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對少年犯的處罰該嚴厲化嗎？
2024/01/12 10:00
新北國中生殺人事件，除引發廢死與否爭議外，有總統候選人提出，學習日本將刑事處分年齡從16降至14歲的主張；惟我國刑法第18條第1項，本就以14歲為責任能力之界限，如此主張實令人莫名所以，亦忽略兩國法制於本質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面對少年犯，果該以重罰為核心？
對少年犯刑罰的目的
依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故意殺人罪，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殺害對象若為未滿18歲之人，還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刑罰可謂極重。
惟依刑法第18條第1項，未滿14歲之人犯罪，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根據同條第2項，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犯罪，屬限制責任能力而得減刑，且依刑法第63條，未滿18歲者，是不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之所以如此規範，正在於未成年人，因身心尚未成熟，致不應以極刑，而應以矯治方式為對待。惟以年齡來為有否自我負責能力的標準，實無視個別的差異性，尤其在人的身心發展乃屬連續性下，則一個人在17歲11個月與剛滿18歲，人格到底有無極大變化，也難以圓說。
不得處死是基本原則
惟在2009、2019年，我國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轉成國內法，並幾乎有與憲法相等同之地位，如根據此公約第6條第5款，未滿18歲者，是不能判處死刑。故若因割喉案，下屆立法者將刑法第63條廢除，就必違反公政公約，致會有違憲之疑慮。
日本的逆送制度
依日本刑法第41條，未滿14歲的犯罪行為不罰，但此條文並未如我國刑法第18條第2項般，有對14到18歲得減刑之規定，致另須以少年法為解決。而日本少年法的適用對象，為14到20歲的未成年人，且即便觸犯刑法，也以家事裁判所的保護處分為原則，而以移送檢察官來訴追為例外，此被稱為逆送程序，就凸顯少年法是以矯治而非懲罰之目的。
惟隨著少年犯罪手段的兇殘化，對少年犯以保護優先之原則，逐漸出現鬆動。如於2000年少年法修正，針對16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家事裁判所就應移送檢察官為偵查起訴，而滿14歲以上者，若涉及自由刑之罪，亦可由家事裁判所裁量是否移送檢察官。
甚至在2022年，為配合民法的成年人由20降至18歲，少年法針對所謂特定少年，即滿18未滿20歲的犯罪者，移送由檢察官訴追的範圍也大為擴張，保護處分反成配角；惟即便對少年犯處遇有走向嚴厲化之傾向，但未滿18歲不可處死、涉自由刑也得減的緩和規定，卻仍為少年法之主軸。
我國法的逆送制度
而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適用對象為12到18歲，並無日本特定少年的概念，故在台灣，即便犯罪行為時為18、19歲，因具完全責任能力，致無任何刑罰優待，這可比日本法嚴格。又依少事法第27條第1項，滿14歲的少年犯，涉及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事件繫屬後滿20歲，就不再由少年法院為保護處遇而移由檢察官訴追，除此之外，只要少年法院認定情節重大，仍得移送檢察官為刑事處分，如此的逆送範圍，不會比日本少年法小，更無16歲以上之限制。這也代表，沿用日本法制，實屬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感化教育才是問題核心
總之，即便是犯行兇殘的少年犯，還是得以特別預防為重心。惟目前刑法第86條第3項，即對未滿18歲犯罪者的感化教育，上限為3年，實完全忽視矯治的個別化，就有增加得延長且每年評估再犯風險之必要。同時對於感化教育機制，能否讓其誠心悔過而重返學校與社會，更該全面檢討，凡此種種，恐才是下屆立委必須深思熟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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