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4日三歲男童「剴剴」遭保母凌虐致死，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宣判，認定負責訪視的兒福聯盟社工陳尚潔具實質保證人地位卻怠於作為，依過失致死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此判決創下國內社工因個案離世而遭判刑的首例；隨後，全台逾30個社工職業工會與民間團體發起大規模抗議行動，號召數百名社工走上街頭，高喊「國家才是兒少權益保證人」，抗議司法與社會將系統性崩壞的責任全數歸咎於第一線基層個人。
回顧這起悲劇，剴剴當時正處於收出養媒合的過渡階段。在尚未進入收養家庭前，他被交由兒福聯盟合作的居家托育保母全日照顧。這段介於原生家庭與收養家庭之間的過渡照顧，最後卻成為社會安全網漏接他的地方。
《民報》深入專訪安置機構工作者，從第一線保育輔導員（下稱保輔員）的真實經驗出發，觀察所謂的社安網在現實中究竟是如何運作，又是如何在層層承接之中，於關鍵時刻漏接了這些孩子。
安置機構保輔員的一天 從下午一路工作到晚上
安置機構保育輔導員佩捷（化名）從大學社工系畢業後就投入第一線照顧孩童，今年已是執業第8年，她所服務的機構以3歲至18歲的孩子為主要照顧對象。她說，安置機構保輔員需要在第一線長時間陪伴孩子，雖然因勞動法規不再要求24小時待命，但實務上仍需透過同仁們彼此輪班，維持對孩子們的照顧服務。
她的工作日可能從下午3時開始，先開例會，接著接孩子放學，再陪伴洗澡、清洗餐盒、吃飯、寫作業、打掃、整理書包，直到孩子晚上9時30分就寢。晚上10時30分左右與夜班老師交接，23時下班後還要撰寫每日個案紀錄。隔天早上，夜班老師再叫孩子起床、吃早餐、送孩子上學。
有時下班後，隔天早上仍可能需要參加會議、上課，下午3時再繼續工作。她所在的「小家」滿人時可照顧6名孩子但在人力調度下，也可能需要代班承接其他「小家」的孩子。
從原生家庭被帶離 孩子先走「親屬安置」
佩捷指出，孩子進入安置體系，通常不是單一事件造成，而是長期問題的累積結果。常見情況包括原生家庭的不當對待與疏忽照顧，父母獨留幼兒在家，或是家庭暴力，孩子本身受暴或成為目睹暴力的「目睹兒童」。
當原生家庭無法成為孩子的保護力量，社會安全網就必須一層層往下接，從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到最後進入安置機構。
佩捷表示，當市政府主責社工評估孩子已不適合繼續留在原生家庭，就會開始尋找孩子周遭可以承接的資源。實務上通常會優先考量「親屬安置」，例如由祖父母、叔叔、阿姨等親人照顧，原因是希望孩子仍與原生家庭保持連結，也比直接送到陌生環境更容易建立穩定關係。
但並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夠承接孩子的親屬。佩捷說，有些孩子的父母入獄服刑，或身邊已沒有其他親人具有照顧意願與能力，年紀較小的孩子就可能進入寄養家庭，由經過培訓與評估的寄養家庭暫時照顧。
寄養不是終點 孩子長大後可能再進入安置機構
寄養家庭能提供的照顧也有其限制。佩捷指出，當孩子逐漸長大，進入青少年階段，可能出現情緒、行為或其他特殊需求，部分寄養家庭就會發現已無法繼續承接；如果主責社工進一步評估，原生家庭也沒有足夠資源讓孩子回家，或家庭主要成人已經過世，孩子就可能轉往長期安置機構。
她說，過去民眾熟悉的「育幼院」，現在多稱為安置機構。機構可能一路照顧孩子到18歲，部分也會持續提供大學階段的支持。對已經進入中長期安置的孩子而言，即使仍有原家聯繫，真正回到原生家庭的可能性往往不高，有些必須等到年紀更大、具備自我保護能力，甚至直到18歲成年結案。
而孩子能否被收養，也會受到年齡與性別影響。佩捷觀察，實務上較小的孩子比較容易被家庭接納，也存在部分家庭偏好女孩、認為男孩比較調皮的現象。當孩子年紀越大、進入青少年階段，能夠承接的家庭與資源就可能越少。
孩子不只經過一個地方 安置過程可能一再轉換
孩子進入安置機構前，也未必只有一次安置經驗。佩捷說，孩子可能從緊急安置開始，再進入寄養家庭，之後再轉到不同安置單位，過程十分顛沛。
她身為安置機構保輔員，主要負責第一線照顧，通常會先由機構社工整理訪視報告、家系圖、入案原因及過去安置狀況，再由機構內部討論由哪位老師或哪個「小家」承接。當孩子有情緒障礙、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而原本機構的量能無法負荷時，也可能再轉到其他更適合的機構。
這也代表，社會安全網並不是單一單位，而是一條由主責社工、機構社工、寄養家庭、保輔員與其他服務單位共同組成的鏈條，只要其中一環人力不足，就可能增加整體承接壓力。
每個職位都很缺人 一人扛60個案
佩捷表示，目前安置體系普遍面臨人力不足，從第一線保輔員、機構社工到地方政府主責社工，都有缺人的情況。她所接觸的不同服務領域中，有社工一人負擔20至60個案件，案量相當龐大。
「如果背了很多案量，其實能夠做的就很有限。」她直言。
佩捷提到，剴剴案中的社工只是整個體系中被看見的一個人，但每一名社工背後都可能有大量案件。每一個孩子都需要被看見，可當一個人同時承擔太多案件時，能分配給單一孩子的時間與注意力自然有限。
當每一個孩子都需要被看見，第一線到底還剩下多少人？
佩捷表示，現在第一線不只是人力不足，也存在法律風險與工作負荷問題。只要服務了個案，就可能擔心未來發生意外時，自己是否會被追究責任，這已讓部分社工相當緊張。
「如果我們都走（離職）了，誰來替孩子發聲？」佩捷坦言，第一線工作辛苦，但真正讓她擔心的，是如果社工與安置體系的人力持續流失，最後受影響的仍是孩子。
她說，兒童是最容易先被高風險家庭取捨掉的，之所以需要保護性社工，就是因為孩子往往沒有能力替自己發聲，需要制度替他們保住基本的生存、照顧與成長權利，而當安置機構量能緊縮、社工流失，原本沒有家庭支持的孩子就可能沒有地方去。
「要照顧一個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佩捷指出，孩子看似只是某一個家庭的孩子，但要讓他平安長大成人，需要原生家庭、社工、學校、醫療、安置機構與整個社會一起承接住。
剴剴案之後，社會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哪一個人沒有做好」，也必須追問，當第一線的人力不足、案件量過高、責任不斷集中，下一個孩子又該由誰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