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林鐘雄經濟專欄】我讀林鐘雄的經濟思想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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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鐘雄經濟專欄】我讀林鐘雄的經濟思想史(上)

 2014-12-29 17:09
林鐘雄老師所撰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乃始於為教學需要所準備的教材。(財團法人台灣智庫、網路資料)
林鐘雄老師所撰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乃始於為教學需要所準備的教材。(財團法人台灣智庫、網路資料)

緣起

林鐘雄老師著作等身,在其豐富的學術著作中最為人所熟知者,大概要屬《貨幣銀行學》及《西洋經濟思想史》二書了。林鐘雄老師在貨幣理論與經濟思想史兩個領域皆有深厚的鑽研與修養。他所撰寫的這兩本教科書,在過去都曾風靡一時。尤其後者,在經濟思想史仍為各大專院校經濟學系必修課的那個年代,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經常是該課程指定的必讀教科書。林鐘雄老師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與寫作著力甚深,其在經濟思想史此一領域之成就與影響,在台灣的經濟學界中可說至今尚無人能出其右。

在民報主持的【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裡,已有彭百顯先生所撰的數篇佳文介紹林鐘雄老師的一生及其在推動台灣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貢獻,然尚未見有文章對其在經濟思想領域研究上的學術成就特別著墨。因此,儘管我對林鐘雄老師的認識絕大多數是透過私淑其著作以及為數甚少的報章報導,對其思想之詮釋肯定尚有管窺之虞,仍然選擇在此野人獻曝。一方面希望敬以此文感念林鐘雄老師曾鼓勵我以經濟思想研究為志業之啟蒙與深遠影響;另一方面,希望經由整理、記錄我對林鐘雄老師及其經濟思想的認識、並經由其著作與論述反思經濟學的本質與經濟學家的職志,或能讓更多人了解林鐘雄老師經濟思想的現代意義與重要性。

荒漠甘泉

若以今天經濟學界的標準來看,林鐘雄老師恐怕算不上是「傑出」的經濟學家。儘管著作等身,但沒有一篇文章是刊登在所謂國際重量級的經濟學期刊。即使以當時的眼光來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也經常被視為無足輕重。和其他大部份的台大經濟系教授不同,林鐘雄老師沒有外國名校博士學位的光環。他的最高學歷是台大經濟系碩士。但這位道地的本土學者卻為台灣經濟思想研究的傳承與發展成就了許許多多外國名校畢業的博士未能成就之事。長久以來,台灣甚少有經濟學者投入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林鐘雄老師在此領域的辛勤耕耘,為這片荒漠注入了一道泉湧不絕的甘泉。

今天,很多經濟學家已不再讀書、也不再撰書了。他們只讀學術期刊,也只寫期刊論文。誠然,林鐘雄老師也在期刊雜誌與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但內容多為針砭時事或為政策建言,乃出於讀書人悲天憫人的胸懷,而非為了拼業績、集點數以提升個人的學術地位。林鐘雄老師和今天許多的經濟學家一個很大不同在於,他是個真正的「讀書」人。他不但讀書,更寫書。透過寫書,尤其是經濟思想史領域的書,林鐘雄老師傳達的是理念,而非只是技術性的經濟學知識。技術性問題的處理雖不能謂不重要,但隨著社會經濟實情的改變,這類的意見多半很快地便被新的看法所取代,而理念則常是歷久彌新。

平凡中見不凡:簡介林鐘雄老師的經濟思想史著作

林鐘雄老師所撰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乃始於為教學需要所準備的教材。該書詳實地介紹了自重商主義起跨越四百多年近百位的重要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對一般讀者而言,相較於美國學者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 1919-2005)的經典之作《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林鐘雄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或許因為較少穿插歷史故事與經濟思想家的花絮而顯得較為艱澀,但我們不應當忘記後者有其特定的書寫目的。在該書的序言中,林鐘雄老師清楚地表明,他嘗試客觀忠實地介紹各個經濟學家的理論,並盡可能地避免加入個人的意見。這個看似平凡無奇的道理,在實踐上卻不容易。今日那些高舉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看不見的手」的大旗以主張自由市場至上的言論即為典型的例子。這類的言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亞當斯密主張自由放任的時空背景,片面地詮釋其思想,從而成了服務特定意識型態或掌握政經權力者自身利益的工具。林鐘雄老師一生信仰並捍衛自由之價值,卻從不盲目地援引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張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林鐘雄老師在其著作中曾於數處提及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以及小政府的主張,但每次皆謹慎地指出亞當斯密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背景,並以此為前提來解讀其理論的真意。

林鐘雄老師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可透過當代美國學者貝特克(Peter Boettke)的分類來理解。貝特克將閱讀經濟學經典著作的方式區分為工具性讀法(instrumental reading)及準確讀法(accurate reading)。前者乃是讀者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而讀,後者則是站在原作者的立場去讀。必須注意的是,這兩者並非相互排斥。工具性讀法應以準確讀法為基礎。林鐘雄老師治學嚴謹,儘管他個人對於經濟學之研究具有改善人們生活的強烈動機,但是在研讀及介紹各個經濟學家們的理論之時,他首先必採準確讀法,謹慎地避免因個人的動機與好惡而曲解作者的原意。正如他自己指出的:「無論如何偉大的經濟思想都不能跨時、跨地地移植,而須因時因地從事妥適的詮釋」。在理解原作者何以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形成某種特定的觀點後,林鐘雄老師才會進一步地採取工具性讀法。《西洋經濟思想史》一書大體上僅採取準確讀法,對於有興趣認識經濟學之人,不論是否曾修習現代經濟學理論,該書都有助於拓展對經濟學的視野。而對有志研習經濟思想史的學子而言,要紮實地修練經濟學人以及經濟思想史學家的基本功,該書則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必備好書。

除了《西洋經濟思想史》外,自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林鐘雄老師先後分別以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蓋布烈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及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為主題出版了四本專書。根據他在《米塞斯》一書的自序,哈葉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與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原也在其出版計劃之列,不過隨著兩年後突發的缺氧性腦病變導致的昏迷與其後的過世,這一系列的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思想家叢書的出版成了其未竟之志。林鐘雄老師為這四本書各下了一個副標題:《凱因斯─經濟思想再出發》,《熊彼德─經濟社會思想新定位》,《蓋布烈斯─富裕社會的迷思》,以及《米塞斯─經濟自由主義的先知》。簡短一語便畫龍點睛地指出了這四位經濟學家理論的精髓,這幾個副標題也可說是林鐘雄老師對這四位經濟學家各自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定位。

林鐘雄老師曾自比其《西洋經濟思想史》一書就像即溶咖啡,因為該書涵蓋的經濟學家中有多位他未曾研讀過其原典,乃為教學需要透過二手文獻急就章而成。若借用這個比喻,他後來出版的幾本經濟學家專書,則像是用研磨的咖啡豆煮出來的咖啡,濃郁自不在話下。在出版這幾本書時,林鐘雄老師對這幾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都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對這些經濟學家的評析與見解皆是經過長時間沈澱和淬鍊後的深刻之作。在這四本書中,林鐘雄老師以前述的準確讀法為研究的基礎,而後穿插諸多的個人評論,並進而探索這些經濟學家的理論能對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值得一提的是,這幾位經濟學家中,除蓋布烈斯外,貨幣理論皆在其經濟理論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凱因斯及米塞斯對經濟體系的建構乃始於貨幣理論。林鐘雄老師一來透過這幾位經濟學家的著作習得當時在西方經濟學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幾個貨幣理論,二來透過他自己長時間在理論上的鑽研以及在實務政策上的參與,最終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對這幾位經濟學家貨幣理論的分析與評論有獨到之見解,因而這幾本書不但是對經濟思想史有興趣者不可錯過的好書,對有志研究貨幣理論與政策者亦為值得一讀的佳作。

偉大的經濟學家因何而偉大?

林鐘雄老師刊行的二十世紀偉大經濟思想家系列專書中的這幾位經濟學家並不屬於同一個學派,他們的經濟理論與分析方法有時甚至相左,令人好奇的是,何以在林鐘雄老師眼中他們能同時並列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從林鐘雄老師的書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幾位經濟學家有幾個共同點。我們或可以說,這些共同點乃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共有的特質,至少在林鐘雄老師的視野中如此。限於篇幅,在此僅指出最顯而易見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這幾位被林鐘雄老師視為偉大的經濟學家都不是學院派理論型的經濟學家,而是入世的經濟學家,他們建立理論體系的主要動機乃是為了理解真實世界裡的經濟問題,並為其提出解決之道。固然這些經濟學家各自因為提出創新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而在經濟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但少了這個入世的特質,他們或許只能算是經濟學說史上的巨匠,而稱不上是經濟思想史上偉大的經濟學家。從對真實議題的關懷出發,這些經濟學家各自提出了經濟理論理來處理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裡最重要的經濟問題。

林鐘雄老師在其早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曾如此寫道:「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莫不以當時的經濟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為其重心」。接著,在評價亞當斯密、馬克斯及凱因斯三人為經濟學家中最為突出者時,他認為「關心經濟問題,且積極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對策,從而展開其理論理體系」是此三人和其他塑造經濟學發展的經濟學家之共同點。林鐘雄老師據此主張經濟學乃以經濟問題為其重心。乍看之下,此語平凡至極,甚至令人有些不解。難道經濟學家的工作不就是研究經濟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嗎?細細咀嚼,林鐘雄老師這看似平凡無奇之言,其實富有深意。今天,並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在鑽研真實的經濟問題,實情是,許多經濟學家(更精確地說是經濟學者,亦即以研究或教授經濟學為職業者)經常將他們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在分析虛構的經濟議題上。更不是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能力、或是有意願積極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對策。

林鐘雄老師這個關於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的觀點其實把我們帶領到一個關於經濟學本質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當代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教育希冀尋求突破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前段的引言其實涉及了兩個不盡相同、但密切相關的問題。首先是關於經濟學的本質是什麼的問題,其次是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對策是否是經濟學家的職責。以下分就兩者加以討論。

經濟學的本質

經濟學是什麼,或者經濟學的本質為何,是一個比經濟學的定義更寛廣的問題。要回答經濟學是什麼並不是件易事。對於這個問題,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答案,即使是同一時代的經濟學家也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既存見解的繁多並不是處理這個問題的最大困難,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大難處在於我們時常混淆了究竟是要以一個實然或應然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從字面上來看「經濟學是什麼」顯然是個實然的問題,大體上只要從觀察與歸納經濟學家們都在做些什麼即可回答。不過許多經濟學者在探索「經濟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時,卻往往將實然問題的答案賦予應然的約束力,亦即在宣稱經濟學是什麼之時也悄悄地將其視為經濟學應該是什麼。然而,應然的問題無法從實然找到答案。用觀察和歸納的方法只能得知過去的經濟學和現在的經濟學在做什麼,如果經濟學要突破現有的困境就不能迴避思索經濟學應該是什麼樣的一門學科之問題,而這個問題無法僅由經濟學自身來回答,而必須涉及哲學的討論。

不幸的是,今日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不願承認「經濟學應該是什麼」是個應該討論的問題,而情願相信我們只能由這個學科「自然」發展的結果來定義經濟學是什麼。於是,從空洞的當代經濟學裡就只能歸結出虛無縹緲的答案。誠然,林鐘雄老師探討經濟學的本質時,亦是基於歸納歷史而得出結論,但與現代許多學者不同的是,他不將眼光侷限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他所觀察的對象乃經濟思想史上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因而當他宣稱經濟學以研究真實的經濟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為重心時,他的著作及主張有著應然規範層面之論述與省思的大格局。

林鐘雄老師的寫作風格向來溫婉,在其著作中甚少有批評其他經濟學家的刻薄之辭,但敦厚如他也忍不住這麼寫道:「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經濟學家老是躱在象牙塔裡,其著作常與社會脫節,使一般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不斷低落」。以研究並解決真實經濟問題為出發點是林鐘雄老師對於經濟學的本質應當為何的見解。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身體力行地為這個見解提供了最佳的詮釋。

依個人淺見,台灣經濟學研究與經濟學教育當前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論文的質與量無法與外國頂尖名校相比,也不在於研究方法跟不上國外最新發展的腳步,更不在於經濟學教授與學生們的能力不足,而是在於我們不曾認真思考經濟學的目的與經濟學家的角色;我們隨波逐流地在外國學者對經濟學設下的框架內思考,我們盲目地對能夠在國際期刊發表晦澀難懂卻不見得有實質意義的論文的經濟學家予以尊崇,卻不思以致力於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為典範。作為直接的結果之一便是大量的經濟研究與學術論文並不是從認識並解決台灣當前面對的重大經濟問題出發,這也間接地造成了台灣經濟當前的困境。台灣要想突破經濟困境,經濟學的研究與教育要能追隨良好的典範至為重要。

讀經濟學,所為何事?

關於「積極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對策」是否為經濟學家的本職,在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們之間是存有極大爭議的。此問題又分為兩個層次。其一為經濟學的結論是否足以讓經濟學家對政策提出建言,其二為經濟學家是否應對政策問題保持中立。

關於前者,答案是明確的,經濟學的理論皆是在諸多的假設下構建或虛構的,其結論只有在所有假設條件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為真,因而直接將理論的結果套用在實際的經濟問題上是危險的。但這不代表經濟學家因此不能對解決經濟問題提出對策。重點在於建構理論之時須以觀察社會實情為出發點,而在提出對策時則必須針對真實的經濟情況妥善加以修正理論。修正理論使其能夠真正有用乃為主要困難所在,也是最需要用心琢磨研究的。

要解決真實世界裡的某一經濟問題所需要的不僅是經濟知識,還有關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重面向的認識,以及價值的取捨。因而解決經濟問題不可能是經濟學家僅憑經濟學知識就能獨立完成的任務。但是維持科學的中立性卻為多數經濟學家提供了迴避面對現實的最佳藉口。今天,由於大學裡的經濟學家們不再以解決經濟問題為其主要職志,因此,理論也不再需要受到能否解釋並解決真實經濟問題這個標準的嚴厲檢驗。理論的好壞不再取決於能否幫助理解並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而是取決於模型的複雜與精妙程度。不過,理論與實務的脫節本身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誠如一段林鐘雄老師轉引他人之言所形容的,經濟學家「在面對著瀰漫於真實世界之金錢事務、強盜、貪婪及貪污的混亂狀態時,其理論及法則只不過是一種無害的文丐」。最可怕的是,少數握有權力的經濟學家不僅未能認識這種在不以解釋或解決經濟問題為前提下所發展出來的虛無經濟理論根本不可能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卻還將理論強加於政策,以致禍國殃民。

至於經濟學家是否應維持中立的問題則牽涉到經濟學本質為何的問題。經濟學於二十世紀初逐漸擺脫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由於經濟學中諸如價格、商品數量等許多題材原本就容易以數字表現,再加上科學主義的抬頭以及冷戰期間的政治因素,數理模型和計量模型便以一種客觀的、不含個人價值判斷的科學之姿攻佔了以美國為首的多數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界。經濟學既被視為一門科學,則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理當維持中立,並且應當以數理或計量模型等「科學」的方法從事經濟問題的研究,否則便算不上是傑出的經濟學家。誠如林鐘雄老師所描述的,即使擁有柏克萊大學博士學位、曾於哈佛經濟學系任教、並長期對美國經濟政策有重大影響與貢獻的加裔美藉經濟學家蓋布烈斯,只因不採取主流的、被視為科學的數理方法研究經濟問題,他在同儕之間便難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獲得尊敬,少數人甚至認為他不值得被冠上經濟學家的頭銜。在許多經濟學家醉心於不著邊際的數理模型、卻不再以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為職志的今日,蓋布烈斯的遭遇讓人讀來覺得格外諷刺。

在研究方法與議題上,林鐘雄老師的經濟學與時俱進。但在經濟學的目的與本質,他卻承襲了經濟學一詞的古典意義,亦即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民、利用厚生」之學。這個古典意義的實質在東方與西方世界中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是古代中國文人對經濟一詞的理解,這也是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亞當斯密這個傳統中的意義,因而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的理體論系中乃成其道德哲學的一部分。讀經濟學究竟所為何事?林鐘雄老師畢生致力於台灣經濟的自由與繁榮,他以一介經濟學家的身分為「經世濟民」之學的真意做出了最佳的詮釋。

二○○七年爆發的金融海嘯迫使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學者開始省思當代經濟學出了什麼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許多學者開始重新思索學習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重要性。向來跟隨西方潮流的台灣經濟學界或許也會因此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習開始重新給與重視。在我看來,學習經濟思想史與否本身並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一個研習經濟思想史之人不能從經濟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反思經濟學的本質與目的,學習經濟思想史的益處有限。更糟的是,如果斷章取義地把過去經濟學家的理論胡亂套用在今日的情勢,那麼學習經濟思想史不但不能有所助益、甚至會有害。學習謝世的經濟學家們過時的理論絕非學習經濟思想史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在這個混沌的時代中重新省思經濟學的目的與價值,以找到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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