中共對台統戰政策的最大誤判，就是始終無法理解對台灣人而言，「民主制度」、「言論自由」、「主權獨立」並非可用金錢衡量的可交易商品。當掉下來一份工作或者補助甚至市場利益，意味著得接受中共言論審查、思想控制與政治表態時，大多數台灣人會直覺出現「潛在損失感」，這種感受足以超過經濟利益。簡言之，若接受統戰反而很可能會失去很多更重要的東西。
中共對台政策也錯估了一個基本的心理定律：人們傾向維持現狀，並深深認同自己所擁有的體制與價值觀。這是行為經濟學概念中的「現狀偏好」（status quo bias）以及「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例如，台灣人民對目前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媒體自由等等生活方式擁有高度的心理歸屬感，即使這些制度難免有缺陷與挑戰，也總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會持續努力」。這種深層歸屬感讓人們極度抗拒被外力（中共）「併吞」、「融合」、「改造」，尤其抗拒被「專制政權」莫須有地「解放」。中共任何建議，包括所謂虛無的「九二共識」主張，對絕大部分台灣人來說都只是試圖「吞噬我們的制度與生活」、「沒收我們的健保卡」——這種恐懼是中共與親共者的任何花言巧語都無法抹平的。
總之，中共對台灣統戰之所以失效，不是因為資源不夠、宣傳不夠、手段不夠，而是對台灣人心理與價值觀的錯誤理解。中共高估經濟利益的收買作用，低估了自由民主與國家認同的價值，尤其是忽視了人類決策中潛藏的心理偏誤與認同情感。從行為經濟學視角看來，倘若無法加強與台灣社會的理解基礎，中共就算撒再多錢，也只會得到更多的疑慮與反彈、失去更多信任——這不只是中共的統戰失敗，更是其統戰邏輯根本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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