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三線建設時代的愛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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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三線建設時代的愛與痛

王小帥《薄薄的故鄉》

2018-05-15 16:30
從故鄉缺失的「三線子弟」,到從福建電影製片廠,不辭而別的「下海」者;從沒有北京戶口的第一代「北漂」,到署名「無名」的地下導演……漂泊、尋根、脆弱的個體,長久佔據著他的鏡頭。(王小帥,圖/維基百科,CC3.0 by作者Siren-Com)
從故鄉缺失的「三線子弟」,到從福建電影製片廠,不辭而別的「下海」者;從沒有北京戶口的第一代「北漂」,到署名「無名」的地下導演……漂泊、尋根、脆弱的個體,長久佔據著他的鏡頭。(王小帥,圖/維基百科,CC3.0 by作者Siren-Com)

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獨立電影人王小帥的很多電影,都以「追憶似水年華」為主題,正如《扁擔.姑娘》主題曲所詠唱的:「你還能夠留下些什麼?是散落的白紙片。你愛的天堂裡面,請來聽我唱首歌。」

1966年在上海出生的王小帥,從小跟著父母各地輾轉,因為父母身不由己地成為「三線建設人員」,剛剛出生四個月的時候,他就被父母帶到貴州的山寨之中。兩天兩夜的火車,如同從現代世界倒轉車頭,開回蠻荒的中世紀。從故鄉缺失的「三線子弟」,到從福建電影製片廠,不辭而別的「下海」者;從沒有北京戶口的第一代「北漂」,到署名「無名」的地下導演……漂泊、尋根、脆弱的個體,長久佔據著他的鏡頭。王小帥雖然已經不再是孩子,卻喜歡用孩子的視角和成長的故事,來拍電影,如:《十七歲的單車》和《我十一》直接使用主人公的年齡,作為名字。

王小帥還記得小時候家中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台紅燈牌收音機。父親經常用這台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的節目,那時候收聽「敵台」是不允許的,因此父親將整個人趴在收音機上,用極小的音量收聽著那來自遙遠地方的聲音。「信號時常被干擾,但父親不顧這些,饑渴地捕捉著那些時常冒出來的漢字,這些漢字組成和傳達的意思和平時,聽到的是那麼的不一樣,這一切都造成了強大而詭異的氣場,有一絲恐怖,又有一絲激動。」這種刺激的感覺遠遠超過今天網絡上的「翻牆」。

稍稍長大一點,王小帥成為這台收音機的第二個使用者。等全家人都睡覺了,他悄悄打開收音機,將音量調得更小,收聽每晚九點的「英語九百句」,以及緊接著的馬克.吐溫長篇小說《湯姆.索亞歷險記》的連播。他在自傳《薄薄的故鄉》中描寫那時的場景:「這一切現在想來是如此的不真實,在七五年左右的中國,在偏遠到大部分都不知道它存在的山溝裡,一個少年,在夜深人靜的時刻,耳朵貼著紅燈牌收音機,屁股翹得老高,極力捕捉著每一個穿過干擾而來的異國之音。」

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說過:「請勿去做凱撒,請勿迷戀紫色,此事並不鮮見。過簡單的生活,純潔嚴肅,真誠自然,做正義的友人,虔誠善良,慈悲為懷,不懈工作。勿讓未來驚擾你,你終歸要抵達未來,若你必將抵達,請保持你現今擁有的智慧。萬事皆同,體驗相近,轉瞬即逝,其構成如糞土;如今之人即我們昨日埋葬之人。」在平和安祥的山溝裡,王小帥也形成了這種「靜觀其變」的世界觀。變局不期而至:1976年,他一次次看著廠裡黑壓壓的人群,聚集在各種空場上收聽迴盪在山谷裡的壓抑的哀樂,然後孩子們踩著路上用墨汁寫就的巨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幫」的名字。毛澤東終於死掉了,獨裁者的葬禮,成為自由的先聲。

我比王小帥小7歲,我與他有相似的經歷,偷聽《美國之音》等外台的節目,是我們精神啓蒙乃至思想叛逆的第一步。我們的童年記憶還有更多相似之處:王小帥在貴州生活了13年,我在四川生活了18年,貴州和四川都有辣味的美食,都有潮濕而青蔥的景物。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長大後成為陳景潤那樣的科學家,但我們都不具備理工科的天賦,那些會解數學難題的同學,讓我們羨慕不已。我們都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廠礦大院」當中長大的,看露天電影是難忘的經歷,以後去高級電影院,再也找不到那種興奮感了。

三線建設本身就是巨大的災難

王小帥的代表作是「三線建設三部曲」:《青紅》、《我十一》和《闖入者》。每個人的童年都決定著他的未來,尤其是藝術家。三線建設是文革的一部分,講述這一段歷史,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明知故犯的禁忌。被電影檢查官剪去很多場景和對白,是中國電影人必然遭受的磨難,而此類藝術電影或知識分子電影,不受票房的青睞,又是其與生俱來的特徵。中國人自稱以歷史為信仰,偏偏最不關心什麼是歷史真相——剛剛過去半個世紀的影響數千萬人生命歷程的三線建設,歷史學家似乎極少研究,王小帥是第一個將其搬上銀幕的電影導演,他如此回憶那段痛並快樂著的日子:「從1966年到貴陽,到1979年離開,13年。人們總是奇怪我為什麼對於這段時光,如此看重,而更多的人,其實對於自己的少年時光早就淡忘了。

我的理解是,對於很多三線子弟來說,那個時間和地域太封閉了,他們的身份也太特殊了,那麼多年,他們就像一群抱團取暖的人,因著同樣的命運生活在一起,構成了與外界不同的生命記憶。特別是對後來離開的人來說,那一段生活就像一罈老酒,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裡它突然被封存了,以至於後來風風雨雨都與這段記憶無關,它是屬於三線人自己的秘密。」王小帥的電影,彷彿就是打開那扇神秘之門的鑰匙。

所謂「三線建設」,是指中國政府從1964年到1980年間,進行了一場大型計劃,為避免集中在北方和沿海地區的工業,受到美國和蘇聯的致命打擊,將一部分工廠遷到內陸最偏遠、最不宜人居住的地點。「三線」是一個軍事地理名詞,範圍包括雲貴川等西南三省、陝西、青海、甘肅烏鞘嶺以東、寧夏等西北四省以及京廣線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區,以及廣西的河池地區,和山西雁門關以南地區。

三線建設的規模非常驚人,內陸設立了大約一千八百家工廠來進行戰備作業。在1964至1971年之間,中國的工業投資約有三分之二投入該計劃,文革的主要經濟政策以它為主體。歷史學家馮客在《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一書中指出:「如此大規模的計畫,即便規劃良好、執行周全,也仍需要耗費鉅資,因為地點偏遠分散,而且高山上和狹窄谷地裡的地形。都很崎嶇。計畫匆促執行、瘋狂趕工,而且是在大災難即將來臨的氛圍中進行的。」光是因為支援三線建設而損失的生產力,就耗費了國家數千億元。

馮克進一步批評說:「這可能是20世紀以來,一黨專政國家在資金分配上,造成最大損耗的案例。就經濟發展而言,三線建設是僅次於大躍進的一場災難。」最不可思議的一個例子就是:川東造船廠處於重慶市涪陵區靠近長江的山區內,在70年代建成投產後負責生產常規動力潛艇。然而,潛艇生產出來後,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潛,需要有駁船拖至兩千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長江口,才能下潛。

三線建設的想法,是毛澤東這個知識結構有嚴重缺陷的統治者,異想天開的結果。然而,在中共一人獨裁的權力模式下,無人敢表達反對意見,於是數千萬計的民眾被裹挾在此洪流之中。美國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探討了巴伐利亞的建設、蘇維埃的集體農莊和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為什麼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國家在制定發展規劃時該如何行事?他的答案是:國家在發展規劃中,忽視了發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忽視了地方的傳統,將複雜的發展項目簡單化,從而導致這些項目的失敗。可惜,斯科特的著作未能研究中國的三線建設,否則這個個案的荒誕、浪費、專橫等特點,一定讓他嘆為觀止。

命運的失敗者也有尊嚴

王小帥的父親原本是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卻因為妻子工作的上海光學儀器廠,遷往貴州,為了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事業,成為三線技術人員的家屬。在工廠,因為專業不對口,一度在工會做資料登記工作。後來,調到貴陽京劇團,再後來參加軍隊文工團,才得以舉家遷往武漢。多年後,他回憶說:「像現在小帥講的精神財富,那是對他的職業,普通人哪裡有這個啊,這對編劇是一種財富,但是對國家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啊,修多少路、多少廠子呀,現在多少都空了。這是人為製造的大移民啊,現在是好點了,可以實事求是說一說,我們國家,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而王小帥的母親,一名哈工大畢業的高材生,優秀的羽毛球運動員,也是工廠的高級技術人員。然而,隨廠遷居貴州山寨之後,她成了一名「物質恐懼症患者」,被物質擊垮了。和丈夫的天馬行空不同,為了維持這個家的正常運轉,這位職業女性被逼著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戰鬥。王小帥寫道:「除了上班下班這一規定動作,她的一生就是圍著菜市場和廚房戰鬥的一生。」

獨裁者的意志宛如滔天巨浪,而普通民眾就像是沙子,沖到哪是哪。王小帥的父母跟大部分三線建設人員一樣,跟王小帥電影中的那些身不由己的主人公一樣,是命運的失敗者。有些人,失敗了,就如罐子破摔,外表上不修邊幅、邋邋遢遢,內心裡也一片荒蕪、麻木冷漠;有些人,雖然失敗了,仍然保持和捍衛僅有的尊嚴,無論條件如何艱苦,也要保持外表的整潔乾淨、有條不紊,內心裡更是一塵不染、透明亮麗。我有一位忘年交,就是北大生物系教授姚仁傑,他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送進勞改營,他雖然只有一件白襯衣,每天都要洗得乾乾淨淨,以至於管教幹部諷刺他說:「你以為你還是北大老師啊?」

王小帥的父母也是這樣的人,即便腰被壓彎了,但永不放棄希望。王小帥在書中寫道:「父親談得最多的就是尊嚴,他始終表達著對個人、對生命的尊重,以及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他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那時,下班之後,同事常常會聚在一起吃飯、喝酒、唱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唯獨王小帥的父母永遠都扭扭捏捏,扮演著其中那個讓大家掃興的角色。王小帥的父親每次都重複那些話,比如你們先進啊,都是革命歌曲啊,我一個都不會啊。被逼急了,最多唱那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而且只唱到「如果有人來問我,這是什麼地方,我就驕傲地告訴他,這是我的故鄉」那幾句,每次「戛然而止」,後面歌頌毛主席的部分堅決不唱。

王小帥感嘆說:「父親這種明目張膽的反動,現在想起來實在是奇異而大膽的,而且並不是偶然為之或者一時衝動,反而是有理性地一以貫之的。」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人們都成為林昭、顧準、遇羅克、劉曉波那樣的反抗者,「沉默的反抗」或者「消極的反抗」的方式,同樣值得尊重。如果大多數人都不唱革命歌曲,也就是所謂的「紅歌」,薄熙來和習近平還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嗎?

了追尋自由,一個人可以奔跑多遠?

在故鄉情結過於濃重的中國,「薄薄的故鄉」或者「游移的故鄉」或許是另一種自由、另一種幸運。王小帥先是考上中央美院附中,想當畫家,後來畫家夢斷,轉而愛上電影,考上電影學院導演系。1989年畢業後,基於那一年的特殊背景,他被分配到遙遠的福建電影製片廠,這是一種隱形的懲罰。

當時的電影生產是計劃經濟模式,每年拍攝的電影都有國家統一製定指標,福建是個小廠,一年只有一個指標,拍好拍壞一錘子買賣。廠領導不敢冒險讓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拿走這個指標。有一次,廠長在會議上說,年輕人要想獨立工作,還要鍛鍊5年。王小帥一聽這個清晰的信號,就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廠長話音還未散盡,他就站起來離開會議室,然後來到自己的宿舍,用兩三分鐘收拾了一個背包,轉身鎖上門,將鑰匙交給鄰居並告訴對方說:「我要回北京,可能不再回來了。」

王小帥不能付出等待5年的代價,因為即便一個藝術家可能很長壽,但其藝術生命,通常遠比其生理生命要短。他寧願失去體制內安穩的職位和薪水,也要去尋求藝術創作的自由,否則就來不及了。

真正的生活往往在別處。在電影《青紅》裡,小珍和青紅有一段對白。小珍說:「我們為何不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呢?也許那生活就在很遠的地方。」王小帥在這本回憶錄中感嘆說:「我不知道如今已經年近半百的小珍身在何處,也許還在電影發生的地方,在某一個夜晚進入夢鄉之後,她還能回到她那遙遠、依稀的故鄉,抑或是她早已成功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又在某一個夜晚,懷念著她三線的故鄉。」現實總是比想像中的還要殘酷,一個人由少年進入成人世界,絕對不會是「花季雨季」,特呂弗的《四百下》、小栗康平的《泥之河》、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包括陳果的《香港製造》,都在反復印證相似的命題。

王小帥電影中的主人公,或者自殺,或者去國,用電影評論人程青松的話來說:「王小帥始終在運用自己的電影視野,觀照我們這個時代中那些被異化,感受到異化或者拒絕異化的人。」

沒有自由的藝術不是藝術,沒有自由的電影也不是電影。在中國,最好的電影都是地下電影,而王小帥的大部分作品都處於地下狀態,不可能通過官方的檢查,順利進入院線。王小帥的力作《冬春的日子》被BBC評為自電影誕生以來的一百部佳片,也是唯一入選的中國影片。猶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名字,在中國不為人所知,《冬春的日子》也是「牆內開花牆外香」。

王小帥用電影來記憶、反思、懺悔和批判,他從三線建設,進入文革歷史,提醒觀眾文革並未遠離中國,自由也並未降臨中國。他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指出:「一種非理性的狀態,一種群體式的運動,不管形成在哪個階段,一旦成了趨勢,形成的就是對未來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氣場,形成之後就很難改變。我不知道它有多遠,但每時每刻都要警醒它、注意它,不要過度挑動群體的神經,要讓理性起作用。而這樣的努力都是在維護一件事情,使我們的生命免遭傷害。」

在習近平的畫像和語錄堆積如山的今天,王小帥的努力顯然沒有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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